寻觅妈妈的足迹——我的妈妈
1988年6月3日我与父母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合影。
2018年的6月3日是我到澳洲整整三十年了。
我还是记得我离开上海的那一刻，父母与我在虹桥机场的合影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间，同时那一刻也是我与妈妈诀别的时刻，在我走进候机楼回头的那一瞥就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眼。
妈妈与我分别已有三十年了。
当我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只能到坟前去与她相见了。
1994年12月我第一次祭扫妈妈的坟。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奶奶喜欢大孙子，妈妈喜欢小儿子。
我们家没有奶奶，妈妈喜欢我这个小儿子是挺自然的，而且我与父母整整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七年，妈妈对我到关怀是刻骨铭心的。
从我能记事开始，总觉得等待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刻，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刻，尽管我有奶妈的照顾，仍然感到能与妈妈亲昵才是最开心的。
记得那年应该是1956年妈妈去医院做手术，住在吴淞路上的第五人民医院，好像是姐姐带我去看望妈妈，当我见医院院子里的妈妈，那个兴奋劲是无法形容的。
妈妈与我在虹口公园。
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妈妈出去，尤其是她单位有活动总会带我去，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开心。
现在我也会想起这些，我总觉得我比我的孩子们有福气，尽管我的童年相比他们物质上很清贫，但很愉快，很幸福，因为有妈妈的陪伴，真的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和妈妈一起荡舟。
我读书后，工作后，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
尤其是在1983年的初夏，我得了重症肝炎，生命垂危，妈妈束手无策，流着泪切了33块肉扔了，只是为了应“三十三，乱刀斩”的民间传言，能让我免灾去病，可这是完全违背妈妈不信鬼神的本意。
但是她为了儿子的生命也就这样做了。
后来我在医生和家人的治疗和关怀下痊愈了，但让我从妈妈身上看到母亲的伟大。
妈妈和我在鲁迅山前。
我88年来到珀斯后，这里是全世界最孤独的城市。
那时没有网络，所以联系都靠电话与信件。
电话费是很贵的，通往中国的电话还从我们来到以后由每分钟2.5澳元涨到3.25澳元。
而我在那时拿到的工资才每小时2.5澳元，还经常找不到工作。
我当时没啥钱，只能在周末与家里通一次话，报个平安。
其余的只能靠写信了，妈妈给我写了好多信，她的来信犹如沙漠里的甘泉，滋润着我一个海外游子的心。
我也渴望着哪天回国能见见妈妈。
可惜妈妈竟在1990年她生日的那天去世了。
我是在12月8日与家里通话才得知这噩耗的，当时我抱着电话机就嚎啕大哭，我哭妈妈的去世，也哭自己的孤影孑立。
我在12月1日还与妈妈通过话，那天是星期六。妈妈居然在星期一就永远离开我们了。
妈妈去世后，姐姐给我一些妈妈的遗物以作留念，有一顶绒线帽和一支金笔，后来还陆续得到一些妈妈的旧照片和证件。
我总想哪天我要用这些再拼写出个妈妈来。
我的太外祖母张陈氏
在我的印象中，我外公是在上海的老城厢里长大的，是否遇到过小刀会就不得而知了。
外公的妈妈张陈氏他们是从江苏溧水出来的，一般溧水人在上海都操持老虎灶。
城隍庙福佑路上有家老虎灶就是外公家亲戚开的，妈妈在世时我们两家仍有走动的。
外公从小就被我们的太外祖母送进了附近的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在美孚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不错的差事，但必须四处奔走。
外公娶了太外祖母娘家兄弟的女儿即他的表妹，这样外婆就又成了一个新的张陈氏。
我的外公张葆荪。
外公和外婆在哪里成亲的，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婚姻的第一个结晶，我妈妈是在湖南长沙出生的。
妈妈的生日是1922年12月3日，她被取名为湘芙，又是地名又是省花，充满着浓郁的湖南味，妈妈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湘妹子。
湘女多情，妈妈与爸爸的姻缘有何等浪漫与激情，我也不得而知且已过去，可妈妈对我们子女的母爱去处处皆在，深深刻心，时时浮现。
这是我保存的一张妈妈最早的照片。
由于外公外婆是近亲结婚，他们的子女几乎都是少年白头和经常口腔溃疡，甚至延至第三代，第四代，我家小稻草出生时就带有一根白发。
妈妈看到孙辈们口腔溃疡的痛苦时刻总会自责是自己给孩子们带来病痛。
这些事情是否是遗传上因素还有待证实，但是从我们家族的统计来看是可信的。
妈妈书写的在武汉的简历。
妈妈在长沙的日子应该很幸福的，她是第一个孩子，父母的宠爱聚一身。
大舅是1925年才出生的，二舅要到武汉才出生的。
原先听二舅的老岳父讲过，他记得1930年红军彭德怀打长沙的事，我们一直以为外公他们那时也在长沙，因为，外公的亲家是美孚油行的厨师。
今年我翻到妈妈亲手写的在武汉读书的简历，才知道妈妈在1929年就在武汉上学了。
外公与他亲家并非同一时间从长沙搬到武汉的。
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妈妈在武汉待了几近十年，从小学到中学也换了好几所学校。
从她嘴里讲的最多的就是湖北国立十二中，倒是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后，1938年12月在流亡途中四川省长寿县筹建的。
光复后迁回武汉，改为武昌第一中学，即现在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妈妈与同学在校园里，中间的是她。
武昌市第一中学，国立十二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有着百年变迁的老学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生要数赵紫阳了，他也有从河南到武汉读书的经历。
国立十二中妈妈她们的校友则数美籍华人作家聂华玲，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尼克松访华后，妈妈她们的聚会中。
我记得妈妈有同学张慧敏阿姨在北京，谢怡冰阿姨在上海，曹玉兰阿姨在昆明，流亡中的国立十二中为她们结下难忘的友谊。
妈妈与同学在校园里，右后一位是她。
妈妈是在1935年上的中学，先在心勉女中，后来又去了市一女中。
那个时候由于妈妈是老大，外公经常出差，外婆不善交际，妈妈就当仁不让地成了家里的一把手，家里钱财归她管，外婆买汏烧和带孩子。
妈妈在学校的书房里。
妈妈在学校的日子是幸福的，外公挣得多，妈妈的口袋也是满满的。
她的成绩很优秀，写得一手好字，相当流利。
妈妈在老年时还能朗朗上口地背诵《古文观止》里的不少经典篇幅，真正的童子功啊。
她的体育也很好，能骑自行车，而且能从左右两边上车，这我是怎么也学不会从右边上车的。
妈妈还作为学校童子军的代表，从武汉乘船到南京接受蒋委员长的检阅。
那年我去台湾，大舅说妈妈去南京是庆贺蒋先生的五十大寿，可能是华诞。
因为蒋先生的正日子是1937年的10月31日。
离南京沦陷没两个月。
那妈妈去南京应该是1936年的秋天，在西安事变之前，我想那时她应该在市一女中读书。
这张照片经过我们兄妹五人的辨认，妈妈应是最左边低头那一位。
七七事变后，经过淞沪会战，南京失守，日军紧逼武汉。
1938年春夏之交整个武汉地区的军民同仇敌忾，抗日气氛十分高涨，妈妈她们这些学生都积极加入歌咏队，在音乐家冼星海的指挥下，行进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里，高歌“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迸发在长江。
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
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就在那时她的一位堂哥去了延安。
听妈妈讲在那些日子里，全体民众抗日情绪激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连拉黄包车的车夫也会扯下自己手指上的金戒指，捐去买枪买炮买飞机，打东洋鬼子。
妈妈的歌咏队在江边码头。
武汉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妈妈也在流亡的路上转学到为湖北籍学生组建的国立十二中，那已是1939年7月的事了。
流亡路上的难民，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但是流亡路中的学生是十分努力的。
最为脍炙人口就是西南联大，它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顶尖的人才。妈妈在流亡路中完成了她的中学学业。
这是爸爸妈妈离开重庆时与外公后外婆还有二舅和小舅舅的合影。
外公的公司也搬到了重庆，妈妈中学毕业后就在重庆轮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
我大学同学周惠本他家好像有这公司的股份，珀斯MARRY邓她朱姓娘家也是轮渡公司的股东，也就是说妈妈为他们两家打过工。
后来同是下江人的爸爸找到了妈妈，他们在1941年结了婚，随后有了大哥和大姐。
据说他们新婚后安家在市中区文华路，所以大哥和大姐分别取名为培文和培华。
那条路我1980年到重庆时二舅带我去走过，记得有不少由花岗岩建造的楼房。
我当时住在青年路4号，路口有座解放碑，妈妈讲原先叫精神堡垒，1945年8月15日庆祝抗战胜利就在那里举行的。
等待拆除的汉阳路114号。
抗战胜利了，爸爸妈妈携家带口一家共十三人乘飞机来到了上海。
他们在虹口区汉阳路114号安了家，妈妈甚至在那里去世的。
妈妈在这里生了二姐，至于有啥工作，我没有任何信息。
大舅也在这里结婚的。
1949年初妈妈怀着二哥，带着大哥大姐和二姐，跟着爸爸随国民政府南迁到广州。
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严家淦要爸爸去台湾，条件是把大哥大姐留在大陆，只能带妈妈和二姐走。
爸爸没有答应，就举家去了重庆，且在那里生了二哥。
后来爸爸妈妈又决定会上海，大约下江人还是喜欢下江，哪怕是喝四川人的洗脚水也要回上海的。
这次回程可没有飞机乘了，倒是下水的江轮也快，不讲千里江陵一日还，没几天也到了上海，又回到了汉阳路114号，直至他们生命的尽头。
51年9月我出生了，妈妈做完月子就去一家叫强生化工厂上班，后来这家厂又公私合营成了马江晒图纸厂。
家里倒是有奶妈照顾我，还有一位叫刘妈的帮着做饭。
妈妈那时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她空闲时间也会出去旅游。
爸爸妈妈在杭州六和塔。
妈妈的毕业照。
妈妈工作很努力，还在昆山路上的财经学院念了几年夜校，毕业后在厂里同时担任会计出纳整整八年，没有短过一分钱。
妈妈的听党课证件。
其实妈妈在政治上也是很努力的，那时叫争取进步，但是她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她的大弟弟，我们的大舅随国民党空军撤退到台湾去了，因此妈妈所有的亲属包刮我们在入党入团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
妈妈甚至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了，最后还是被收回去而拒之门外，这确实是是令人心寒的。
妈妈也曾是向阳花。
下放干部证。
尽管妈妈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但是在关键时刻总是被欺负。
1958年她与同为科室人员的陆美英阿姨居然被作为干部下放劳动的对象到上海郊县当了两年农民，其实能左右妈妈她们命运的干部她们厂里多得是。
文化革命期间又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但是她还得在业余时间去教会领导信任的新人如何做会计，好多时候那新人还上我家来请教妈妈，这些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进行着。
妈妈喜欢阅读。
妈妈对我们五个孩子的教育是身传多于言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妈妈经常领着我们唱歌，尤其是她熟悉的抗战歌曲，一本《洗星海歌曲选》差不多被我们翻烂了。
我们家在汉阳路上是最有文艺味的，邻居家的孩子都羡慕我们家，这主要是有我们的妈妈的缘故。
爸爸的亲属大多在上海，妈妈作为葛家的大嫂几乎每个周日都要接纳他们来玩来吃，妈妈总是笑哈哈地无怨无悔地招待他们。
妈妈是一个平常的母亲，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国家的建设，她送走了四个孩子去参加国家建设。
1988年6月妈妈又送我到澳洲，妈妈的心牵挂着儿子哪怕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可见妈妈的胸怀是多么的宽广。
妈妈热衷于奉献社会，她退休后一直帮着里弄里干这干那，尤其是为里弄管好那本账，张阿姨，张阿姨真是叫声不绝啊。她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
妈妈打得一手好毛线，她曾在一件她打的毛衣上钩画出一个人在滑雪，这件毛衣我们穿了几个人，穿在身上不只是衣暖人，更是衣美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记得大姐跟我讲述1990年9月她在回山东临行时，妈妈依着窗户，看着汉阳路上讲，“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为啥我的孩子还要走？”妈妈无时不刻地在思念着自己的孩子啊。
妈妈在1990年12月3日在她生日的那天走完了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迟归的我是在1994年12月才得以回国祭扫妈妈的坟。
如今我与妈妈生离死别已有三十年，我对天国的妈妈说，妈妈，我爱你，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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