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年繁荣已结束！《华尔街日报》悲观预测：中国恐陷长期衰退、永无超越美国之日（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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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在20日头版丢出一枚震撼弹，宣判「中国长达40年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华尔街日报》给出的病因是「中国从贫穷走向强国的经济模式似乎已经破产，举目所及都是困境」。至于经济狂飙终结后的中国会如何发展，《华尔街日报》则担忧将陷入长期衰退。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几十年来透过投资工厂、摩天大楼与道路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模式造就一段惊人的成长时期，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甚至成为出口实力席卷全球的经济巨人。然而这个模式现在已经失效，由于中国深陷债务泥淖，加上有许多公共建设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房屋空置，投资的回报率也急剧下降。

中国经济碰上的麻烦不只是惨淡的经济数据，许多偏远的省份到现在仍执著于继续借贷与建设，官员们说由于投资与出口的疲软，他们实在别无选择。像是云南最近才说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兴建一个新的新冠隔离设施，面积将近三个足球场大。问题是中国几个月前就已经宣布「解封」，更不要说全世界在那之前就已经恢复正常生活。

2023年8月6日，中国山东省烟台港边准备出口的货柜。海关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出口同比下降14.5%。（美联社）

经济学家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长速度大幅放缓的时代。更糟糕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持续恶化，北京与美国及其盟邦的分歧也日益扩大，这些负面因素已经危及中国的外国投资与贸易，使得中国恐怕不只是经历一段经济疲软的时期，而是会陷入漫长的黯淡时光。专研经济危机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图兹（Adam Tooze）就说：「我们正在见证经济史上最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轨迹。」

中国的未来？

如果中国的大幅经济成长注定终结、甚至已经终结，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GDP成长率将会低于4%，这甚至不到过去40年大部分时间的一半。总部位于伦敦的研究公司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预计，中国的趋势成长率已从2019年的5%放缓至3%，并将在2030年降到2%左右。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这样的经济成长幅度只能说是「恢复正常」，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无法实现他在2020年设下的政治目标：2035年将经济规模翻一番。这不只是政治支票跳票的问题，更代表中国难以脱离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行列，甚至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联社）

《华尔街日报》承认，过去也有许多预言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最后都没有实现。目前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的电动车与可再生能源产业，提醒人们中国主导市场的能力；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与科技战，可能促使中国加速发展人工智慧与半导体，开创出新的成长途径。如果北京愿意，它似乎也仍然可以利用杠杆（比方说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成长。

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上述刺激成长的招数效益已经递减，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时期，房地产的泡沫化就是其中之一。北京透过增加借贷与房市的荣景保持成长，房地产甚至一度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中国在新冠疫情的早期虽然应对的不错，加上美国消费者应对疫情的支出激增，这些发展却进一步掩盖了中国的经济困境。等到房地产泡沫破裂、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制造业萎缩、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整体经济陷入通缩，中国这几个月的经济前景显然黯淡无光。

比「日本式的衰退」还惨？

中国的经济前景会暗淡到什么程度？《华尔街日报》引述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认为北京如果不能积极救市、不采取措施重振民营部门的冒险精神，中国的经济放缓可能将迅速陷入长期停滞，就像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日本。当时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通缩与有限成长。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问题是中国在房市泡沬破裂前，并没有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成为已开发国家，其人均收入更是远远落后（中国去年为12850美元、日本42400美元、美国76400美元），这恐怕让中国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

日本正向海外劳工敞开大门。图为在日本东京车站正在准备餐点的店员。（AP）

此外，中国的经济疲软可能也会影响民众对习近平的支持，分析人士担心，北京对内可能加强压制、对外更加咄咄逼人，以此来应对经济成长放缓、从而提高发生冲突的风险。在8月10日的一次政治募款活动中，美国总统拜登宣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可能会促使领导人「做坏事」。新华社对此强烈回击，表示拜登只是用「抹黑中国」来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强调「中国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强劲」，外交部发言人则强调「西方政客与媒体夸大炒作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

告别「中国世纪」

《华尔街日报》称，自从邓小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一直在挑战经济周期、拥抱市场、对西方开放贸易和投资。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段时期成长了25倍、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超过全球减贫总量的70%）。中国从一个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如同20世纪被称为「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也有人将中国的崛起称为「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甚至认为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

《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国内基础设施与其他硬资产（hard assets）的高额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至2021年间，这类投资平均每年约占GDP的44%，全球平均水准仅有25%、2020年为20%。中国的投资占比如此高昂，部分原因是「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国有银行将存款利率定得很低，这意味著它们可以廉价地筹集资金并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因此新增了数万英里的高速公路、数百个机场和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路。

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过度建设的迹像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2018年中国城市约有五分之一的公寓，即至少1.3亿间公寓无人居住；中国媒体则报导，海南省儋州一处高铁站耗资550万美元建造，但由于乘客太少竟从未投入使用，海南省政府也说，继续开放该站将带来「巨大损失」；贫困的贵州省人均GDP去年还不到7200美元，但这个省份竟然有1700多座桥梁和11个机场，比北上深广的机场总数还多，2022年底的债务竟上看4000亿美元。

借贷与基建已是末路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许多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快速城市化时期所经历的情况相似，与部分欧洲国家二战后对基建重大投资带动经济成长的情况也相去不远。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基础建设热潮，导致过度投资，中国数十年来的过度建设恐怕也步上后尘。罗格夫说：「重点是他们在建设方面遇到效益递减，这种作法是有局限的。」

2023年5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雄安新区。（中国国务院官网）

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现在每投资约9美元才能实现1美元的GDP成长、10年前只要投入不到5美元、20世纪90年代则是只要投资3美元多一点，就能达到相同的GDP成长效果。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已从5年前的9.3%下降至3.9%。国有企业的回报率则从4.3%回落至2.8%。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生产力也在下滑。

中国地方政府想继续依靠借贷与建设刺激经济，但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的总债务（包括地方政府与国企）已攀升至GDP的近300%，这个数字在10年前只有不到200%，现在却已超过美国的水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在北京对地方的举债管制下，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其债务规模预估今年将超过9兆美元。

习近平的对策是？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的高层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模式已到达极限。习近平去年便指责官员依靠借贷建设来扩大经济活动，「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对于如何改变中国旧有的成长模式，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经济学家认为，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促进消费支出与服务业，这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平衡的经济模式，也让中国更像是美国或西欧那样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资料，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8%，美国则为68%。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中国政府鼓励民众「多花钱少储蓄」，包括扩大中国相对薄弱的社会安全网、也提供更多的健康和失业福利。

2019年6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塔吉克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上举杯。（美联社）

然而了解北京决策的人士表示，习近平及其副手仍对美式的消费风格抱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增强工业能力、为与西方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此时让中国民众进行美国式消费完全是一种浪费。中国领导人甚至会担心，让个人对如何消费有更多决定权，可能损害国家权威、也无法产生北京所希望的经济成长。

在加强政治控制的指导下，习近平政府加强国家干预力道，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大的工业强国，尤其是半导体、电动汽车和人工智慧等政府青睐的行业。经济学家认为，尽管专家们并不怀疑中国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然而著力于这些领域并不足以提振整体经济，对于进入劳动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足以创造他们所需要的就业机会。

北京已花费数十亿美元建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但主要由台积电所生产的尖端半导体领域却没有什么进展。北京上周发布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之际，中共刊物《求是》发表了习近平6个月对高阶官员的谈话内容。习近平除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他也要求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与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

学者：中国的经济模式早就失灵了

对于《华尔街日报》「中国40年经济荣景已终结」的断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赞同，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最近才崩溃，而是在10多年前就已经失灵。佩蒂斯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在过去10年的任何时候写就，但直到最近几乎每个人才真的看到问题所在，因此现在写出这篇文章才会被认真对待。

佩蒂斯强调，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出现巨大变化，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最近才出现问题、不再带来健康和可持续的成长（这是很多年前的事），而是因为近年来维持GDP高成长率的成本明显提高，尤其是因此带来的债务负担，人们无法再忽视潜在失衡的严重性。虽然有识者警告中国必须紧急提高消费、创造需求，但也有越来越多人察觉中国的制度性限制，更让人震惊的是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44%，这意味著中国只有保持难以置信的高投资率，才能实现高GDP成长。

2023年8月17日，北京郊区正在建设的碧桂园一号世界城。（美联社）

佩蒂斯表示，除了保持如此高的投资率并不容易，真正的问题在于，直到大约10到15年前，大量投资还能让中国经济产生广泛的生产力（即效益超过成本），但从那时起便每况愈下。其结果之一，便是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不得不从由硬预算约束的经济部门（主要是民营部门）转向由软预算约束的经济部门（主要是公营部门）。这是因为在严格的预算限制下，非生产性投资就必须被列入支出，就像其他损失一样；但非生产性投资可以在公部门中被资本化，仿佛这是一种资产，只要有融资、就可以持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更多的债务来为减少的生产提供资金，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一个经济体将大量债务用于生产性投资时，其GDP成长可能超过债务成长，该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就会保持在较低水准。然而当债务被用来为经济效益低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投资（非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时，债务自然就会比GDP成长的更快。中国的债务负担在2006至2008年前后开始激增，中国的官方负债率也从GDP的150%上升到近280%。

佩蒂斯表示，中国债务负担上升的主要来源，正是房地产行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出于投机目的购买闲置楼房、以及地方政府对过剩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意味著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崩溃，由于GDP的成长其实没有提高经济生产，因此一旦北京决定解决债务负担，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逆转。佩蒂斯表示，北京确实还有调控经济的手段（尽管不多），但每一种都需要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因此未来三四年的抉择对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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