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角力之际 澳洲国防人员与敏感问题的海底之战（组图）

对澳大利亚国防规划人员来说，目前最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在绘制澳大利亚的水下资产，如通信和天然气的电缆方面，正在做什么。

最近，本专栏引用了克林顿·费尔南德斯教授（Clinton Fernandes）的话，提到了澳大利亚投掷声纳浮标的计划，这是一种带有无线电发射器的浮动麦克风，用来以识别中国潜艇的声学特征，并在发生敌对行动时让美国的猎杀型潜艇对其进行攻击。

费尔南德斯认为，虽然声纳浮标的理由是关乎航行自由，但“它是在支持美国在世界任何专属经济区（EEZ）进行侦察、情报、监视、瞄准和其他军事活动的愿望”。

“国际法对这是否合法保持沉默，”费尔南德斯说，“澳大利亚和美国说它合法。中国说它不合法。许多在其他问题上反对中国的国家恰好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中国的观点。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巴西、阿根廷和其他国家认为，军舰在其领海内没有自动无害通过的权利。”

本专栏找到了两位主要的前国防官员，请他们分析一下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冷战对此或有启发

国防部负责战略和情报的前副部长休·怀特教授（Hugh White）认为，冷战对此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潜艇活动，除了一个极小的圈子外，比外界所知的要多得多，明智的预期是这个情况也是如此。”

怀特说现在有两场独立的竞赛：“一个是常规的。这基本上是一场海上竞赛，华盛顿试图保持其在西太平洋和东亚沿岸的海上优势，而中国则试图剥夺美国的这种优势，并建立自己的优势。在这场较量中，潜艇行动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因为水面舰艇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双方都试图利用潜艇能力来攻击对方的船只，并保护自己的船只不受对方潜艇的攻击。”

他说，这意味着双方 “很可能有一场重大的运动”，为针对对方的反潜运动做准备，例如，通过监视对方的行动、在海床上安装传感器以及远程激活的地雷。

怀特说，另一场比赛是核问题：“中国现在拥有显著的水下弹道核能力。这些构成了中国核力量中最安全和最有生存能力的部分，也是中国威慑力的核心部分。中国以核报复的威胁来威慑......任何美国试图利用核威胁在常规战争中获胜的能力。因此，针对中国的水下弹道核能力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而保护他们的水下弹道核能力不受美国潜艇的攻击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怀特说，虽然中国潜艇的数量众所周知，但更难评估的是其隐蔽性、战术和武器及传感器的质量。他说：“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来掩盖和误导他们的实际能力，我们和美国也这样做。”

他说：“因此，如果战争来临，双方一定会有意外的地方：在乌克兰战争显示出俄罗斯部队的弱点之后，想象中国的潜艇实际上没什么作用，可能是很诱人的想法。但这将是愚蠢的。”

他补充说，澳大利亚国防官员知道潜艇的数量，但可能不知道那些真正重要的细节，有了这些细节才可以评估它们有多好以及如何最好地打击它们。“通常这种知识只有在战斗开始后才会显现，并且[是]以巨大的代价获得。”

仅剩的无争议空间

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和安全项目负责人艾伦·贝姆（Allan Behm）曾是国防部国际政策和战略司的负责人。

他说，由于其射程和隐蔽性，潜艇是常规作战系统中最具杀伤力的手段之一，而且与水面舰艇相比，其脆弱性较低。

“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缺乏远程进攻性空中打击或战区导弹系统的国家来说，它们是‘进攻的矛尖’。此外，海底领域是最后一个仅剩的无争议空间：美国主导着深海，同时拥有水下弹道核能力和核动力通用攻击潜艇，既能保护水下弹道核能力，又能猎杀对手的核动力通用攻击潜艇。”

贝姆说，对澳大利亚来说，潜艇具有灵活性、敏捷性和耐力，可以在北部通道提供深度防御：“当然，它们可以被部署在离澳大利亚大陆相当远的地方，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

贝姆的评估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水下战争的“领头羊”，但中国正朝着同等水平发展。他说：“就单纯数字而言，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一支比美国更大规模的潜艇舰队，尽管几乎肯定其在整体能力方面落后于美国。

“中国在二十年内不会在核动力通用攻击潜艇能力上追上美国，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在水下弹道核数量或能力上追上美国。俄罗斯在核动力通用攻击潜艇和水下弹道核潜艇的能力方面远远落后前两位排名第三，尽管它的数量明显排在第三位，比美国差不了多少。”

但总体军事力量？贝姆认为，如果中国进行自我防卫，包括捍卫对台湾的任何武装攻击，那么中国 “可能会获胜”，“即使结果实际上是一种僵局。但如果中国在远离其本土港口和机场的地方与美国开战，比如在太平洋，那么它可能会输。

他补充说，如果发生核战，“中国肯定会输，但我们也都会输”。

澳洲几十年来一直在投放声纳浮标

贝姆说，澳大利亚国防界的许多讨论都集中在摧毁对手在其本土水域的海军资产。他说，在中国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发生在海南岛附近。他说：“世界上可能没有比海南周围的水域更暴露或更敌对的海上途径了。”

“澳大利亚几十年来一直在投放声纳浮标。在苏联时代，澳大利亚皇家空军LRMP P3‘猎户座’飞机在门户巡逻时的做法是——当苏联的潜艇在印度洋被探测到，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浮出水面过境新加坡后，在附近投放声纳浮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署声纳浮标的行为正在加剧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补充说，“应该记住，澳大利亚以及与中国南海接壤的那些国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张是提出异议的。”

贝姆驳斥了澳大利亚在美国的敦促下投放声纳浮标的说法，并表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协调其海洋监视。

他说，新任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最近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两个术语将澳大利亚的防御态势带入了新的领域：“互换性”，它将互操作性扩展到部队的增强、补充和替换领域；以及“高强度冲突”，它将以直接保卫澳大利亚的可信突发事件为前提的规划，扩展到在远离澳大利亚的地区进行一般战争。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一直保持不变，并得到两党的普遍支持，”贝姆说，“这要归功于经过深入研究和评估的工作，这些工作为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发展和我们的国防能力态势建立了一个战略基础。”

他补充说，近年来，在国防部长达顿和马尔斯的领导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任务蠕动，这似乎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基础上，但没有经过内阁审议，或者即使有，也是秘密的。这将代表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和部队规划基本原则的重大变化。”

至于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加入任何针对中国的冲突？贝姆对《澳新美条约》的想法可能为辩论提供良好的基础。

他说：“正如澳大利亚研究所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所清楚表明的那样，根据《澳新美条约》，没有任何一方会被迫做任何重要的事情。”

“它更像是一份意向声明，而不是一个行动处方。《澳新美条约》规定的唯一义务是，如果它们或它们的利益在太平洋地区受到威胁时，各方应进行磋商。各方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服从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以恢复原来状态。”

贝姆说，《澳新美条约》是“其时代的产物”。“它是一根细长的芦苇，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实质性的长期防御和战略关系。它通常被用来授权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并使其合法化，而这些协议的政治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军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