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俄公投、局部动员与俄乌战争态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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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变动不只意味着将地球表面的某一部分及其资源从一个体制转到另一个体制；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通常会导致人民的国籍、效忠对象及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罗伯特•詹宁斯：《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

探寻一种既可服务于确定的政治目的、又不致触发一场大毁灭的核战略，已成了我们时代里某些最聪明的人士全力从事的工作。大致说来，这个领域中的主要佼佼者是民间人士而非军人，因为涉及的问题更多地关系到国际政治的特征，连同在最严重的危急时刻高层决策的性质，而非以传统的方式和为传统的目的使用武力。

——劳伦斯•弗里德曼

暴力，特别是战争中的暴力，是一种混淆无序和游移不定的活动，很难预测，取决于那些组织为不完美的政府的会犯错误的人做出的种种决定，而这些政府依靠的是会出错的通讯和预警系统，加上人和设备的事先未经检验的表现。不仅如此，暴力还是一种头脑发热、感情冲动的举动，义务承诺和名声关切在其中可以形成其本身的势头。

——托马斯•谢林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9月29日宣布，次日15点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新领土进入俄罗斯联邦的协议签署仪式。八年前的剧情重现，那一次，俄罗斯通过公投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八年之后，俄罗斯以同样的方式把乌克兰东部四地并入俄罗斯。以公投的方式获取额外领土，俄罗斯着实是开创了新的“国际法”的传统，在现有的国际法中，战争期间以公投方式吞并新领土，还不是惯例。与八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入俄公投以及庆祝获得新领土的时候，俄罗斯几十万年轻男子逃离俄罗斯，以躲避战争。普京总统在宣布乌东四地进行公投的同时，也开始了局部动员，更有甚者，普京以及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发出核威胁，当签署领土吞并协议之后，俄罗斯将用核武器“保卫”新领土。俄罗斯在最近一周的行动意味着俄乌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国际战略均衡以及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其冲击效应不亚于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一

普京总统从上合组织峰会回国之后签署局部动员令，征召30万新兵，这一命令最大的影响并不是征召的新兵能否扭转战场局面，而是俄罗斯正式承认了对乌克兰的“战争”，而非“特别军事行动”，或者说，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完结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俄罗斯方面一直宣称“按照计划”推进在乌克兰战场的行动，动员令意味着当下的俄乌战场态势超出了“计划”。与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一样，此次动员令意味着俄罗斯承认进入战时状态。俄乌战争的性质、范围以及未来的前景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一，动员令最大的影响是让俄罗斯公民难以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很多媒体报道说，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普通人的影响并不大，如果不关注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巨大困难，普通人的确可能与乌克兰战场处于不同的时空。动员令下达之后，俄罗斯适龄的男性公民已经难以置身事外，几天时间里，几十万俄罗斯男性公民逃离到邻国。“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成为过去时，俄罗斯人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战争的存在，与乌克兰人报名参军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对动员令说了不，俄罗斯人为什么而战呢？这场战争对乌克兰人来说是锻造国家认同、激发爱国情感的卫国之战，而对于被强制征召的俄罗斯新兵来说，这场战争则意味着生死考验，俄罗斯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被打破，反对战争的声音会不断积聚。

逃离到邻国的俄罗斯人也对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造成了潜在冲击。从俄罗斯发布动员令时起，不到一周时间里，近十万人涌入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绝望的处境而不得不离开。我们必须照顾他们，并确保他们的安全。”托卡耶夫的表态无疑是给俄罗斯人逃往哈萨克斯坦开了绿灯。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也涌入了近十万俄罗斯人。昔日俄罗斯帝国的“藩属”越来越偏离了俄罗斯的轨道，而作为普京昔日铁杆支持者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似乎对动员令并不热心。全国范围内的动员令无疑触及了俄罗斯与各个联邦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在俄军陷入乌克兰战场泥潭之际，动员令可能会引发俄罗斯联邦的危机。

第二，动员令从侧面反映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面临巨大压力，并非胜利在望，而是可能遇到溃败。就在俄军进行战争动员之际，乌军的反攻力度并没有减弱，从9月初开始，乌军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斯克、扎波罗热到赫尔松一线多处进行反攻，尤其是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乌军差不多将俄军推回到了四五月时的状态，基本抹掉了俄军第二阶段苦战三个月的成果。

从俄乌两军的力量对比来说，征召30万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局势。乌克兰在开战之后就进行了动员，新兵经过3个月左右的训练之后，在8月逐渐形成了战斗力，加上美国等国强有力的援助，尤其是重型武器的输入以及各国提供的士兵培训和训练，从8月底开始，乌军在局部战场进行反攻。因俄罗斯政府一直坚持“特别军事行动”计划，没有进行战争动员，在过去7个多月里，俄军的一线装备消耗严重，尤其是伊久姆失守，大量武器装备被乌军缴获，消耗的武器弹药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补充进来，这意味着，未来俄军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装备短缺。此外，动员令意味着俄军依靠动员之外的方法已经难以获得充足的兵员，十几名将军、上千校尉军官死于战争，俄军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损失比较严重，战斗素质、士气这些无形的损失，很难通过动员令弥补。

第三，动员令意味着俄罗斯转入了战时状态，那俄罗斯的敌人是谁呢？乌克兰军队并不是合适的敌人，如果为了打败乌军而进行战争动员，对俄军以及俄罗斯来说是难以面对的。俄罗斯要与北约以及西方世界为敌，面对西方或者北约，俄罗斯进行动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方面，俄罗斯一直有一种“复仇”情结，这源于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心理冲击；另一方面，西方对俄罗斯的挑战不只是在安全和经济上，还包括价值观，尤其是因价值观或者文明的冲突，可以进行持久的战争动员。

动员令发布之后，战争的规模和烈度都会上升，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有增无已。美国向乌克兰新提供了18套海马斯系统及其配套的弹药，至于说射程300公里以上的陆军战术导弹是否在其中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的话语之下，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将变成“战争成本”。此外，欧洲能源“去俄化”将加速，且难以逆转，动员令无疑是欧盟战略团结的粘合剂。

二

局部动员令在形式上让俄罗斯进入了战争状态，宣告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束。战争烈度进一步升级是必然的，但改变战争性质的可能性是俄罗斯的核战争威胁。乌克兰20%的领土并入俄罗斯，而面对乌军的反攻，或者说收复领土，俄罗斯祭出的杀手锏就是动用核武器。俄罗斯的逻辑在于，乌克兰东部四地并入俄罗斯之后成为俄罗斯的领土，为了保卫领土，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对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核战争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已经表示“私下”与俄罗斯进行了沟通，并警告俄罗斯，如果动用核武器，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俄乌战争如果升级到核战争的层级，那不仅是俄乌两国的灾难，也会打破全球战略平衡，以及二战以来的战争形态。

第一，自美国在二战后期对日本使用核武器之后，核武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笔者将此称为“核武和平”；核武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使用过核武器，也就是说，核国家即便面对战争失败的情况，也要将战争限制在常规战争层面，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在俄罗斯宣布局部动员之后，俄乌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常规战争，即一个核武国家与另一个非核武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之下，是核武国家并不意味着能够获胜，相反，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都是核武国家最后不得不接受了战败的结果而败退。“越南战争如同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表明一场战争能否限制在一方希望的范围内取决于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这限制。中国和苏联都不想直接参与，美国也不希望将他们卷入其中；然而，胡志明和武元甲领导下的北越人却准备走到任何极限——牺牲的极限、人力的极限、时间和空间的极限，那是美国所不打算的。”现在俄罗斯面对的态势与当年美国在越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同小异。美国和北约不会直接出兵，其他大国也不愿意介入其中，俄乌战争最终较量的是乌克兰人的“极限”与俄罗斯常规军力。如果俄军使用核武器，那就意味着俄乌战争不再是核武背景下的常规战争，而是一场核战争了。“在实战中，战术核武器和战术性战略核武器之间的区分很可能证明根本无法维持，而它们在战场上的早早使用所能成就的一切，将是冲突早早转变为某种远比相反情况下更可怕、更难控制的杀戮。”对于这样新形态的战争，乌克兰没有准备，俄罗斯也没有准备。

第二，俄罗斯发出了核战争的威胁，但是否有核战争的战略战术呢？目前看，俄罗斯还是将核战争威胁作为逼退乌军战略反攻的杀手锏。自二战结束之后，人们对核武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作为武器的核武器，其技术体系不断完善，各种当量和运载工具的核武器形成了复杂的核武体系，但由于核武器的毁伤性，核武器越来越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或者叫“去武器化”，其主要功能还是威慑。威慑，从根本来说是个心理过程，不仅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有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和意图，更取决于乌克兰是否会相信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并由此产生巨大恐惧而做出妥协。“如果核武器不能被用来实现一种直截了当的军事胜利，那么其使用就必须同政治目标协调起来。”从冷战的历史来看，美苏之间的核竞赛，从最初的追求核武器的优势，即通过核武器打败对方，到美苏大体实现核武器平衡，双方基本可以确保相互摧毁，尤其是二次核打击能力意味着在“核充足”情况下形成了核僵持，到20世纪70年代，双方进行核军控，无疑，这意味着核武器的功能从武器层面转向威慑（心理）层面，这也是全球战略平衡的深层结构。

核武器没有带来和平，却阻止了核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核国家对非核国家的战争依然存在，诡异的是，核国家对非核国家的战争并没有什么胜算。其中的原因在于，核国家没有将核武器用于战场，当然，这受制于全球核战略的平衡，逐渐形成了核武器的禁忌，即核武器不能使用，尤其是一个核武国家不能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那么，俄军会对乌克兰何种目标发动核攻击呢？如果是为了阻止乌军的反攻，那就意味着在乌东四地使用战术核武器，等于说俄罗斯在自己宣布的新领土使用核武器，也是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将战争从常规层次骤然上升到核战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战略界中最聪明的脑袋研究如何将核武器用于战场，赫尔曼•卡恩提出了“升级支配”战略，将战争分为几十个层级，交战双方在每个层级进行博弈，战争升级到15层，才会跨过核战争的门槛。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但问题在于，战争并非完全是理性计算的过程，就像“斗地主”的扑克牌游戏，谁也没有规定“大小王”组成的“炸弹”必须在对手出了“四个二”的时候才能出，因此，一旦跨过核战争门槛，战争的形态和性质就会发生巨变。

在俄乌战争中，如果俄罗斯将核武器，即便是所谓的战术核武器，用于战场，也会动摇俄罗斯拥核的合法性和道义基础。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苏之间的核竞赛主要是处于一种核均衡的竞赛，上万枚核弹头足以毁灭地球，双方的竞争带有“声誉”因素，而非为了在战场取胜。核大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是为了将核武器用于战争，而是为了维持和平，人类开发了核武器之后，在没有实现无核世界之前，限制核武器是必须的，而核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是全球战略平衡的根本，也是大国和平的基础。今年年初，五个核大国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其中强调：“我们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鉴于核武器使用将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也申明，只要核武器继续存在，就应该服务于防御目的、慑止侵略和防止战争。”可以说，核大国的国际地位和道义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核武器的态度以及核战略，如果核大国将核武器用于非防御目的，而且是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那无疑意味着该国拥核合法性基础的瓦解，进而会影响其在全球战略平衡中的地位和角色。

第三，核武器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核武器带有非常明显的国际秩序或者国际政治色彩，进一步说，在国际政治中核武器已经“去武器化”了，人们讨论核武器时已经从核武器的战场效果转移到了对核威慑的讨论。核战略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维持和管控核威慑，尤其是核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平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苏（后来的俄罗斯）之间的核威慑一直在攻防之间转换，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反导防御系统成为主要议题，一直到现在，核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反导系统上。美俄在东欧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博弈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而俄罗斯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是提升自己的核武突防能力，在俄乌战争背后的确是美俄之间的核威慑竞赛。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北约）之间至少发生过两次关于核战争的试探。第一次是开战之初，俄罗斯被排除在SWIFT之后，俄罗斯对这一“金融核弹”发出了“对等”威慑；第二次是美国等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威胁要对北约的运输线进行攻击，北约也发出了对等的威胁，即启用北约第五条，这涉及到两个核武集团（大国）之间的对立。此后，俄乌战争中关于核的问题，主要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争夺以及核泄露的风险。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自卫，“假如俄罗斯被迫使用这种最可怕的武器来打击乌克兰政权，因为后者采取的严重侵略行动危及到我们国家的生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北约也不会直接介入这场冲突的。” 这算是比较明确的核威慑的试探，当然，梅德韦杰夫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也有说明，但核心是试探，看北约会不会介入其中。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说，美国已经私下与俄罗斯进行了沟通，告知俄罗斯若使用核武器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将不可避免地触发俄罗斯与北约这个核武集团之间的冲突，由此，俄乌战争变成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核威慑甚至核冲突的博弈。“在核僵持情况下，美苏各自的威力无比的核武器倾向于彼此抵消。”冷战期间的经验，在当下，依然适用。

三

核战争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俄罗斯在乌东四地进行入俄公投，核武器被俄罗斯作为实行“自卫”、保卫新领土的工具。由此需要审视的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的入俄公投是否可以成为获得新领土的手段和途径。毕竟领土、主权，尤其是确定的领土边界，是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基础，构成了世界和平的坚实的基石，一旦这样的基础被动摇，《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体系也就被动摇了。

第一，在国际法的惯例和规范中，公投并不是获取新领土的手段和途径。国际法教科书中列举的额外领土的取得有如下几种方式：对无主地的先占、时效、割让、添附以及征服。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以公投的方式获取领土，并不属于以上几种情形，或许比较接近征服和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武力征服是获取领土的主要方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从一战结束之后，通过战争征服获取领土就不被认可了，即便经历了二战的洗礼，战争期间征服和占领的领土在战后又基本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战争过程中宣布兼并是否会导致领土正当权利的转移则是有疑问的。只有战争结束后才能最终确定有争议领土的法律地位。它来源于这样一个规则，即国家对相关领土的控制必须是有效的，而且必须不存在前主权者夺回该土地的任何合理的机会。”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乌克兰也没有“默认”或者“承认”这一领土边界的变动。

从上世纪20年代的《非战公约》开始，以战争谋求领土征服的观念就被摒弃。这一点进一步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规定：“国家领土不得成为他过以威胁或武力而取得之对象。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而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法实践越来越形成了新的共识：“基于武力取得的所有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有效的权利，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加以执行，是一个关键问题。道德考虑是有关系的，而非法行为不能产生法律权利的原则也已在国内法中牢固地确立起来，并成为有序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第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乌克兰的领土主权是一个问题，在普京的多次讲话中无不提出了这一质疑。这就涉及到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是不是属于“拿回”领土，如果是，那么不仅是进行公投的乌东四地和克里米亚半岛，甚至整个乌克兰都是俄罗斯帝国的“故地”。在笔者撰文之际，普京总统就乌东四地入俄的讲话还没有开始，想必他会就此问题做出说明和解释。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主权国家出现，是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签署的协议规定的，进而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而乌克兰的领土的合法性是随着主权的获得而产生的。俄罗斯领土产生的机理与乌克兰是一样的，这是俄乌两国以及国际社会能够“承认”和接受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1991年的乌克兰领土边界是合法的，也是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力所在。

第三，公投或者自治原则与领土的产生或者变动是不相关的。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的是入俄公投，即乌克兰境内的一块领土以公投的方式改变自己的主权归属，这一次的扎波罗热、赫尔松也是如此，而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此前举行了独立公投，也被俄罗斯承认为“主权国家”，这意味着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决定放弃自己的主权地位。笔者所见的任何国际法教科书，都没有提出一条自治公投改变主权属性、进而重划领土边界的原则或者途径。人民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国际法原则，主要是针对“非对立领土的居民而言”，“实践并不支持将其作为一项原则赋予已独立国家内部的特定群体分离的权利”。

俄乌战争的性质、范围和影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溢出了欧洲的范围，而冲击到了国际战略平衡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基础。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战后的国际秩序都将大不同于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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