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阿尔巴尼斯向特鲁多展示如何更聪明地与习近平打交道（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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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交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聪明的方式，另一种是不太聪明的方式。

最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向世人展示了如何使用聪明的方式与习近平打交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现身说法使用了另一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在上个月于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相继上演。鉴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谨慎处理这种棘手但影响重大的关系，因此研究这两个案例具有指导意义。

在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言辞已情绪化到了危险的程度，并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的层面。支持和批评中国的两派人马骂战升级，他们经常会就澳中关系的形破口辱骂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

支持中国的人经常嘲笑一切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说法。批评中国的人则会对与中国的任何接触都感到愤怒——甚至阿尔巴尼斯最近与习近平会晤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许多批评者提出了一种奇怪的观点：澳大利亚应该尽可能不与中国领导人对话。

现实情况是，50年来，大多数澳大利亚总理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都大体正确。

1972年，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意识到中国对亚太地区越来越重要，于是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走在了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前面。不久之后，华盛顿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克松总统访华举世关注，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霍克时期

在澳中建立外交关系后，霍克（Bob Hawke）总理为澳中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 

1985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克陪同来访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登上西澳州的恰那山（Mount Channar）山顶，俯瞰皮尔巴拉（Pilbara）富饶的红土。

两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中国将大量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以开始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将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贫困，而澳大利亚将获得大量的财富，为30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在恰那山会晤的两年后，澳中两国签署了中国的第一份外国投资协议，预示着澳大利亚的矿业资源繁荣期和中国经济增长期的开始。

澳大利亚参与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中，这是一种对两国都有利的关系。由于“中国红利”的存在，澳大利亚能够为所有公民提供全民医保（Medicare），还能够负担得起改善道路、学校和医院的费用。

同样，霍克的大多数继任者也都得当应对与中国的关系。霍华德（John Howard）在指出中国侵犯人权行为方面从未退缩。陆克文、吉拉德和阿博特也都没有让步退缩。然而，他们都没有让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脱离正轨。

脱离正轨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在2017年开始脱离正轨。当时，习近平对中国的扩张变得更加激进，并在南海有争议的岛屿上建立军事基地。澳大利亚这边，特恩布尔对中国强硬态度的转变做出了回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澳大利亚与中国对话的方式。

如果说特恩布尔任总理期间澳中两国关系陷入紧张，那么在莫里森上台后，澳中关系就是跌至冰点。两国关系一度停滞，甚至无法建立起部长级别的对话。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客户，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可取。

如果莫里森能向更有经验、更成功的领导人们学习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的话，结果就会好很多。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两个范例，他们也希望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但他们刻意避免了使用莫里森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那种情绪化的语言和语气。

攻击“阿习会”的人认为，此举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绥靖”，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从莫里森到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没有丝毫改变。

变化的只有语言而已。在G20峰会期间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澳中领导人五年来首次会晤），阿尔巴尼斯可能一直都在遵照前总理霍克或霍华德的原则行事。

阿尔巴尼斯指出了所有重要的人权问题，包括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对待，以及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成蕾和学者杨恒均的拘留，这两位澳大利亚公民被剥夺了获得正当程序的权利。

阿尔巴尼斯总理还表明了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澳大利亚希望中国优先应对气候变化的愿望。为说明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他还举了澳大利亚部分地区遭受洪水的例子。他还非常明确地敦促习近平利用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尽力阻止俄乌战争。

这是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一次教科书式的会晤——涵盖了存在问题的领域，涵盖了贸易机会，并且是相互尊重和友好的。

特鲁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鲁多与习近平的会晤。与同阿尔巴尼斯的会晤一样，据信二人的谈话涵盖了两国关系的积极和消极面。与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与中国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提及了，但显然问题并不只这些。

阿尔巴尼斯的会后简报很全面，详细介绍了一系列问题，但特鲁多的会后简报似乎并不全面。如果看了加拿大媒体的报道，你会认为特鲁多是在向习近平宣读关于所谓中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暴行。

在这个消息灵通的时代，中国官员在G20会议期间向习近平汇报了加拿大对“特习会”的报道。

习近平大怒。如果是中国之前几届领导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将此事暂时记下，日后处理，在第二天遇到特鲁多时也会不动声色。然而如今的习近平可不会这样。

只要逮到机会，他就不会放手。他在会场上与特鲁多对峙。他很清楚到处都有摄像头。

习近平用普通话对他说：“我们所有的讨论内容被泄露给了报纸，这不合适，”习近平通过身边的翻译告诉他，“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

如果不完整和偏颇的简报是特鲁多的第一个错误，那么他后来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习近平又说了些什么，当他的翻译还在翻译的时候，特鲁多打断了他，急于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开放和坦诚的对话。”

在特鲁多打断翻译之前，习近平所说的是：“如果有诚意，咱们就应以相互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加拿大国内

任何专业的外交官（或优秀的管理者或有礼貌的人）都会意识到，面对有不满情绪的人，无论对方是中国的国家主席还是当地商铺的店主，首先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说出心中的想法。

从现场视频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习近平意识到特鲁多已经为自己的听众想好了台词，甚至没有听他在说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媒体和加拿大议会对特鲁多的行为方式表示担忧。

回到渥太华，加拿大新闻社报道说，加拿大首席选举官佩罗（Stephane Perrault）表示，他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中国干预2019年联邦选举的具体报告。

他说：“我没有理由认为这次选举总体上不是一次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报道称，魁北克集团领袖特利安（Alain Therrien）指责特鲁多“跑到走廊上”抓着习近平便谈论中国干涉加拿大的问题，但在加拿大国内和议会中却对具体细节佯装不知情。

“他是知道中国干涉的所有细节而对我们隐瞒，还是只根据一篇新闻报道与习近平对峙？”特利安问道。

加拿大新闻社报道说，特鲁多说这个问题是无稽之谈，他的政府总是认真对待有关其他国家干预的指控。

他说，在他收到的所有简报中，加拿大选举的公正性从未受到过质疑。

这两种不同外交方式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严重关切。而且，加拿大对其公民所遭受的待遇也有担忧。

但阿尔巴尼斯向特鲁多展示了事情应该怎样处理。阿尔巴尼斯提出了他需要向习近平提出的所有关键问题，包括人权、澳大利亚公民的待遇和贸易关系。他向澳大利亚媒体忠实地、完整地转述了这些问题。

特鲁多很可能与习近平进行了全面的对话，但他或他的顾问选择向加拿大媒体呈现一个有偏颇的版本。

那么，这两种不同外交方式意味着什么？

对阿尔巴尼斯来说，他现在可以接触到中国国家主席，按照中国行事的方式，他的所有部长现在也都可以接触到他们的中国同僚。 

阿尔巴尼斯的新渠道大大增加了他为成蕾和杨恒均争取人身自由的机会。他现在也更有可能说服习近平结束北京对澳大利亚价值200亿澳元的贸易制裁。而且他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没有做出任何妥协。

特鲁多的操作结果则是，他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与习近平会面。批评中国的人很可能会说，“那又怎样？他为加拿大挺身而出。”但他什么也没做到，除了在加拿大电视上的几秒钟，他被认为是“挺身而出”对抗中国领导人，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现实政治是，为了“渲染”一次重要的会议，为了他在国内理想的政治形象而歪曲会议的语气和内容——特鲁多现在没有能力代表任何在中国摊上麻烦的加拿大人进行调解。他现在也没有能力为他的国家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

两位领导人就如何与一位外国领导人打交道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现在他们都将得到各自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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