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家：东方文化与日韩新等国新冠死亡人数较低有关（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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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强制令在澳大利亚的辩论愈演愈烈，流行病学家和医学专家建议参考公民非常乐意佩戴口罩的国家，看看这种简单的感染控制措施的效果有多强大。

亚洲在控制奥密克戎方面的优势可能是因为“全社会戴口罩”的文化。(Reuters: Edgar Su)

在新冠大流行肆虐近两年半之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遍布社区且仍在持续传播，然而在民众习惯戴口罩的国家已经看到了一些防疫成功的迹象。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公共卫生教授兼流行病学家迈克尔·贝克（Michael Baker）说，一些国家普遍接受口罩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保护他人免受新冠感染的个人责任感。

他说：“我正在研究那些在数据上看起来将死亡率保持在非常低水平的国家……即使面临大量病毒传播。这些基本上都是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

贝克教授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他们确实曾经消除病毒传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认为这与他们的经济模式不兼容，所以转而允许病毒传播。但他们其实依旧将病例数，特别是死亡人数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他说。

图表：每百万人中单日新增新冠死亡人数（紫色曲线为新西兰，蓝色为澳大利亚，蓝紫色为新加坡，红色为日本，青色为韩国）。显示的数据是基于七天的滚动平均值。由于不同实验报告结果和死因确认方面的问题，确认的死亡人数可能无法准确代表新冠造成的真实死亡数字。

虽然几位疾控专家警告说，人们对新冠防控措施的疲劳情绪可能会导致奥密克戎变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断传播，但世界卫生组织已敦促BA.4和BA.5亚型变异株激增的国家加速疫苗接种和恢复执行口罩令。

新西兰的口罩令覆盖面要比澳大利亚广泛得多，但即使要求戴口罩，人们仍然没有建立起戴口罩的习惯。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流行病学家兼副教授哈桑·瓦利（Hassan Vally）说，戴口罩仅仅是文化差异促成新冠防疫在一些亚洲国家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

瓦利博士说：“很明显，这些地区都戴口罩。口罩是我们防疫工具包中一个非常积极和有用的工具，但我认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我们在西方有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文化，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

“东方文化不强调自由、个性和独立，而强调社区和团结，并以整体的方式看待事物。”

“所以，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差异是许多亚洲国家取得防疫成功的基础。”

新加坡的口罩令

在新加坡，图书馆、市场、购物中心、学校和婚礼等室内公共场所均须佩戴口罩。

婚礼仪式期间，新娘和新郎可将口罩换成面罩，但按照规定客人只有在吃饭和喝水时可以摘下口罩。

新加坡人在贩卖湿货的市场中仍需戴口罩。(Reuters: Edgar Su)

负责新加坡新兴传染病项目的副教授阿什利·圣约翰（Ashley St John）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些规则。

她说：“在新加坡，出门后不进食或饮水时，以及在室内的时候仍需佩戴口罩。”

“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支持执行这一措施。”

圣约翰博士指出，正如人们乐于戴口罩一样，接种疫苗几乎没有障碍。

“戴口罩可有效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现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最重要的，即降低与新冠感染相关的死亡，可能就是疫苗接种，”她说。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疫苗接种依从性很高。”

圣约翰博士说，新加坡已努力向公众传达新加坡口罩令政策背后的证据，人们认为口罩可以限制传播。

瓦利博士则说，澳大利亚人对口罩的认识虽然发生了巨大转变，但需要明确传达现在应该采取的行动，因为澳大利亚每天有超过100人死于新冠，超过5000人入院治疗。

“我们可能没有一些亚洲国家所具有的从众程度和社会压力。我认为现在信息中存在混乱，人们似乎认为，如果政府不强制要求，戴口罩就并不重要，”他说。

“如果要重新执行口罩令的话，目前正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全力以赴，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区做该做的事，努力降低病毒传播速度。”

日本政府要说服民众摘口罩

在日本，口罩被称为“脸要穿的裤子”。

“这听起来像是在搞笑，但实际上这非常重要，”瓦利博士说。

这就是日本在戴口罩方面的社会压力，居民报告说，如果冒险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出门，就会被人盯着看。

日本的法律不允许政府命令民众戴口罩或进行防疫封锁，但日本已设法将新冠死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即使日本在5月和6月的热浪中闷热难耐，居民并没有因此在户外不戴口罩，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布中暑警告。

公共广播公司 NHK 报道说，地方当局还努力说服人们在高温期间摘下口罩，一位地方长官甚至为了树立榜样，坚持不戴口罩。

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Murai Yoshihiro）说： “戴口罩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因此人们似乎不愿摘下口罩，而且当周围的许多人都依旧戴口罩，人们也可能会觉得很难摘下口罩。”

韩国“全民戴口罩”的历史

韩国在5月废除室外口罩令时，路透社的报道称由于奥密克戎病毒造成的传染一直持续，许多人很不情愿放弃口罩。

从那时起，韩国就设法让新冠疾病的单日新增死亡人数降下来，不过韩国现在也在应付更为棘手的BA.4和BA.5亚变种病毒。

根据韩国疾控中心的建模数据，从8月到10月这段时间，韩国每天将有20万个确诊病例。

“这是我们去年奥密克戎确诊病例数量的三分之一，当时我们经历了韩国确诊病例的高峰期，”郑愈珍（音，Yujin Jeong）博士上周在悉尼举行的新冠研讨会上说。

“那么，韩国在疫情新高峰的主要策略是什么？仍然是尽量减少高危人群的重症病例，让民众活下来。”

近几十年来，环境因素也为韩国人的“全民戴口罩”奠定了基础，这些因素中就有对污染和季节性黄沙现象的担忧。韩国的季节性风沙是从东边中国吹来的，席卷朝鲜半岛。

疫情爆发后，韩国人迅速将口罩作为一种传染控制措施。

今年4月发表在《东亚科技与社会研究国际期刊》杂志（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称，在韩国，戴口罩是“自20世纪初以来公众对传染病的反应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

“现在，戴口罩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保护措施。同时，也是一种有社会责任和社会团结的行为，”文章作者表示。

让戴口罩成为习惯

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心理学家对戴口罩行为进行了研究，特别研究了文化界限如何划分出文化态度和行为。

这项研究于3月份发表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杂志上，分析了东亚裔加拿大人和非东亚裔加拿大人对戴口罩的看法。 

“经常戴口罩可能是由于加拿大华人相对倾向于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态度，比如说他们认为戴口罩的人值得尊敬，也是负责任的，”研究报告写道。

“相反，非东亚裔加拿大人在疫情早期戴口罩时的犹豫不决态度，可能与他们对在公众场所戴口罩的矛盾态度有关系。具体说，尽管一些非东亚裔加拿大人认为戴口罩的人对社会负责，但其他人则认为戴口罩的人有病、看上去奇奇怪怪、反应过度”。

研究人员表示，文化和社会规范是“塑造卫生有关行为的强大力量”，并建议政策制定者利用个人关系的优势带来持久的变化。

他们表示，“在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之间多戴口罩可能会催生人们的压力，避免社会上出现的对口罩的不认同。”

在普遍戴口罩的文化中，似乎既有个人主义的动机，又有对更大利益的责任。

而且戴口罩的行为并非政治性行为，而是一种合理的感染控制措施。

瓦利博士表示，除了打加强针之外，戴口罩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容易的一件事”，有助于防止传播病毒并保护易染病者。

“在戴口罩和口罩令方面，戴口罩已经达到了控制人们情绪的程度，似乎成了其他东西的象征，”他说。

“归根结底，这就是一块布。把这块布放在鼻子和嘴上当屏障，帮助我们减少自己暴露在病毒中或让其他人暴露在病毒中的概率。这就是口罩全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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