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亿打工人之痛：通勤、外卖、短视频（组图）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中国打工人约有8亿。
3月，一条在北京
见到科学技术哲学学者王小伟。
他与我们分享在深度科技化时代下，
对现代人处境的观察与思考：
“通勤是一种需要忍受的生存成本。”
“短视频是情绪商品，算法会固化你的欲望。”
“没有AI的发展，我们无法了解什么是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王小伟
Q：一条
A：王小伟
Q：年轻人通勤，为什么感到这么痛苦？
A：一些研究显示，在一定时长的基础上，你通勤时间增加多少，罹患抑郁症的概率会增加，这两者起码有相关性。通勤强调计划、控制，车必须整点到，差几秒恨不得都让人挺痛苦，到单位打卡那个点必须摁上或者刷个脸。
通勤最大的问题是把人原来的行走工具化了。只有起点和终点是有意义的，中间完全是浪费，是需要忍受的生存成本。你要为这一过程付出金钱和时间，还要付出巨大的情绪。
我们对人群的感受，实际上也受到各种技术的调节。坐地铁的时候，你就会特别讨厌人群，大家挤起来很没礼貌。人和人之间感受到的是对抗、竞争、互相的漠视，所以地铁上经常出现丧失理智的人。
Q：现代通勤的成因是什么？
A：现代通勤一个现实原因是大城市病。城市越来越庞大，甚至是一个环状结构，围绕一个单一的中心，产业分配在有些地方过于聚集了。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消费化了，城市中人的“应得之地” （原先是宿舍），逐渐流失了。如果说要退回到小城市，甚至退回到城市边缘，是不是就找不到工作呢？找得到，但不理想。
现在我们还会为了符号去挣扎。我可能通勤两个小时去国贸上班，然后走到窗明几净的办公楼里，刷卡滴一声才可以走进去，那其实是一个很强的符号意味，可能工资没多少。但符号是有魔力的，它可以产生价值，让我觉得满足。
▲马路上随处可见飞驰的外卖员
Q：怎么看待外卖的流行？
A：外卖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处境。现在大家压力大极了，有些人会觉得外卖是对付一下，还有人觉得外卖是一种享受，比如我跟我爱人叫一份外卖，比我们为了做饭打架更有利于家庭和谐。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食品工业，你叫的外卖大概率是一个料理包。当食物被厚厚的袋子捂着，在路上颠簸了半小时再拿出来时，早就已经坨了。在整个食物的链条中，人变成了被动的咀嚼者。
你看现在食物的味道被变成卡路里和香精，早期的奶茶店就特别有代表性，进去看全是各种口味，一个东西没见着。
现代人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操纵的，可以预料的，可以控制的。对食物没有敬意，最后可能导致我们对人也失去敬意。
Q：微信对人的日常交流造成什么影响？
A：我们现在只要想起交流，第一反应可能是文字，然后是语音，最后才是打电话对吧？这种排序在没有微信技术的时候是不存在的。现在接到一个电话我会很紧张，除了快递（笑）。
以前人不是这样，我们父母那代人特别善于聊天。我住一个小区，两三年周围的人都不认识。我父母到那儿，一个星期周围的人全认识，家里什么情况全知道。我们这代人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有点枯萎了。很多聊天，我会觉得我在社交、在表演，已经不自然了。更年轻的一代人，甚至敌视不交流。
技术对沟通方式的调节其实挺大的，对婚恋都有影响。技术让“宅”成了可能，现在大家一见面就不停地搓手、掏手机，人其实丧失了一种在现场的对话能力，很难建立信任的关系。
Q：您刷短视频吗？每天刷多久？
A：我每天都刷，而且我一直在找一个办法去治理短视频的问题。现在想的办法是手机上不装短视频APP，基本上只留一个微信。
Q：您提到过一个说法，“短视频是一种情绪商品”？
A：短视频能够让人短暂地忘掉烦恼，繁重的工作之后，人可能还是需要刷刷短视频去对抗无聊。
但我越来越发现，过后你还是会挺后悔的，我居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看一个人做饭、种地，看一个人打扫他们家院子，会有很强的负罪感。不是这些活动不好，而是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上面，有些沉溺。
另一方面，现在大家对隐私越来越重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留下太多个人数据，商家在背后对我们的人格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数字画像，非常了解我们。想想还挺可怕，一个人的内心只能让最亲密的人走入，对吧？
▲直播中的网红
Q：短视频算法怎么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A：毫无疑问有正面影响，同时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韩炳哲（德国哲学家）讨论过“自恋社会”。短视频时代，人其实就是变得越来越自恋。
你每天刷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推送不断加强对自我的一种强迫性的期待。每次滑动大拇指都在照镜子，只不过是从不同的镜子和角度照。你看有的人刷好多豪车、去南极旅游、吃了M几的牛排，其实那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渴望。
算法也会固化你，你老觉得那个东西就等于美好生活。在一个很简单的人性的基础上，我们都渴望支配，渴望荣耀，渴望掌声。短视频给你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只要去土耳其坐热气球，你只要吃到这顿饭，你就是荣耀的、成功的人，可是为什么要让他人来定义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于心灵的建设可能是消极的。
Q：怎么看待直播带货？
A：像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比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讨论“文化工业”。他们认为，整个社会包括文化都是资本化的，包括你看的音乐会、各种演出，都成了一种工业。科技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加持性的力量，使得各种文化产品的效果越来越炫目，是很好的商品。
你在一个平台上看一个人谈论精神性的话题，有一些思考和想法。过一段时间，他/她就开始带货，你才反应过来，哦，原来他/她是在兜售一种生活方式。
比方说“断舍离”，原本是对自己的生活审查后的感悟。现在咱们给你打造一个“断舍离风格”的装修，全屋的微水泥设计师单品。微水泥当然也是技术，科技在里面就可以和资本共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理性、有效、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个就挺麻烦。
▲人机共存场景
一条编辑部经由Midjourney生成
Q：在科哲内部，关于AI现在讨论最激烈的话题是什么？
A：科学哲学经常聊 AI有没有意识？什么是意识？AI可不可能产生意识？技术哲学更多讨论的是技术伦理问题，比如未来AI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你焦虑不焦虑？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偏科技伦理的部分。我的工作能力很大程度上会被机器取代，未来10年或5年当中就可能发生。我很害怕，但我不焦虑。因为我老觉得没有AI的迅速发展，其实我们从来都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是人。
Q：在与AI的对照中，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A：我们一直在往外寻找什么是人，你看大家崇拜的是什么人？聪明，精力、毅力特别好，不知疲倦，永远有创意。全是这种“超人”，超人的理想模型是一台庞大的人工智能机器。
你最崇拜的是这台机器，它根本就不是人。因为人就会疲倦，人就会没有创意，不可能24小时提供大量的输出，人做不到的。
人面对死亡会害怕，人的生命脆弱、有限、可朽，所以才有宗教，有哲学。人就会焦虑、乏味，所以我们才有舞蹈和音乐，因为它是节律性的，节律性的东西可以缓解焦虑。
人会无聊，所以才会有人去说脱口秀，才会有人去搞文学。我干嘛要和机器对齐呢？我们就活成人的样子。做饭，养鱼，聊聊天，谈论一下死亡和哲学。互相逗个乐，这就挺好的。
Q：科技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与福祉的同时，为何我们还是持续感到某种沮丧？
A：伯格曼（Albert Borgmann）有一个观点，技术伪造了我们的现实。所有身体性的活动，比如行走的、操劳的，在技术时代越来越被当做不必要的东西割除了，这会使得我们丧失对真实现实的把握。
通勤让日常的行走消失，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手机让身体性的体验不断受到蚕食。技术沉降到生活的最基层，也夺走了我们的日常。我写了一本书叫《日常的深处》，试图以一种“夺回日常”的方式，重新去理解我们的手机、通勤、外卖、穿衣。
Q：您通过对技术的日常审查来回应时代的整体情绪，比如普遍的空心、乏味、疲倦感。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年轻人卷不动又躺不平的无力感，可以向哲学求解吗？
A：我最近在重读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写的《技术的垄断》，他提到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人特怪，育儿、亲密关系，这事都需要一个专家。两个人上床也需要一个专家。为什么我们那么渴望专家呢？我们为什么要把生活问题化，而且难题化呢？
当你不把生活难题化的时候，当你不渴望哲学家或者理论给你提供任何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焦虑大大缓解了。
我要重申：生活不是一道习题，做题这件事从毕业那天就结束了！你要做的就是养好这只猫，种好这盆花，善待这个人，以及晒好这份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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