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事故多位家属寻求心理援助，现场专家：办祈福仪式让家属不再孤独，搜救人员心理问题亦需关注（组图）

东航MU5735客机坠毁的第七天，搜救现场举办集体哀悼活动，全体鸣笛默哀，以寄托对132名遇难人员的哀思。

对事故背后的众多家庭而言，悲痛仍未消弭。有家属在搜救现场数百米外的简易祭坛焚香祭拜，向着山谷呐喊“记得跟我们回家”，也有家属将现场泥土盛进陶罐，准备带回家，以此和亲人相连接。

杨文峰说，这是遵循传统的寄托哀思的方式，可以让家属更好地接受痛苦的事实。

作为从业多年的高级心理危机干预师，杨文峰曾参与汶川地震、埃塞俄比亚空难等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此次东航飞行事故后，除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外，他也在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的邀请下，和两名同行赶赴广西梧州，为遇难者家属和相关人员提供心理支持与干预服务。

昨天开始，已有多位家属向他寻求心理援助。有家属在事故中失去了妻子，不知道如何向家中未成年的孩子解释妈妈不在了这件事。

“最关键的心理危机干预过程就要开始了。” 杨文峰希望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帮他们走过难关。今晚7时7分，他在梧州市中山公园举行祈福仪式，为遇难者默哀祈福。

以下是杨文峰的讲述：

“头七”凭吊祈福，家属或不会那么孤独

很多人以为，这次空难有132个家庭被毁了，其实影响范围要更大。

在空难中，每一个遇难者往往都会影响到3个家庭：遇难者自己的小家庭，还有双方父母的家庭。失去至亲，对每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打击。

我们了解到，这次空难中有一位老人，他的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遇难了。他可能面临的不只是安慰的问题，这时候最需要心理危机干预的介入，防止悲剧发生。

心理危机干预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咨询，是在相关人员情绪最激烈，愤怒、压抑、焦虑、失望、无助等情绪在最顶端时介入的工作。这时候求助者往往丧失了求助能力，很难调动他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资源，需要相当主动的陪伴和介入。

灾难发生后，还可能涉及到继承、赔偿一系列问题，这也会导致后续一连串的社会心理问题，这些都需要心理危机干预去解决，也是我们这次来到现场想要做好的工作。

现在东航方面在和我们对接，希望我们为空乘家属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我们也希望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走过这个难关。

从心理学上来讲，现在可能才到心理危机干预的主战场。

昨天（3月26日），官方宣布了机上132人全部遇难的坏消息。在这之前，家属仍会抱有一丝希望，在激烈的崩溃、绝望、愤怒或者幻想中焦急等待。现在宣布后，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家属开始直面失去亲人的心痛，幻想期望和接受道别的矛盾达到一个极点。

为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我们已经在遇难者家属群里，但家属群一直是静默的，没有人说话。

昨天，有身在云南的家属联系我们，想要到现场告别和寻求帮助。这位家属失去了妻子，不知道怎么和家中两个未成年的小孩解释妈妈不在了这件事。

前两天，有家属在事故现场外围搭起简易祭坛祭拜，带现场的泥土回家，这是一种种寄托哀思的方式。中国人有“招魂”的传统，引着在外的亲人回家，通过这样的仪式，可以让家属更好地接受这样的事实。

今天是事故发生第七天，按中国传统来讲是“头七”，我们在今天晚上举行了一场简单的祈福活动，帮助家属和所有在现场的志愿者、救援人员等更好地面对这场心理冲击。

为此，我们准备了1000朵鲜花和600支蜡烛，其中会用321支蜡烛摆成一颗爱心，围住航班号和日期，用来象征3月21日。时间我们选在晚上7时7分，象征“头七”。我们和自发参与的路人围成一圈，为遇难者默哀。

本来我们计划了更系统的仪式，包括祭奠仪式、默哀仪式、祈福仪式，还准备和当地龙母庙合作，和遇难者亲属们一起放下河灯，寓意让遇难者的灵魂有所归宿，点亮回家的路。同时为家属和所有在现场的志愿者、救援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让他们更好地面对这场心理冲击。

但因为防疫等原因，只能从简，缩减为小范围的祈福仪式，地点也改到梧州市的中山公园。

如果家属能在当地习俗下参加这样的仪式，就可以感受到被社会支持，就不会那么孤独。

“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班坠毁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和两位同行也到现场为中国遇难者家属提供了心理危机干预。

埃航空难和这次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飞机直接坠入地面。现场被撞击出一个大坑，周边拉着警戒线，一片一片的飞机残片散布在坑里，被航空煤油烧得漆黑。

当时飞机起飞不久就坠落了，离机场可能只有四五十公里，所以还有很多燃油。坑里还能看到炸碎的笔记本电脑、证件等，凌乱地散在周边。

家属们都痛不欲生，他们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悲痛欲绝，哭得停不下来，甚至喘不上气。身体有基础疾病的，一哭就高血压。这种虽然很消耗精力，但是在表达情绪，经过干预之后情况会改善很多。

另一种则是很平静，看上去没有情绪波动。这类家属往往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没办法表现出情绪，反而比较危险。因为情绪的表达本身也是生理性的需要，把本能的情绪用理性掩盖，该哭的时候不哭，该闹的时候不闹，这种哀伤的力量怎么来排解呢？情绪就像一个堰塞湖，一旦积聚过多，突然激烈地爆发，这种家属就很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之类的严重后果。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直接介入他们的状态。如果上来就说我们是搞心理危机干预的，他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抗拒。因此，首先需要做的是陪伴。家属可能不愿意对陌生人表达，但我们一定是有温度的，慢慢去温暖他们。

在官方的安排下，我们和遇难者家属住在同一个酒店。每天吃饭的时候会和他们打招呼，点头示意，让他们一直看到三个中国人的身影。

我们会尽可能察觉他们的需求，提供帮助。比如，在当地吃饭都用刀叉，我们就要求餐厅给他们协调，提供筷子。在国内买一双筷子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国外解决不是那么容易。家属们会感受到自己细微的需求被我们关照。

到国外之后，烟变成了很多人的刚需，不抽烟的人可能开始抽烟，抽烟的人可能抽得更厉害。有家属行前会在国内带上一些，但到国外根本不够，但因为悲痛，家属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自己解决这些问题。这时，我们也会想办法找到香烟，送给他们，给他们点火。虽然香烟是有害健康的，但是这时更重要的无疑是心理问题。

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很多时候是一个系统，不仅包括心理支持，也包括社会支持系统。在灾后家属往往孤立无援，这样的支持可以很好地给他们安全感。

之后，他们自然会问起，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会说，我们是国内专门来为大家服务的志愿者，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难关的，有各种需要都可以找我们，尤其是心理服务和陪伴。还会强调我们不会打扰他们，但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能做的我们会全力以赴。

他们会逐渐感受到我们的善意，知道我们在陪伴他们，甚至是可以像亲人一样依靠的，就开始有倾诉的安全感。

之后再在公共空间遇到，他们就可能在无意中聊起自己的感受和困难。他们可能会翻来覆去地说自己的各种事情，但这正是情绪释放的过程，我们会一直倾听。

随着谈话逐渐深入，他们会开始讲述之前一直不能谈论的那件事、那个人。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甚至可能产生幻觉。

有一位女士在空难中失去了丈夫。事故发生之前，丈夫和妻子说，要给她一个惊喜，结果在那场事故中不幸遇难。她的妻子就非常绝望，反复问：“这就是你想给我的惊喜吗？你就想给我这样的惊喜吗？”

她哭得停不下来，一度出现幻觉，感觉丈夫就站在自己身后，好像不高兴，是不是还有话要和她交代。

幻想亲人是一种安全感的表现，在丈夫的身边有依恋的感觉。这时我不能说那是幻觉，而是要认可“丈夫”的存在，和她说，他不是不高兴，而是希望你好，希望你把日子过下去。通过一些引导后，她似乎能看到丈夫对她说：“好好活下去，把孩子好好养大，培养成才。”

在这样的引导中，家属逐渐接受家人去世的事实，同时意识到，他们可以带着亲人的期盼继续活下去。

但今天想通了，明天又可能回到之前痛哭的状态，这样的过程会像过山车一样反复。这时候没有办法，只能重复之前的过程，继续陪伴。

这种陪伴是漫长的。时间上可能并不长，但对耐力、体力、精力都是一种考验。需要不断倾听，同时不断地关注对方有什么需要。这其实是用生命陪伴生命的一个历程。就像一个人落水了，你也跳到水里，陪着她，直到她想上来，再把她拉上来。

再到后来，家属们会主动找到我们倾诉。我们的房间在三层，每次他们有情况就到三层找我们。有时前面的家属还在和我们谈话，后面的家属就自觉在门口排队。

等家属的情绪状况都稳定下来后，我们会进行最终的哀伤处理，把家属带到事发现场，直面创伤。

那时，现场还是像最初一样，一片狼藉，前面讲述的那位女士又开始崩溃大哭。这时我们同样不能说别哭了，节哀顺变，这会让她觉得，你没法感同身受。说话是多余的，让她感受到你在支持她，保护她，爱护她就够了。

我们陪在身边，有时候会拍拍她的背，有时候也会一起掉泪。从早上六点到现场，一直哭到下午三点，她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但经过这个直面创伤的过程，就算阶段性地完成了对这件事的重新认识，她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继续自己的生活。

心理危机干预的最低的标准是恢复到危机前的心理健康水平，最高目标是让人达到心理的成长。

现场的干预结束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为她提供各种帮助，包括在打官司的时候提供心理健康分析报告，以及进一步的咨询等。现在，她可以打多份工，养育好自己几个孩子，同时对未来是有希望、有规划的。

搜救人员的心理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受影响的其实不止遇难者家属，所有参与搜救的武警官兵、消防战士、医护人员、指挥人员，甚至周边的村民，都可能遭受巨大的心理冲击，这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问题。

心理危机干预中把受影响的人群分为五级，灾难幸存者是第一级，亲密的家属属于第二级，在现场参与救援的人员则属于第三级。这种划分依据的是不同人群和遇难者的亲疏远近，但不完全代表心理冲击逐次减弱。

周边的一些村民和最早参与搜救的人员，他们直接目睹了事故的第一现场。亲眼目睹残酷画面的人，遭受的心理冲击可能比家属还要严重，但这些人的心理冲击往往是被忽略的。

在2021年河南水灾中，我们专门对救援队员做了心理危机干预。

他们总是以无私奉献的形象出现，但他们同样会有无力感、无助感。如解放军、武警官兵到现场都是有组织、有队伍、有后勤、有保障的，但民间的救援力量则都是凭热情去的，没有后勤补给，没有经济支持，还要顶着疲惫应战，他们也是脆弱和需要帮助的。

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会提供物质上的支持。比如他们可能没有大浮力马甲，只有普通的救生马甲，我们会帮忙筹备，免费提供。他们的橡皮艇马达坏了，对讲机掉到水里，我们也会帮忙采购。

他们的心理上也有很大压力。比如有的救援队员被家里质疑，灾区又有疫情又危险，你们干吗去？更多的压力则来自于搜救的无奈。

他们想救很多人，但没有能力全都救助。还有爱护动物的队员，碰到小猫小狗靠近橡皮艇的时候，因为要救更多的人，没有办法，必须放弃小动物，不得不做这样残酷的选择。

这时我们首先会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同时，这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特殊的情况，不意味着他是残忍的。

在我们对一支志愿队伍做心理干预的时候，都是硬汉的他们也会哭出来。除了热心、公益，难受、自责、无助、无力也都属于他们。我们会鼓励他们哭，鼓励他们倾诉，这能让他们更好地应对自己遭受的冲击。

这次空难现场的搜救人员、志愿者等也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也会努力为他们提供干预服务，让他们更好地应对救援中的心理冲击。我们的祈福会也邀请了很多志愿者和一线挖掘的救援队员，顺便进行直接的干预。

接下来，等现场警戒解除，我们马上到现场接触一线的居民、目击者和救援人员，对他们做正式的干预。

我们会评估他们的整体状态，包括情绪、认知、生理。评估综合状态，再决定用什么方法进行支持和干预。可能会理顺他的认知，修正类似“我怎么这么倒霉看到这个”的认知，如果有精神性的紧张，就带他进行身体的放松，通过呼吸频率减慢等方式来放松身心。这些方法都是综合的，并且需要量身定制的，所以没法做详细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