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政府走马上任 能否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组图）

2020年底，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高达218%的所谓“反倾销”关税，扼杀了一个年价值10亿澳元的市场。

“价格太高了，许多其他进口商也不再购买澳大利亚葡萄酒了，”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你可以注意到，中国货架上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一天比一天少。

“而且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它们变得太贵了。”

田先生说，破坏性的关税迫使许多像他一样的葡萄酒进口商在其他地方寻找业务，寻找替代的葡萄酒供应商，如智利和美国。

经济损失是双向的

澳大利亚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也感受到了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压力。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2020年，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来说，是价值12亿澳元的市场。

然而，今年3月，该市场价值猛降到只有2420万澳元，从高峰期暴跌了98%。

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将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提交给了世界贸易组织，一个独立小组因此被任命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最高机构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的李·麦克林（Lee McLean）告诉ABC，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的关税使该市场“无法生存”。

“这在葡萄酒和酿酒葡萄的供需方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平衡，导致一些地区的葡萄价格急剧下降，而市场上的葡萄酒却供过于求，”他说。

“一些种植者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在2022年份将葡萄留在葡萄树上，原因是缺乏合同，或出价过低。”

其他商品，包括大麦、牛肉、木材、棉花、龙虾和煤炭，也受到高昂关税或贸易限制的打击。

然而，中国政府旨在伤害澳大利亚的政策在那些依赖澳大利亚进口的地区起到了反作用。

去年，由于煤炭短缺造成的电力紧张，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非官方禁令加剧了中国18个省份的停电。

中国据报后来采取行动，在禁令期间从保税仓库释放了一些澳大利亚煤炭，以缓解短缺问题。

蒂姆·哈考特（Tim Harcourt）是悉尼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曾经是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Austrade）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告诉ABC，贸易战伤害了双方，中小型企业主和消费者首当其冲。

“我认为这确实伤害了中国，”哈考特教授说。

“中国的普通企业主和消费者对澳大利亚产品的质量和澳大利亚的专业声誉有着良好的看法。我认为他们受到了这一贸易争端的巨大伤害。

“而对于澳大利亚本地的出口商来说，我认为较大的公司可以应对，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这样的公司有一万家，他们幸存下来了，但相当艰难。”

中国为何对澳大利亚征收关税？

澳大利亚前任联盟党政府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5G移动通信的推广，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施加严厉压力，并呼吁对新冠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在其任期，双边关系陷入了深度冻结。

中国切断了与澳大利亚各部长的联系，并对澳大利亚价值约200亿澳元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和限制。

中国政府去年还将矛头指向了国际教育领域，建议中国学生在贸易争端期间不要到澳大利亚大学留学。

颜明煌（Kirk Yan）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经营着一家教育机构，主要为澳大利亚大学招募中国留学生。

他告诉ABC，由于贸易争端和两国媒体对政治紧张局势的负面报道，他失去了客户。

“一些中国家长认为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美国或加拿大，”他说。

“但他们错过了一个真正好的学习目的地，而且他们将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学费和费用。”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产业之一，中国是最大的学生来源国。

但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许多中国留学生都选择了其他国家而不是澳大利亚，这也是由于澳大利亚苛刻的边境限制。

澳大利亚资深华裔商人袁祖文（Richard Yuan）是另一个被贸易战连累受到损害的人。

他说，他的移民业务帮助了许多富裕的中国人投资和移民到澳大利亚来，但受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他的业务量下降了90%。

袁先生说：“这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经营了22年的业务几乎全军覆没。”

对新政府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长达九年的联盟党执政结束后，引发了两国关系重启的新希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发出贺电，打破了两年半的外交僵局。

李总理上周说，“中方愿与澳方一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他在贺电中还提到，与澳大利亚的外交关系是在1970年代前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执政期间建立的。

这一表态受到了一些出口行业的欢迎。

“我们希望这预示着我们两国在政治层面有进行对话的意愿，”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的麦克林先生说。

“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仍有强烈的需求，我们希望中国消费者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享受到澳大利亚最好的葡萄酒。”

麦克林先生说，尽管他并不期望中国市场立即重新开放，但他希望这将是政治重启的第一步。

澳大利亚肉类行业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哈钦森（Patrick Hutchinson）告诉ABC，欢迎任何重启双边关系和恢复与中国对话的机会。

“我们一如既往尊重中国的主权，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可以实施个别制裁，”哈钦森先生说。

“我们行业的问题是，而且一直是，与中国失去了对话。”

对于像田先生和颜先生这样的中国企业业主来说，澳大利亚最近更换了政府是一个“积极的消息”，但两人都表示他们仍然“谨慎地乐观”。

“陆克文担任总理时，我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相当好......然而，现在判断工党是否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还为时太早，”田先生说。

袁先生说，对新政府的积极看法已经转化为过去一周商业咨询的飙升。

“目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能处于历史低点，除了铁矿石，新当选的工党政府确实提供了一些真正的希望，”他说。

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之前告诉ABC，中国取消目前的关税和制裁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它们正在“破坏”澳大利亚经济。

如何修复贸易关系？

在过去几年中，澳大利亚的出口行业一直在努力实现多样化，以尽量减少供应链的中断，抵消来自中国的缺口。

由于替代市场的回暖，煤炭和大麦等一些行业做得相对较好，而龙虾和葡萄酒等其他行业对来自中国政府的经济胁迫则抵抗力较差。

麦克林先生说：“市场多元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市场或数个市场合起来可以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但我们正努力在其他地方建立机会。

“这需要我们持续努力，在关键市场，包括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推广我们的葡萄酒，传播我们的声誉，并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努力打破市场准入障碍。”

哈考特教授说，尽管市场多元化在短期内比他预期的更有效，但从长远来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将是战略性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三亿人，他们的购买力可能比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美国加起来的价值还要高，”他说。

“贸易伙伴的多样化总是很重要的，但中国必须成为澳大利亚未来战略的一部分。”

哈考特先生说，鉴于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政策转变以及中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雄心，“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大机遇是气候创新”。

阿尔巴尼斯总理说，他希望将澳大利亚转变为一个“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新政府已经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30年实现减排43%的目标。

哈考特教授还指出，对于阿尔巴尼斯政府来说，在尊重中国的同时也要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主价值观，这是一项微妙的任务。

“有一点是积极的，那就是阿尔巴尼斯不会像莫里森和达顿那样，每周二使用扩音喇叭，针对中国采用严厉的措辞，”他说。

“这不是很有效。这对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许多澳大利亚华人来说都没有帮助。

“我认为阿尔巴尼斯在中国问题上将成为像惠特拉姆和霍克那样的总理......不是恐华症或嗜华症，而是与中国接触，将其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我们拥有第一位具有部分华裔血统的外交部长黄英贤，也是一种资产，因为它显示了澳大利亚的现代面貌，我认为中国会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