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之年，这仍是亚裔选民最关心的重要议题（图）

家住北弗吉尼亚州的张女士原本寄希望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有关招生政策的诉讼中作出有利于亚裔的裁决，这样他的儿子进入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TJ高中)的希望就会大增。那是一所在当地和全美都数一数二的精英公立高中。但上个月，最高法院决定不受理该诉讼，这意味该校自2020年以来实行的新招生政策可以继续实施。一些家长认为，该政策对亚裔构成歧视。

资料照片：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妇女举着标语，支持和反对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考虑种族因素的学生录取计划的示威者在对峙。（2023年6月29日）

为了增加学生群体的族裔多样性，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从2020年开始实行新的招生政策。除了考虑学习成绩外，录取过程还会考虑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所在地等多种因素，但并不考虑种族因素。实行新政策后，学校亚裔学生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的比例则有所上升。

“感到很失望，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最高法院在2023年驳回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计划，颠覆了美国几十年来实践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让张女士一度认为该校为实现学生族群多元化而进行的改革也会被废除。

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是当地华人家长“鸡娃”时梦寐以求的名校。张女士表示，该校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科类而闻名。由于大多数华人家长本身就有理工科背景，也注重培养孩子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因此该校在以入学考试为重要标准招生时，许多华人孩子表现都非常出色。

张女士观察到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在当地华人、印度裔，韩裔等其他亚洲族裔的社群中引起了不少反对之声。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她也打算利用手中的选票，选举出对华裔更有利的地方和国家领导人。之前一直对美国政治不太关心的她今年开始仔细调查今年选举中所在地区的不同职位、不同候选人的党派、族裔、背景和政见。

她同时关注本地一个名为TJ联盟(Coalition for TJ)的组织。该组织在太平洋法律基金会的帮助下提起了前文提到的针对TJ高中所属的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FCPS)的诉讼。该组织表示，此诉讼是为了“捍卫亚裔美国人的精英教育、平等权利和公平待遇”，并坚信“坚信每个学生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接受优质教育”。

张女士告诉记者，有不少孩子即将申请高中的华人家长都加入或者在背后默默支持着该组织。

教育一直是美国亚裔选民参与政治时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崔凯博士对此有深入的观察。

“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大家关注的问题不外乎就是移民、健康和教育。但有的地方的移民多，有的地方的移民少，健康问题有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医生和医疗解决的。教育问题呢，其实是影响着所有的家庭，这也就导致，很多的华人，他们在选举投票当中更加偏向于共和党。因为他们要尽量的去消除掉所谓的反向的种族歧视。”他说。

教育议题或能改变选民投票习惯

斯蒂芬妮·伦德奎斯特-阿罗拉（Stephanie Lundquist-Arora）是TJ联盟的一员，也是活跃的专栏作者，撰写在教育领域激烈反对左派观点的文章。她的丈夫是印度裔，她认为自己儿子印度裔的身份导致他去年申请TJ高中时未获得录取。改革之后，该校降低了对申请学生的GPA的要求，并要求提交和个人背景有关的文章。她告诉记者，自己的儿子认为文章中没有很多涉及到学术能力，特别是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能力的部分。

她表示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减少亚裔的人数，还将该校排名从全美高中第一滑落至第五归咎于新的招生政策。

TJ高中所在的FCPS学区是美国最大的学区之一，其中19%的学生是亚裔。改革前，TJ高中录取的学生中有七成以上是亚裔。根据2023年录取的数据，黑人学生的比例从全班的1%增加到7%，而亚裔学生的比例从73%下降到54%，占比为多年来的最低。

伦德奎斯特-阿罗拉认为，在大选年，虽然教育并不是人们投票的唯一考虑因素，但是针对亚裔的歧视会影响人们手中的选票。她说：“去年在新泽西州，我看到一个告示牌，我不记得确切措辞，但意思就是民主党人，不要以为你可以歧视我们，而我们理所当然就要为你们投票。我认为教育是一个足够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它会产生影响。”

她还表示，在总统选举中，根据民意调查结果，经济和边境安全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在地方选举中，教育制度对人们选票的影响会更大。她说：“我认为对于地方选举，比如说监事会和学校董事会的选举，这（教育制度）确实有影响。”

哈利·杰克逊(Harry Jackson)也是TJ联盟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虽然是非裔美国人，看似是在学校改革中受益的族群，但依然不支持这项改革。

杰克逊的继子是该校2024级学生，也是招生政策改革前最后一届学生。他认为该校非裔和拉丁裔学生人数较少和这些族群的学生在中学修代数、几何等理科课程的比例较少有关。但现在降低学术方面的录取门槛，对于学习好的学生不利，包括学习好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

杰克逊表示，帮助有需要的学生不应该按照族裔来进行，而是应该将白人、亚裔、非裔和拉丁裔一视同仁，帮助其中有需要的人。

他也不认同民主党在教育制度上的观点和政策，并表示这改变了他的投票习惯。“我要投票给那些认真对待学术的人，”他说，“我曾经是一名终生的民主党人，但是因为我在教育领域所看到的，包括宣传哈马斯和反犹太主义，我不认为自己会投票给民主党支持的候选人。我会投票给其他选项，专注于核心教育概念的。”

杰克逊去年曾竞选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董事会成员但未能获选。

华人家长大多反对平权行动

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教育管理系的崔凯博士的研究领域为美国公立教育体系的经费政策，他在过去18年里为中国学生和家长提供进入美国高中与大学的咨询服务。他观察到中国家长中支持平权法案的比例非常非常少。他说：“一旦我们提到平权法案的话，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平权法案呢，其实是给了少数族裔优先录取的机会，而这个少数族裔其实是不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华人。”

在美国，平权行动旨在平衡历史上针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系统性歧视带来的影响，为具有潜力的少数族裔和妇女提供机会。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一份行政命令中第一次在联邦层面提出了“平权”。教育领域的平权行动则会在学校招生中将族裔考虑在内。

以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为例，自2020年后，该校出于对校内非裔和拉丁裔学生过少的担忧，决定修改招生计划。他们取消了长期作为入学流程一部分的标准化考试和申请费，降低了录取所需的最低GPA，招生官员被要求考虑额外因素，例如学生是否贫困、是否仍然在学习英语或就读历来被录取人数偏少中学。

移居美国后仍然“唯分数论”

崔凯认为，华人家长的反对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在中国，录取通过中考、高考分数决定。虽然也有加分和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但是“唯分数论”仍然占了主流。

他表示，这些人移居美国后，仍然非常看重孩子的成绩。他所认识的家长即使孩子的SAT已经考到了1550（满分为1600）这样不错的分数，也依然希望孩子继续提升。即使华人家长为孩子进行课外活动，很多也都抱着极其功利的想法。

“谷爱凌入读斯坦福后，华人家长当中推出了一种滑雪的热潮，”他说，“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学生被美国top大学录取，他在文书当中谈到了说自己喜欢吃各个国家的泡面，很多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的家长也去买泡面。”

崔凯观察到，在申请大学时，华人家长极其看重“藤校”光环。如果孩子SAT成绩很好，考了很多门AP，却没有得到藤校录取，就会得出孩子被种族歧视这样的结论。他表示：“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公平，对于我们的很多家长而言的话，所谓的公平就是我的孩子的分数是最高的，他就应该去到更好的学校。我认为呢，这是我们对于美国大学或者说中学的招生政策，了解的不够全面。”

加州的华人曾经参与反对加州的一项允许公立学院和大学采取平权行动的法案，最终该法案没有通过。但崔凯告诉记者，即使平权法案未通过，也不代表高分就能入读名校。

“现在的加州大学有13项明确的招生标准，其中涵盖了学术，活动，学校背景，学生个人特点，领导力，志愿者活动等。此外，很多大学也在使用holistic review，即: 全面审核的方式，这样的话，华人擅长的高分，GPA, 标准化考试的优势，将不会成为一个优势。另外，传统的藤校的录取过程中，针对校友子女，捐赠人子女，运动员群体都会有所倾向，而不一定是分数优先。”

崔凯博士本人则是平权行动的支持者。他说：“我的观点是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政策出台之前，我是支持平权法案的，在教育这个方面呢，可能支持民主党的观点会更多一些。”

崔凯认为公立教育和精英教育不同，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确保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更要确保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在教育学领域，水平公平是指资源的平等分配，而垂直公平则意味着资源应向有需要的人倾斜，而不是追求绝对的平等。

但他也承认，这样资源上的倾斜，确实不是完美的政策，也可能产生逆向歧视，但对策应该是找到更完善的解决方针，而不是全盘放弃平权行动。

华人移民二代反对“内卷”和“鸡娃”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的周先生近几年在儿子们的影响下，渐渐成了平权行动的支持者。

他在十多年前带着两个儿子通过投资移民的途径到了美国。刚来美国那几年，他和身边的华人家长一样花了许多钱“鸡娃”。

“花钱让他们学高尔夫球，学马术，请了各种家庭教师，找留学顾问，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去大学里捐一个奖学金，这样我儿子成绩差一点也能进好大学，”他告诉记者。当年加州要采取平权法案，他周围不少华人家长纷纷发声，或者捐款或者打电话给当地政要，他也在停止平权行动的请愿书上签名。

反而是他当时在读中学的大儿子非常支持平权行动。他说：“我的儿子觉得我的行为是不承认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他觉得我这么想很丢脸。”也因此，他们父子之间有一阵子关系非常紧张。周先生回忆道：“我给他安排了各种课外辅导班，还有各种有助于申请大学的夏令营，实习，但是他反而喜欢去做义工，去食物银行给穷人发吃的。”

大儿子SAT考了1300多分，成绩不差但是在华人家长眼中却远远不够，可是大儿子宁愿做义工也不愿意去上补习班。但最后大儿子出乎意料地“爬藤”成功，进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我想来想去，可能他那些做义工的经历确实让他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孩子看起来不一样，”周先生说。

在大学中修读政治学的大儿子的研究方向和底层居民福利制度有关，他也把周先生成功说服。如今，周先生自己也开始反思“唯分数论”，在儿子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解平权运动背后的历史和背景。如今他的小儿子也到了要申请大学的阶段，他觉得和周围忙着“爬藤”的家长相比，自己有点格格不入，但他已经决定让小儿子自己选择想要申请的学校和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