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跨国公司会转投越南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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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符棋锋：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都存在潜力承接中国特定的外资转移。其中，越南又具备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

近期，上海疫情加剧了在沪外资公司的存续焦虑，无论是驻沪领事馆还是在上海存在业务的跨国公司负责人，亦或与之关联的中国企业家纷纷出台警告，甚至有公司公开宣称将撤离上海。疫情给上海，这座中国第二大外贸城市带来了新的不确定。由于上海相对高阶的产业结构和要素集聚，如果外资出现撤离，越南或成为首选目的地。

客观讲，外资撤离上海，从特朗普执政期即已经开始，但外资从未像今天这样质疑上海的经济治理水平。在过往，众多的外资将其总部布局首选在上海，这也是上海市政府一直引以为傲的招商引资成就，即所谓的“总部经济”。但在弱全球化时代以及后发工业国家对跨国公司采取包括“逐底竞争”等手段的背景下，一切都可能面临改变。

全球产业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目前看，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都存在潜力承接中国特定的外资转移。其中，越南又具备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首先，越南与中国接壤，跨国公司实施产业链剥离和产业链再造的成本最低，越南接近中国市场，企业“试错”的成本相对较小。其次，越南本身具备诸多的投资优势，越南政府一系列的“工业化”政策和“产业政策”使其具备承接跨国公司产业或配套转移的可能。再次，中国主要城市陆续发生疫情，隔离和管控在事实上造成了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的不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看重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市场进一步表现出消费乏力，那跨国公司撤离或不可避免。最后，随着越南在体制方面的改革力度加大并获得西方认可，西方以关税和撤资措施等加大对中国的孤立和排挤，越南在全球地缘经济上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抬升。

中国商务部在《2021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越南》报告中认为越南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一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越南共产党和政府执政能力较强，政策具有连续性，注重经济建设；二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三是地理位置优越，所处地理位置占据中南半岛边缘，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优质港口众多，运输便利。北部与中国接壤，凭借地缘优势与中国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发展；四是越南投资法较为开放、完善，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基础法律保障和较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五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目前越南已签署或正在推进17 项自贸协定，投资者可利用东盟经济共同体、中国-东盟自贸区等自由贸易平台接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六是基础设施需求大。

目前，越南是东南亚第四大经济体，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越南排名第67位。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越南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0位。与中国类似，越南现代化起步较晚，因此其工业化进程就更加需要在强大的政府组织手段下完成。目前，越南在经济体量上无法对中国实现总体性赶超，但可能对中国经济头部省份诸如粤或沪等进行超越。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后发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选择产生了影响。中国从“积贫积弱”向“世界工厂”的转型也将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的越南带来路径示范。历史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追赶，在工业化过程中使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政策。而越南的愿景更加宏大，越南已设定2021-2030年期间加速科技发展的目标，将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先进研发中心作为核心目标。越南科技部副部长黎春定（Lê Xuân Định）表示，科技与创新在提高越南企业的生产力、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以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规范和鼓励科技投资的政策架构非常重要，尤其在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由此可见越南的雄心。

此外，2020年6月，越南政府出台《到2025 年面向2030年的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稳定繁荣的数字化国家”，这对半导体电子企业是有吸引力的。2021年10月，越南政府出台《2021年至 2030年面向2050年绿色增长国家战略》，提出绿色增长的立场目标和任务举措，成立绿色增长国家指导委员会。此外，越南已签署15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14个已生效，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和《越南—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生效。自贸协定对越南提高自由贸易水平，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加强吸引外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越南持续增长的人口，使其有潜力成为巨大的外资投资市场。截至2020年底，越南全国人口9734万人，其中18岁以上人口约7200万人。到2025年，越南人口预计将突破1亿人。由于自然禀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虹吸效应”，越南长期处于国际经贸的边缘序列。进入21世纪，尤其在2015年前后，各主要跨国公司纷纷寻求“中国+”这种投资模式，以对冲将主要投资押注在中国而可能产生的风险，这为越南的国内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越南历届政府不断推动国内外资规范改革，总体趋势是对接国际主流的贸易与投资规范，以吸引外资为根本，法治的不断完善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积极乐观的预期。在 2021年1月1日，新《投资法》生效。新《投资法》进一步提高了外商投资市场准入透明度，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和手续。越南注重保障外资产权，并通过立法为外资提供保护，明确提出国家不强迫投资商必须履行以下要求：（1）优先购买、使用国内商品、服务或必须购买、使用国内生产者、服务供应商的商品、服务。 （2）商品或服务出口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限制出口商品和服务或在国内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种类、数量和价值。（3）商品进口的数量和价值与商品出口的数量和价值相当或必须以自己出口来平衡进口所需的外汇。（4）商品生产要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5）国内研究开发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或价值。（6）在国内外某一具体地点提供商品及服务。（7）按越南国家职能部门的要求在某一具体地点设立总部。这在立法上营造了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投资环境，总体看是比较宽松的。这推动了越南对外资的吸引力。

根据亚洲协力管理咨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越南计划投资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越南新批外国投资1738个项目，同比下降31.1%，注册资本达152亿美元，同比增长4.1%。各经济园区和工业园区吸引了539个外资项目和615个内资项目，注册资本128亿美元，同比增长15%。2021年越南引进了诸多巨额项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LG Display”在海防市追加投资逾20亿美元，美国“Amkor Technology”在北宁省开展总额16亿美元的工厂扩建项目，LEGO出资10亿美元在平阳省建设工厂。越南计划投资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越南新批1738个项目，同比下降31.1%，注册资本达152亿美元，同比增长4.1%。各经济园区和工业园区吸引了539个外资项目和615个内资项目，注册资本128亿美元，同比增长15%。越南已不断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投资商对各工业园区进行投资。因此，工业园区和特区是外资在越南开展业务的理想投资目的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近评论称，越南“有望成为全球新的制造中心”。亚洲开发银行（ADB）驻越南代表处首席代表安德鲁•杰富瑞（Andrew Jeffries）认为，在新冠病毒疫情和全球地缘政治波动造成的影响下，全球投资流量有所减少，但预计流入越南的外国投资资金仍在强劲增长。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公布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2022年前4个月，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超过108亿美元，同比增长88.3%，其中，新注册投资资金下降56.3%，但增资额和出资入股资金大幅增加，分别增长了92.5%和74.5%。

越美关系近年实现质的缓和。2021年4月，美国财政部把越南剔出货币操纵国名单。美国已将越南视为其全球供应链的关键部分。越来越多的美国资金正流入越南的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和医疗保健行业。已经或计划在越南投资的美国企业包括3M、安利、苹果、美国银行、波音、埃克森美孚、Google、美敦力、奈飞、耐克、罗氏、UPS和Visa。同时，GE、Cantor Fitzgerald、DeLong、Valero、AGP、UPC也计划增加在越南的股份。如果这些投资计划落地，那在越南狭长的国土中，科技资本对经济的助推作用将跨越一个量级。

总体看，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越南等后发工业国的竞争，还包含了发达国家不懈推动的“再工业化”，比如，美国政府持续号召美资企业或其他跨国公司投资并推动制造业向美国本土回归。越南与中国可能形成兼有互补与竞争的关系：一方面越南的经济体量和产业链可能容纳部分自中国产业转移，比如食品类加工企业。另一方面，越南更有可能借助中国疫情这一机会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吸引更多的高技术跨国公司在越南设厂，中国亦有部分产业可能随之流入越南，由此造成在中国的撤资。中越之间的产业竞争，如果出现某种契机推动中国外资主动撤离，那两国对外资的争夺将进一步激烈。

现实看，后发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门槛变得更低，只要有相对的区位优势、特定的产业政策和一定的市场容量就可能吸收外部投资，在较短时期内实现本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由于工业生产过程的分工走向细化，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没有建立成套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进行招商引资，实现生产并出口整/零部件，从而进入全球市场。目前，越南正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补贴等手段激励本国企业融入全球市场、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但全球价值链依然会突出价值链高端企业和国家的定价权和谈判能力，压缩价值链低端国家的生产附加值。越南亦难以突破这一窠臼。也就是说，越南只能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断增强这种优势，才能实现竞争主动，抓住“振兴机遇”。

中国的发展经验可能被越南学习。发展中国家会根据国内禀赋和国际环境制定适合本国的产业政策，释放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由于中国主要科技城市如深圳、上海、苏州、天津等都陆续出现新变种疫情，封城闭产导致跨国公司投资的经营风险攀升。越南已毫不掩饰其对承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的雄心，中国亦可将其称之为“野心”。越南以举国之力，在弱全球化时代，力求争夺先进要素和分工利润。上海在疫情环境下暴露出的脆弱性，可能形成某种推动外资撤离的“机会窗口”，这会加剧越南的国家自信。跨国公司在上海的科技类产业布局，如果要转移，从各方面看，更可能流向越南。

近年，中国经济因疫情走向疲软，消费不振，跨国公司多有不满，一系列跨国公司纷纷拟撤离中国。上海是中国高技术外资公司投资的集聚地，在疫情下暴露出诸多的外资治理短板亟待解决。由于中美竞争，今年1月美国半导体巨头美光裁撤了上海地区的研发团队，并为一些核心技术骨干提供了前往美国的机会。疫情会给这些科技类跨国公司更加“合理”的借口撤离上海。对此，上海市政府有必要提升危机意识，加大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安抚，这种安抚不可能是小打小闹就足以使跨国公司满足，“沉没成本”分摊，复工复产服务，疫情下经济援助，在疫情常态化下推动研发以“机器代人”，减少跨国公司用工成本、地租成本或启动相应的产业基金以留住外资或推动相应的税制改革等，都是相对可能的举措。尤其要保证的是，确保重大项目投资不出现外流和投资中断，这是做好后疫情时局下外资治理的关键。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在疫情常态化下，这意味着原子化的封闭将伴随中国局部城市发展的某一阶段进程。在弱全球化时代，资本本身的目标在于逐利，而如果环境导致预期走向消极，那资本可能选择逃离。如此，外资面临回归母国或走向诸如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选择。在越南尚未形成系统的工业和产业链条前，在美国与西方主导的“脱钩”还在布局酝酿不断调试之际，在中国依然存在部分自主研发优势的现实下，着重发力提升上海等中国工业/制造业城市的吸引力和软实力或为可谋之举。否则，跨国公司总部以及高级管理阶层规模性地开启“以脚投票”，靴子落地，那将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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