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0年代大学生，90年代下海，好胜心强，一辈子都在追求新鲜事（组图）

我是杨诉，哈尔滨人，我出生在1960年，我还有个妹妹。母亲是教师，父亲是干部。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湘西剿匪、抗美援朝，1958年转业复员回到哈尔滨。

我出生的年代是困难时期。小孩成帮结伙，大太阳照着，饿着肚子成天乱跑。学校闹翻天，课文只有老三篇。一夜间，风起云涌，父亲受到波及，以往的意气风发不见了，他离开家，我处于没人管的状态，野蛮生长。

搬到哈尔滨的棚户区“三十六棚”后，我成长为一个不良少年。学校教育我们说，要当英雄，要学雷锋，学战斗英雄黄继光。长大当什么，我没精力想，每天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今天中午饭吃完了，晚饭不知道在哪有，逃学旷课习以为常，打架斗殴家常便饭。

父亲回来后，想让我收收心，决定让我学钢琴，安静安静。

这是我三岁和父母的合影。

那是1971年，我十一岁。其实之前我见过钢琴，哈尔滨“江上俱乐部”院子里有整堆的钢琴，乱糟糟的，不知干嘛用。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大人让我学，我就学呗。 他们千叮咛万嘱咐，不好好学琴，回家要挨揍，我早都习惯了，不学琴也天天挨揍。

第一天去老师那学琴，学拜厄教材，我一点不觉得难。父亲在样板戏的宣传画背面，给我画了两组钢琴键盘。我在纸键盘上，开始了学琴之旅。

我放学就去找父亲，他在喷漆车间劳动改造，我闻着浓烈的油漆味道练识谱，进步很快。听说江沿小学礼堂有台闲置钢琴，母亲马上把我转入江沿小学。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到礼堂练琴。

父亲骑着自行车给我送饭，怕饭凉了，把饭盒放在胸口捂着。冬天练琴像上刑，练一会，得站起来跑一会儿。

礼堂紧邻哈尔滨中央大街，人们天天听样板戏，那时候只有苦难史，只有英雄伟绩，只有坚决彻底，就是没有西洋曲，我的呕哑琴声，不时吸引路人往窗里看。

后来，父亲买来一台二手钢琴，五百块钱，相当于他一年工资。那是1972年，他的想法，在当时，也实在超前了。这台钢琴后来培养出两个钢琴家，因为妹妹也加入进来。

父亲请来了老师，那个年代老师不兴收钱，国家也不允许收钱，过年过节，只要给老师送块猪肉，或鱼啊油啊米面啊，那就很了不得了。

这是我十三岁和妹妹在我家钢琴前的合影。

1973年，我学琴一年零八个月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附中（即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哈尔滨招生。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专业院校考试。

在哈尔滨九十一中学，我懵里懵懂通过了初试。复试在市工人文化宫，六名考生中，我排名第一。我被通知参加体检，然后等待政审。上边说，要按选飞行员的标准，查三代，一向坚韧如山的父亲，被我发现在暗自垂泪。我说：爸，我不想去北京上学啦。果然没戏，我的人生里，第一次体会遭淘汰的滋味，那年我十三岁。

我不再想学琴，我想掏鸟窝、打闹、旷课、看《水浒传》。父母和各路亲戚朋友一轮轮磋商，决定下来了：继续学钢琴！我那时真的觉得，弹钢琴是世界上最让我厌烦的事！一天，我在同学家借了一把斧头，准备趁父母不在，把钢琴劈掉。大不了挨顿胖揍，再也不用弹这破东西了！斧头举过头顶时，我似乎听到：小兔崽子，你敢！我把斧头放下，心有不甘地弹起了《翻身的日子》。

父母更起劲了，说，要到北京找名师学。那时去趟北京，可不是件小事，进京需要单位开证明，路费更成问题。硬座票二十六元，学生票也要十三元。母亲四处活动，很快就把父亲和我送上邮政车厢。

我趴在邮政包裹上，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长途旅行。到天津，父亲带我爬树翻墙出了火车站，再买两张到长辛店的火车票，等火车的间隙，父亲教会了我看列车运行时刻表。

我们来到父亲的战友赵大年叔叔家，辗转找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易开基先生。从最基础的音阶和琶音开始，易先生教了我正确的练琴方法，我的天赋得到易先生肯定，这更坚定了父母让我学琴的决心。

回哈尔滨，父母立马筹划我去京学琴的事。第二次来北京，找了王康老师。王康老师带我去中央音乐学院朱公一先生家上过几次课。练习过不少曲目后，我开始报考部队文工团。总政、海政、空政、二炮我都报了，每次考完，我都会给家里发电报，每次写：考试顺利，准备政审。结果每次都失败。

父母没有丝毫的改变和退让，他们不停地在我身边怒吼：继续坚持学！必须弹得更好！必须要考上文艺单位！我只能在北京学琴，回哈尔滨练琴，如此往返。父亲无法陪我赴京，我就自己去。

从哈尔滨搭邮政车厢，在天津站换乘，按火车运行时刻表选车次，十三、四岁的我，驾轻就熟。最后，父亲的战友孙叔叔家接收了我，在北京，我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住就是四年。

这是我十四岁时。

这四年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叔叔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待我如亲儿子一般。他介绍钢琴家丁柬诺老师给我上课，我平时就在丁老师的琴房练琴。我的琴技大有进步，练琴之余，我就帮孙叔叔家做清洁、打饭，还帮他小儿子补习功课，那时我十五岁。

没多久，我就成了民歌大院里的孩子头儿，偷苹果、野泳、粘季鸟。在孙叔叔家里的日子，是我少年时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受父亲影响，我爱阅读，孙叔叔家有两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部是尼克松的回忆录《六次危机》，另一部是讲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这两本书，简直颠覆了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知，要知道，我上小学军训打靶时，靶子的头像一个是勃列日涅夫，另一个就是尼克松。

1976年，我去探望父亲的战友温叔叔，拿出我抄的诗，温叔叔对我的字赞不绝口，说，别学钢琴了，参军吧，给我去当勤务兵。我大喜，忙说：温叔叔，快和我爸说吧，我一点也不想再学钢琴啦。父亲坚决拒绝，态度极其明确：坚持学琴，不许回头！

那一年，我十六岁，正处于从少年向青年的转变时期。在口号声、哭声、歌声、欢笑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我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内心似有抱负了。偶尔会想：我这辈子真的就与这八十八个黑白键为伍？

1977年春节过后，我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去广西梧州市歌舞团工作。在家里，我经常就时局、社会和人生目标与父母发生冲突，十七岁的我，总辩不过父母，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脱离父母的管制，做一只出笼之鸟。我态度坚决地向父母表示，我要去梧州工作，父母终于同意。我成了梧州市歌舞团的学员，月工资二十几元。

那时团里正在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高兴地装拆台、挂装灯光和拉大幕。没多久就发生了我人生第一件大事，初恋。初恋对象是团里重点培养的舞蹈演员，团里禁止学员谈恋爱，我无视禁令，还自作聪明，其实早就被人发现了。没过几天，因违反团规，我被开除处理。父亲赶来接我，我那神通广大的母亲旋即把我户口落回哈尔滨，我则回到北京，继续学琴。

很快，听说北京空军文工团缺一个钢琴伴奏，我顺利通过考试。团领导留下我，发了军装和被品，每月还发几块钱津贴。我给舞蹈队集训弹伴奏，那钢琴年久失修，只能在黑键上弹，我整日晃晃荡荡当着文艺兵，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阅读。

就在那年，国家重新印发了世界名著，我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回到团里彻夜苦读，那些世界名著，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1978年春节后，母亲跑到北京，带来一个天大的消息：音乐学院恢复招生了！一年没练琴，练过的曲目忘光了，文化课基本空白，只读到初一第一学期——报考音乐学院对我简直是天方夜谭！母亲根本不听这些，硬是把我带回哈尔滨。我还是坚决不想考。

十八岁的小伙子，父母打不动了，僵持之下，朋友来了一句：杨诉，你就不敢创造个奇迹？这话真管用了！我决定去考！我学琴生涯里最主动最认真的练琴就在那二十多天，从重新试奏到熟练弹奏到背谱，渐入佳境。一张巴掌大的浅蓝色纸片来了，上面印着我的考号，0014，这就是我花五毛钱报名费拿到的准考证。

考场设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系，听说我前面那位是哈尔滨弹得最好的考生，他进场后，我走到门口听了一会儿，我转身走到父亲身边，悄悄说：他曲目和我完全一样，这他可就悬了。轮到我考时，我自信地走入考场。我心里记着他的练习曲速度，就用快得多的节奏，弹起来。音符急速倾泄，我汗毛孔都张开了，像在做无氧运动，最后一个音弹完后，我才大口吸了一口氧气。

几天以后复试，复试后录音，然后体检，全家人等通知。考文化课时，政治我临时补了一下，语文得益于以往的阅读，我没问题。我记得作文题叫“文艺的春天”。终于有一天，省招生办主任跑到我家，进屋后就大喊：李老师，你儿子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了！

我妹妹同时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们家在哈尔滨轰动了。上海音乐学院是全国第一，钢琴系是最好的系。很多家长跑来问我父母，你们怎么把两个孩子培养出来的？说实话，父母就想给我们找一条出路。

这是我（后排左二）上大学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南大楼前和老师同学合影。

那时候大学生叫天之骄子。国家供你上大学，不用交钱，你就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毕业还给你分配工作。真可以说，天下，我们的天下，国家，我们的国家，未来，我们的未来。我们不骄傲谁骄傲？可见，那时我呀，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到处喇叭在唱“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多得意呀。兴奋的事情都在八十年代前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文艺复苏。那几年，国家一系列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影响，都有一种“从明天起，前途无量”的希望。

1978年夏天，我准备去上海读大学。我和二十几个东北同学，坐了三十六小时硬座，才到上海。一出站台，我们就被挤在巨大的人流中，只好紧紧聚拢，死盯着行李，里面有被褥、床单、肥皂盒、毛巾、一两条内裤、二三件洗换衣服、三四个苹果、四五个没吃完的煮鸡蛋。家里带出来的那点钱，都缝在内裤里侧。火车站林立的公交站牌上，怎么都找不到“汾阳路”。

看到路边有上海牌出租轿车和人力三轮车，车夫正抽着烟，我试着问，到汾阳路多少钱？回答：两人一辆车，两块！我立马用我平生学过的加减乘除紧急运算起来：哇哦！平均每人才一块！我们紧急磋商，决定选三轮车。我们隔车畅聊，话题都很大，无外乎生活、理想、前途、未来。后来，上海的同学说，坐上海牌轿车，从北站到学校，只要一块八毛钱，而且一次可以坐四个人。

上大学时，我身上还有破坏性，所谓“动物凶猛”，依我现在看，那时我该去看心理医生。把鲁莽当勇敢，把义气当正义，跟人一有冲突，暴脾气马上就来，直接就开干：有本事，你告我，没本事，你就跟我干！

入学后，经过几次小型斗殴，我在校园中有了好打架的名声。有一次，我正大展身手，管弦系同学灵机一动，拿出小号，为我的打斗吹起了激扬的冲锋号！我更来劲了，只想让人目眩神驰，对我刮目相看。第二天，学校就向我“颁发”了我大学生涯的第一个处分：严重警告。

那时，男生都爱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觉得自己很时髦。我放假回家，母亲跟我说，杨诉，麻烦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回避一下。我说，我根本不在乎你们这些老人看不看得上，我就我行我素。

这是我（后排左二）和大学里的羽毛球队合影。

我不用功在全校出了名，不是在操场上玩球，就是和女同学在琴房切磋，除了远大理想不谈，其他该谈的都谈了。我是足球队员、排球队员、羽毛球队员、跳高冠军，就不是好学生。

毕业前，我又打了一架。学校公告栏上贴出了我的处分布告，说我是“酗酒斗殴，寻衅闹事”及“严重旷课”。毕业音乐会的前一天试琴，我所有的考试曲目，没有一首能背下来，没有一首中途不弹断的，林尔耀先生说，糟糕了，杨诉明天的考试又要出大事了。

试琴结束后，我先去门口小店买了一包蜡烛，然后打了一场篮球，踢了一场足球，冲了个澡，晚上十点学校关灯后，我在南大楼找了一间琴房，点上蜡烛，开始毕业考的最后准备。我整整连续弹了十个小时，一直弹到考试。曲目我记得有：肖邦练习曲第四首激流、肖邦第二谐谑曲（作品31）、舒曼的蝴蝶、李斯特的第十一首狂想曲、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

一夜突击起了作用，弹奏的曲目一首首顺畅完成，弹奏最后的协奏曲时，林尔耀先生帮我弹奏协奏部分。

林先生在另一架钢琴前坐定后，盯看我一眼。我突然想：这可能是和先生最后一次合作协奏曲了！一定要弹好，要给先生、给自己一个交待。奏毕，我走出礼堂，回到琴房，关上门，大哭一场！那四年能坚持下来，中间没有跑路，对我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如果大学没念完，我就变成社会青年了。

这是当年我和大学同学的合影。

念完大学之后，我被分配到哈尔滨歌剧院。一年后，有一次去深圳乐团演出，演出完那个乐团团长一直游说我。我的理想就是离开家，赶紧远离我父母。单位坚决不放我，据我所知，我母亲在背后作梗。

我回到家，跟父母一直争吵，最后总算求得父母同意，调动成功。1984年进入了深圳交响乐团。那时候，深圳到处是工地，都在建设当中，很有活力的样子。我二十三岁。我这批人叫深圳开荒者，那感觉就像，眼界都空前地打开了，四面八方的文化和挑战，是诱惑，也是机会。

我心气最盛的时候，正好来了施展的机会。深圳当时有一家国企叫国际展览中心，有一次搞庆典活动，请我去操办。那时候全中国钢琴系科班出身的没几个人，老板看中了我，说，你来我们企业工作吧。那个年代，你要是改行的话，大家的眼神就是“不可思议”，一开始我没考虑，就拒绝了。

和老板成为朋友后，他还一直游说我，周末他经常叫他司机载我去他家吃饭。他说他们要组建时装模特队，让我来组建。没打动我。他接着说，你来了以后，给你个公司，你来做总经理，然后给你一辆车。哎呦，他一说给我车，我就怦然心动了，一夜无眠。

我下决心去那边，还有一个原因，我原来看杂志上说，联合国在聘用工作人员时，入门条件是，要从事过六种不同的工作。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人生挺精彩。难道我这辈子就只在八十八个琴键上活动吗？第二天早晨我就夹个包，去国际展览中心上班去了。

我人生的第一部车是日本原装车，车牌号我还记得，16701。当时，这辆尼桑蓝鸟是深圳街头最拉风的车，那年我二十六岁。团里一直不放人，1989年10月，我才正式调入国际展览中心。

我开始组建时装模特队，说实话，我连时装表演都一次没看过。有一个我在上海认识的模特，叫刘彩萍，当时她正在深圳大学学服装设计，通过她，我联络了几个在北京做时装模特的人。我飞到北京，见了几个模特。她们在我眼里俨然天仙，慢慢熟了，只把她们当成音乐一样的抽象。

当时我要给每个人单独做工作，比如叶继红。她当时在北京是个有影响力的模特。她对深圳不太了解，我就说，我给你买一趟往返机票，在深圳的食宿也全包了。你觉得深圳不好，你就回来，就当玩一趟。然后我请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到了深圳。到深圳以后，他们看了我们展览中心，最后留下了。我从北京一共带回六个女模、三个男模，都是一个一个说服的。

这是90年代我（红衣）和模特们的合影，我左后侧的长发女孩是超模陈娟红。

我组织了一场时装发布秀。深圳电视台采访我说，杨诉，你是不是准备把你们时装模特队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模特队？我说，对不起，我们不想当全国一流的，一流的有十个八个，我的模特队要打造成全国第一！访谈一播出，人家说我太狂妄。

两个月后，首届全国时装模特艺术大赛在广州举行，四十多只模特队来参加比赛。冠军叶继红是我这儿的，第四名张亚芳，第七名张锦秋，也都是我这儿的人。十大名模里我这就占了三个。我自己又得了个“伯乐奖”。这次比赛确立了我在时装模特行业的江湖地位，我跨界成功了。

国际展览中心成立九家公司，我当四家分公司总经理，办时装杂志，我任主编，后来广告公司、影视公司也让我接管了。我很兴奋，年轻嘛，加上做时装模特这行很招风，每一天要接受很多采访，有点洋洋自得。

1991年，北京国贸饭店举办第二届全国十大模特比赛，我手下的陈娟红艳压群芳，一举夺魁！我又获得了第二届“伯乐奖”，更加巩固了我的江湖地位。我带领模特队，去中南海、去钓鱼台做汇报演出，那是什么架势什么派头？

30岁时，我的肖像照。

1991年，我还带模特出去做了一个全美巡演，陈娟红成为世界超级模特。那年头，能成超模可了不得。那时的陈娟红，羞涩、不善言谈，普通话不流利。

她已经出名了，可那会儿的腕儿，还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权，虽然打眼，可远没当今大腕儿这么牛。获奖当晚，陈娟红被各路媒体包围，各种问题雨点般砸向她，她完全手足无措，整晚拉着我胳膊，没松开过，大多的问题，都是我在代答。

回到深圳后，我对陈娟红开始了“培训”。我把陈娟红叫进我办公室，突然对她命令“站起来！从现在起，我给你培训说话，不许坐着！”陈娟红心有不忿地站起。我继续说：“从现在起，我说的每句话，你必须无条件重复！你要是不重复，我就扣你三个月工资，演出费减半，一年内不得出国演出！”陈娟红瞪大眼睛，一脸茫然。

我锻炼她胆子，教她说脏话，五天后，陈娟红和我对骂如流，今后应付采访再也没问题。

这是1992年我和模特队去美国巡演时在当地的合影。

工作后，我还是一样贪玩。

1986年，我单位附近的竹园宾馆开了保龄球馆，是深圳第一家，我立马跑过去玩。不久，保龄球馆馆搞比赛，我打了个第二名。奖品挺有意思，是一桌酒席，我请了乐团同事去吃。第一炮打响了，我信心倍增。深圳体委要成立深圳市保龄球队，我顺利加入，除了我，其他我队友都是出租车司机，因为那时出租车司机比较有钱。

1986年年底，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我们去参加比赛，我打了个倒数第几名，我队友却打了个冠军。我心里就有点不服了，回来就自己拿出五千块钱去练球。一场六块钱，这五千块钱打完了，如果我还打不出成绩，我就终生不碰保龄球了！我这人好胜心特强，那会儿，我玩保龄球到了半疯状态。

深圳体委请来的教练是香港人，很资深。跟他学，我才领会基本打法，玩命练。第二年，我参加全国锦标赛时，我那五千块钱还剩三千，我打进前六名，但还没拿到全国冠军。1989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我和深圳队友参加男子双人赛，就因为北京队一句“杨诉这回死定了”，我们不但赢回来了，还赢了对方一百多分，最终打破了男子双人全国记录，这个记录我们一直保持六年。

我是个典型的比赛型选手，比赛状态特别好。我做任何行业，一直都不是很努力，包括我学钢琴，我在学校是出名的不练的人。人家一天练七八个小时，我有时候一天就混个半个小时，但其实成绩我也不会比他们差。

工作后，我每年参加两个全国大型赛事，一个是全国锦标赛，一个是全国保龄球精英赛，拿过八九次全国冠军。只要参加比赛，我就认真打，最后一次参加全国锦标赛，我拿到全场冠军。

1999年我被选进国家保龄球代表队，要代表国家去参加亚洲锦标赛，他们来公司政审的时候，我当时的老板才知道我打保龄球，吓了一跳。后来老板不放我走，我就不再打保龄球了。保龄球是我整整十年的爱好，当时第一次去玩，根本没想到，最后能玩到这么专业，纯粹就是因为喜欢玩这个。

这是1989年，我（左一）和王一平（左二）在全国保龄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双人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右一、二是亚军，北京队的王峰和毕贺清。王峰后来成为国家保龄球队的教练。

八十年代还是单位一统天下，生活上有国家给托着，体制内的人不焦虑，甚至看私营小贩倒腾牛仔裤的笑话：有俩糟钱儿敢下馆子，你有退休金吗？九十年代变了，敢下海的人都叫弄潮儿。1992年，我下海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体制。我喜欢自由，讨厌一切束缚，父母也管不了，管也不听。

当时我年少轻狂，我说，这个世界饿不死我。知道我的人也很多，很多企业找我，可我想自己单干。

我做决定很快，一旦做决定，我就敢行动，那时候老说“赶上”，“补上失去的岁月”，后来就叫“接轨”了。深圳彻底西化了，连街角的咖啡，都和外国的没什么两样，大家都不急于出国，鲜花，彩带，香槟，黑白礼服，领花长裙……简直和外国电影差不离，那是一切都很洋气的时代。

一切都在变化中、更新中、欢乐中，就连离婚也不认为是难过的事，也是生活去旧迎新的一种方式。我结过三次婚，离过三次婚，没有子女，我觉得这样挺自在。开餐厅、开酒吧、做演出、办影视公司……我就这么一路做了好多事，就这么随心所欲地游荡来游荡去。我觉得，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在哪我干的都是自己高兴的事。

这是我在家接受CCTV海外频道的采访。

就这样照着兴趣生活，后来我还意外地写了剧本、当了网红。

写剧本纯属偶然，2016年开春时，有一天下午我在家喝茶。楼上传来钢琴声，是个学琴的孩子在练习，他弹错一个音。我们学音乐专业的，有听觉惯性。我脑子绕不开那个音，浑身难受，在客厅里来回走。我的钢琴就放在窗口，我走到钢琴前，照着正确音弹一遍。楼上琴声停了，我心里一乐。我就想，我教教这孩子。我把那个音反复弹四五次，就那几小节。我又坐回沙发上喝茶，楼上传来琴声音，这回他弹对了。

就这么点事，我发了个朋友圈，结果马上就有一个搞电影的朋友说，杨诉，你真牛，你可以隔空教学。隔空这俩字一下子启发了我，我来了灵感。正好我另外一个朋友是珠影厂演员，他那天到北京来，喝咖啡时就聊起这个事。他知道我比较喜欢写东西，就鼓励我说，你写写这个，这个情节特别好。

晚上回家，我就开始写剧本。我这剧本完成第三稿的时候，我干女儿说，咱们去参加广电总局夏衍杯优秀剧本比赛吧，我说，不用。当时我对这事没怎么上心。我这干女儿没跟我打招呼，就把这剧本投送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有一天我突然接电话，那头说恭喜你，你那个电影剧本获得了夏衍杯奖。我吓一跳。据说投稿的，有一千多个剧本。

我的奖状。

颁奖完了以后，三位评委走到我的饭桌跟我说，杨诉老师，你是第一次写剧本？我说，对呀。他说，我们看出来了，你连段落都不分，但我们历年来都没有你这种类型的剧本。有些场景设计，桥段设计很新颖，所以我们很认真地讨论过你的剧本，我们决定给你这个创意剧本奖。

领奖回来我也牛了几天，我人生的剧本处女作，竟然是国家广电总局发的奖，那可是最专业的电影奖。

当网红，也是一次很意外的事。在抖音火起来是因为我弹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那个特殊年代，我父母冒着风险偷偷哼唱过这首歌，音乐有种美妙的功能，能带回完整的往日岁月，当时的气氛，当时的感觉，甚至当时的气味。我弹奏的时候沉浸其中，我猜，别人也被感染了。

本来过去三十年，我基本没碰钢琴，在抖音上我又开始弹钢琴了。

这是我在抖音艺术创作者大会上演奏钢琴。

我的人生有两套系统，一套对工作，一套对生活，分得很清楚。在人生的各个关口，我似乎都是靠兴趣过关。

任何事，只要我感兴趣，我就会很认真。一旦做了以后，我就会动脑筋，想一些自己的方法。前提是，这事一定要引起我的兴趣。没兴趣，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年轻时玩了三样，音乐、时装、体育。三样都玩到顶峰，就转身走人，转身走人时，并不留恋。

这是西瓜视频为我拍的宣传片。

我觉得生活中永远有很多新鲜事吸引我，我希望自己永远有好奇、敢折腾、能掌控。做直播、上节目、写剧本、编教程……我工作起来像驴一样不知疲倦，不工作时像鸟一样自由自在。

我喜欢独居，有三条狗两只猫相伴，每年我都自驾出游，一个人在飞驰中听音乐，很享受。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安静，简单，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本真。虽然是60后，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老了，顶多说，每过一次生日，我又成熟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