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思考：消除“官僚主义”不能只靠“追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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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稍早前爆出阻挡出院患者回家的新闻，还要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特意强调“不得阻拦”，可见一些“属地”的具体工作何等粗暴；另如北蔡镇数名官员已被免职，成为上海因疫情被追责的首批官员。

尤其令外界联想的是，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还在几天前刊文，呼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担起责任，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为群众纾困解难，没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诿、拖延、躲闪。”“对基层一线的同志……更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

这种显眼的动员喊话，并不能时常看见，文章刊出或许有多种原因，但至少证明在现实层面，“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仍然存在严重的“拖延、推诿、躲闪”。

官僚主义是宿疾，在上海疫情这样的时刻，它的危害尤其严重，但解决问题不能限缩在追责一条路上，为长远计，要有更丰富的思考。

4月13日，爆出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自尽身亡，传其压力累累，不堪重负。

在紧迫局面中，官员承压是常态，也是其分内之事，但释压也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出于人性考虑，更能切实有助于工作推进和效率的提高。

近数年以来，严肃追责成为官场整顿的一把利器，每有焦点问题发生，事后必会惩处一批官员。这是好现象，对于那些全身心官本位的官僚而言，丢官罢职直击要害，最能让他们警醒，可以说对消除官僚主义习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伴随而来的，则是官员们的政治压力在普遍升高，这却是利弊两分的事了。往好处说，有利于加强官员的思想建设，提高站位提高认识，是党建的当然之途，有充足理由作持续推动和广泛开展。

不过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不得人不重视。

趋利避害是人性常态，不能要求官员完全“忘我”，那是虚无和天真。如果一个官员在工作过程中时刻背负重担，既要考虑眼前工作的进行，还要顾忌不能出现些微失误以免受罚，那就要么落入多做多错，索性不做不错的被迫怠惰当中，要么干脆层层加码宁紧勿松，既然动辄得咎，只好“一刀切”。

就以疫情为例。严厉问责的初衷是打消官员的消极懈怠、不作为，但机械执行令其在现实中很多时候走了样。在不少地方官员看来，顶格应对疫情至少不会因“防疫不力”而被问责，故每有确诊病例，第一反应便是封区乃至封城。而精准防疫需要时间，更需要适当的试错空间。

实际工作不是工厂流水线，在更普遍的场景中，需要官员们充分发挥能动性以填补各种机制和规定的漏洞和缺失，随机应变提出适时的举措来应对难以预料的现实情况，这个过程中必然不能保证肯定万无一失。

对于此类官员，对他们的一些并不严重的失误和差错，不能轻率以追责了之，某种程度上还要对他们的探索精神予以鼓励。

过去一段时间，外界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坛的活力似乎在下降，曾经此起彼伏的“某某模式”“某某现象”变得少见，懒政怠政的软性腐败则在增加。换言之，一些官员不愿意“闯”了，不敢再“试”了，究其背后原因无非有二，缺少动力，惧怕惩罚。

此类情绪反应在官场上，当然不会只局限于“党员领导干部”，而更可能个别带动一片，局部传染整体，“无过即功”，造成大面积的畏缩局面，严重影响工作进行。

这当然不是为“官僚主义”辩护，相反地，是在提出更多建设性的可能。“官僚主义”的来源是复杂的，其性质绝非千篇一律，消除“官僚主义”自然也不能机械应对，而要有针对性的多管齐下。在一些场景中，已经看到官员的能动性是如何无奈消失的，要紧的，不是对他们进行追责，而是把他们的热情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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