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校车司机副业是人贩子，每天上班都算拉着一车“商品”跑，一个孩子卖9万（组图）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问为啥东北没有人贩子？

底下有个回答是这么说的，东北独生子女多，每个孩子都是宝贝疙瘩，警察来得快，不是为了抓人贩子，而是怕人贩子被大爷大妈打死了。

我知道，一提到拐卖儿童的事，大家肯定搂不住火。

民警赵北仑几年前就办过一起拐卖儿童的案子，刚开始他也搂不住火。

被拐的孩子是一个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短时间被5批人贩子买进卖出，辗转小半个中国。

最让人害怕的是，其中有个人贩子，是当地幼儿园的校车司机，每天上班都算拉着一车“商品”跑。

而当赵北仑抓到他们时，他们非但不认错，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在做善事。

2017年，我从警以来第一次在执行公务时夹带“私活”。

那年5月，我因为一桩刑事案件而错过了妻子的产检。妻子有怨气，毕竟她要做羊水穿刺，应该有老公陪在身边。但是这次的案子不一样，于公于私，我都极度渴望尽快查个水落石出。我给妻子介绍了一点案件背景，她的态度立刻改变了，反过来催我尽快出发。

妻子给我下了一个任务：“把孩子找回来，就当给我们的宝宝积德。”

我调查的是贩卖人口案件，一个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被几批人贩子接力转了好几手，线索随时可能断掉。

这案子是我接的，那天村里有个叫吴慧的女孩匆忙跑到我们边防派出所，请求民警把她的男朋友抓了。

吴慧声称：男友阿杰卖掉了自己的儿子。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报假警，因为眼前这个女孩实在没法和母亲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吴慧一看就是个还在青春期的少女，她大概一米五的个子，长得黑黑的，穿着红色连衣裙，手指甲上还贴着亮晶晶的卡通美甲片。虽然说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言行举止明显就是个孩子。这让我一度怀疑她在和男友闹矛盾，想通过我们民警去吓一下对方。

我们这种在边境上的小派出所，每年办理的刑事案件用两只手就数得过来，丢孩子绝对算大案。我不是不重视，只是吴慧的描述让我感到惊讶和困惑。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家的妈妈15岁、爸爸17岁、儿子5个月——全是未成年人。

当我开始给吴慧做笔录，我发现她说的可能是事实，让人内心五味杂陈的事实。

吴慧和阿杰的孩子在2016年12月6日出生，虽然这对父母尚未成年，但已经同居多时。一个月后吴慧出了月子，阿杰去了广东打短工，期间吴慧带孩子回了娘家。等阿杰回来，吴慧怀疑他在外面有了新女友，两人大吵一架。吴慧赌气，把孩子交给了阿杰。

没过多久吴慧就后悔了，联系阿杰见面要看孩子。可疑的是阿杰不愿现身，甚至不肯让孩子露面，哪怕视频通话都拒接。后来他干脆换了电话号码，还拉黑了吴慧。

当吴慧找过去时，阿杰家里空无一人。邻居已经有日子没见过家里的孩子了，只记得阿杰最近换了手机，花钱大手大脚。

吴慧怀疑阿杰手里的钱是用孩子换来的。

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我先找到村干部一起去阿杰家走访。阿杰和他父亲相依为命，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住在半山腰上那两间低矮的平房里。这个栖身之所，以前是阿杰叔叔家的猪圈，收拾好借给了他们爷俩。

阿杰家连门锁都没上，推门进去只能看到一张床孤零零地摆在中央，几张塑料椅子散落在各处，旧衣物凌乱地堆在这仅有的几件家具上。唯一能证明这个家里曾经有过孩子的，就是几件小衣服、奶瓶和奶粉罐。除此之外，残破不堪的屋内已经看不出生活的气息。

邻居说前段时间确实见过阿杰的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回来，但是他们父子最近大概外出打工了，好些日子没露过面，孩子也没再出现过。

吴慧和阿杰的相片还摆在屋里，那是一张大头贴，两个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轻轻吻在一起。

我还发现一张写着“家的归（规）”的纸片：不可以说脏话、不可以发脾气、垃圾拿去倒、少去喝酒、不可以跟老婆吵架、要帮老爸分担一点工作、自己的衣服要拿去洗。

这张家规上还签了吴慧和阿杰的名字，看来这里就是他们曾经组建小家庭的地方。

我打电话联系阿杰要求见见孩子，他说已经把孩子交给县城的姐姐抚养，却绕来绕去始终不肯说出他姐姐的地址。我再追问，他又改口说朋友在帮忙带孩子。再想深入问下去，他突然把电话挂了，我回拨了3次都没有接听。

这样异常的反应不得不让我怀疑，阿杰藏着见不得人的事。

我打听到阿杰在县城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我和警长老邦在网吧包间堵到他时，他正在打网络游戏，桌上摆满了啤酒罐和红牛饮料瓶，烟头洒满了包间。他身旁是一个差不多年纪的黄毛女孩，两人搂搂抱抱的腻在一起。

走出网吧时，阿杰脚步软绵绵的，一看就是刚包完大夜。阿杰身高只有1.6米左右，我们俩没费多大劲就把他拷起来押进车里，只留下那个女孩愣在原地。

“你是未成年人，因为你的法定监护人无法到场，我们安排村支书陪同你进行讯问，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意见。”

坐在我对面的阿杰一脸懵懂，眼神迷茫，头发乱糟糟的，两只手时而拳曲、时而伸开，似乎一直找不到合适安放的位置。我注意到，他的每个指关节下都纹有一个英文字母。

“某狂，听边警滴哇。（别慌，听边防警察的话）”陈支书欠起身，用本地话小声叮嘱他。

审讯室里，阿杰刚开始还嘴硬，一直坚称孩子只是送给别人抚养了。我们副所长不想再跟阿杰废话，切入了最关键的问题：“有没有得钱！”

“没得钱！”阿杰一口咬定。

副所长不给阿杰反应的机会，把他那台崭新的OPPO手机往桌面上一拍：“这手机可是要4000多块，你一个洗车工，哪来钱买的。”

阿杰承认孩子已经被卖掉了。吴慧和他闹矛盾，扔下孩子回娘家就不管了，他和父亲没有固定收入，没法养活孩子，于是阿杰找父亲商量，决定卖儿子换钱。

阿杰父亲同意了：“卖就卖，反正家里又没钱。”

阿杰通过姐姐联系到一个黄姓妇女，答应可以帮孩子找一个好人家，开价2.5万元。

阿杰问：“以后孩子长大了还能不能见面。”

买家说：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

阿杰说：这可是亲生儿子，养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奶粉，最少要6万。

期间，他们多次通过电话围绕价格和办理出生证、接种证等问题不断拉扯，最终决定以4.5万元的价格成交。

当时孩子卖了4.5万元，除了父亲留下1800元，余下的钱都落在阿杰手中，他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钱，这简直是泼天的富贵。

他开始失控了，不仅当天就换了新手机，更是召集朋友、肆意挥霍，整日混迹KTV和网吧。仅仅11天，他就把卖孩子的钱花个精光，没钱后他还跑回村里，把父亲1800元的存折偷出来取走花光。

我问他，花着卖儿子赚来的钱心里难受吗？

阿杰愣了一下说，是有点难受，但是一想到儿子整天哭闹就很烦，拿着这些钱出去玩就不烦了，心情就好一点。

我记录着讨价还价的细节，心想他们把养育孩子的成本计算得如此精细，这哪里是卖儿子，分明是在交易牲口。

商定价格两天后，阿杰和父亲按照约定来到县城汽车站，与自称是母女俩的买家见面。

通过监控视频，我发现这对所谓的“母女”买家分工明确。一位出面交易，观察孩子是否健康，还主动给孩子换了尿布，这是在“验货”。另一位一开始并没有暴露，装扮成游客在附近暗中观察。

就在汽车站前人来人往的小广场上，买家拿着被黑色塑料袋包好的现金，卖家抱着穿着米黄色衣服戴小帽的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孩子一直在哭闹，阿杰横抱竖抱都没辙，显得很不耐烦。把孩子交给买家的一瞬间，阿杰松了一口气，好像卸下一身的重担。直到他和父亲去角落数钱，装扮成游客的买家才悄悄走过来带走孩子的随身行李。

交易完成后，买家提醒阿杰把电话号码和通话记录全部删掉。阿杰把该删的信息都删了，这是售后服务，是试图逃脱罪责，更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因为阿杰如此决绝，一点找回孩子的余地都没留下，我们的调查从开始就困难重重。

结束了对阿杰的讯问，我和警长老邦判断这个买家很可能是职业的人贩子。毕竟她们具备反侦察能力，从交易现场的监控中也能看出她们无比谨慎。

孩子肯定还会被出手，这种情况下，每转手一次孩子都会多一分危险。

通过技术手段，我们排查到买家是一个叫“刘妹”的女人，就住在130多公里外的一个渔港小镇。老邦二话不说，带着我连夜启程，甚至不惜违反所里一条不成文的禁令——太阳下山后任何人不准穿越沿边公路。

这条路在海拔600米以上，“胳膊肘弯”和“回头弯”超过100个，晴天白云缭绕，阴雨天大雾弥漫，能见度经常不足5米。我曾在派出所的警史室看到过，90年代曾有一名边防老前辈驾车抓捕逃犯时坠崖，就是牺牲在了这条路上。

上了沿边公路后，雨刮器摇到最快一档才能勉强看清路况，山里奇形怪状的虫子拼命往车灯上撞，窗外不时传来猫头鹰的鸣叫。我胳膊的肌肉都绷紧了，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一头扎进了牛奶一样浓稠的雾瘴和水汽。

连夜穿过重重迷雾，我和老邦以最快速度来到了人贩子刘妹的住所。那是一栋安置小区，我尽可能把车开得近一些，手机甚至可以连上她家的WIFI。

即使距离如此近，但我们还不能惊动刘妹。万一孩子不在这里，很可能因为我们的突然现身而被转移，这个风险我们担不起，只能先在附近蹲守观察。

蹲守最难挨的就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眼皮止不住地打架。我会点燃一支烟夹在手上，偷摸眯一会，8.3cm长的香烟自然烧完需要3分钟，到时候火星会烧到手指，相当于定时闹钟。老邦喜欢听鬼故事，越恐怖的他越喜欢，还专门充值了VIP会员，无广告插播一直听到见鬼。

一连几天，我们就在车里熬着。刘妹的身影迟迟不出现，只是偶尔有一个小女孩在她家阳台露过脸。6月7日凌晨，老邦正听到猛鬼要吃人的情节，突然他在车里大喊一声“来啦”！把在后排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吓得滚到了过道上。

刘妹终于现身了。抓捕时机到了，我和老邦立即进屋将她控制住，同时我把所有房间都转一遍，然而并没有发现孩子，屋内也非常整洁，没有孩子生活过的痕迹。

扑空了。孩子不在！

我们就地开展现场讯问，刚开始刘妹百般抵赖，强调没有抱养过孩子，也没有去过县城汽车站。

老邦早有准备，他从手机里调出她们交易的视频告诉刘妹，汽车站是全市摄像头最密集的地方，要是还不认，他手机里还有十几个不同角度的视频。

这下子刘妹终于怂了，她承认从阿杰父子手中买走孩子的事实，并交待了和她伪装成母女的同伙——越南婆。

两人在一场农村喜宴上认识，阿杰要出售孩子的信息是越南婆提供的。当时，刘妹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但不想错过难得的男婴“货源”，两人便决定“众筹”买孩子，刘妹出资3万，越南婆出资1.5万。

孩子买到手就接回了越南婆家，当天晚上不停呕吐发烧。因为不敢送孩子去诊所，越南婆叫她老公去买了退烧止吐的药，和刘妹轮流照顾。第二天中午，两人在一家医院附近，将孩子以5.9万元转手卖给了一个叫“红姨”的女人。

卖完孩子，刘妹和越南婆来到烈士陵园台阶下分赃。刘妹特别迷信，知道做的是亏心事心里发慌。

刘妹说：“后面上山埋的都是英雄好汉，正气压过阴气，我才不怕。”

我反问她：“那你还敢买卖孩子！”

刘妹狡辩说自己是出于好心，“那个孩子的父亲说家里养不活了，我才帮的忙”。之后我追问赃款，刘妹早就把倒卖孩子的钱在麻将桌上输光了。

第二个买家红姨就住在我们隔壁市，当务之急是立即找到她。我调取了医院附近的监控，有一个情况让我心头一紧。和红姨一起把小孩接走的，还有2男2女，开着一辆银色奥迪车。

刘妹和越南婆虽然手段专业，但还不是职业人贩子。可怕的是接下来要查的红姨，她的背后搞不好是一个专业的拐卖团伙。

而现在，红姨是唯一知道孩子下落的人。

当我来到红姨的居住地时，她早已失踪。从她亲戚口中得知，红姨因为涉嫌拐卖妇女儿童在5月23日已经被内蒙古警方带走。

虽然红姨落网，但没有落在我的手里，这让我有点泄气。更重要的是，追查孩子的线索才刚有点头绪，现在一下子就断了。

老邦不这么看：“要是在我们这一步就放弃了，那孩子就真没人能找回来了。”

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我见到了审讯室里的红姨。看到我这个老乡，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这里的气候干燥，一天三顿馒头吃得她大便都出血了。“我现在做梦都想吃一碗家乡的米粉，要是能带我回去，我什么都肯说。”

红姨是职业人贩子，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样的人。但是为了尽快找到阿杰的孩子，我还是给她买了一碗米粉。

红姨吃完后一抹嘴，终于肯开口：孩子被她以6.3万元卖给一个叫梅姐的广西女人。不知道姓名、地址和职业，只有一张微信头像。据她了解，梅姐大概率也不是真正买家。孩子仍然在被各种人贩子转手倒卖的过程中，目前很可能已经被贩卖到了广东。

我这一路寻找孩子的踪迹，除了可怜孩子命不好，更让我心情复杂的是面对这些人贩子。尤其是红姨这种人，因为她曾经被人贩子拐卖，本来是个受害者。

红姨从小没上过学，只能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16岁那年同乡带她到广东打工，她糊里糊涂上了绿皮火车，到站了才发现目的地是安徽，等待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人贩子。

红姨被脱光了绑在门板上，眼看着人贩子们在自己肚皮上打扑克，用“争上游”的方式决定谁先强奸自己。忍受了几天的折磨，红姨被卖给了当地农村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老光棍。过了4年，她一狠心留下年幼的孩子，找准机会逃出魔爪。

红姨没有回家，而是继续在外漂泊。她遇到一个西南口音的女人问自己愿不愿意帮“抱孩子”。女婴带到东部地区，能卖两万多块；男婴带到北方中原地区，能卖四五万。红姨从此干起了职业人贩子的勾当。

红姨说自己就吃亏在没读过书，才干了犯法的事。可当地的同行告诉我，红姨在拐卖儿童过程中警惕性很高，一直用两套假身份证行走江湖，还有很多化名，以此逃避警方的追查。

副所长已经开始催我了，他说：“孩子家属那边着急得不行，三天两头来所里追问进展。担心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害怕被摘掉器官卖钱了，被做成残疾去乞讨了，哭个不停。”

我以为副所长指的是孩子的母亲吴慧，没想到他说吴慧自从报案后就没来过所里，着急的人是孩子的外公外婆。

我在电话里给副所长报告：孩子还没找到，红姨只是中间商而且她背后的团伙也没找到。如果说有什么进展的话，好消息是有了新线索，坏消息是又有了新线索。

红姨的下家梅姐已经被我和老邦锁定了范围。她在按摩店打工，我们拿着她的相片在按摩足浴店集中的地方一家一家找。第二次排查的时候，正好遇上当地治安大队扫黄，一个被抓的嫖客帮我们确定了梅姐的身份。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最终将梅姐抓获。她的气质和红姨完全是两个极端。梅姐身上穿金戴银，脖子上挂着一块玉观音。她说自己吃斋念佛，“抱走”的是家长不愿意养活的孩子。“我是在做善事，现在反倒好心没好报了。你说我冤不冤。”

梅姐承认，自己当时就在医院和红姨碰的头，计划拿到孩子就做个体检，确认身体健康再交钱。但是因为孩子没有身份信息，体检没做成。梅姐曾经卖过一个女婴，刚出手没多久就被买家“退货”，因为女婴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看来这个梅姐依然是中间商。我数了数，最初从阿杰手里买下孩子的是刘妹和越南婆，一天后她们把孩子卖给红姨，红姨在当天就转卖给了梅姐。短短两天时间，孩子被出手3次，期间还生着病，我都不敢想这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是怎么熬过来的。

孩子在梅姨的手上也没久留。她转手将孩子以7.6万元卖给隔壁镇一个叫“廖仔”的大巴车司机。

见到廖仔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廖仔开着幼儿园的校车，脸上挂满微笑，挥手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嘱咐他们赶紧回家不要在外面乱跑，明天记得按时等车。

夕阳下，这本是一幅温馨的画面。但是没人知道，车上的这位负责接送镇上几个幼儿园学生的司机，是个人贩子。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如果廖仔也是人贩子，那他每天上班岂不是拉着一车“商品”在跑？

我们跟了校车一路不敢动手，担心发生意外，也害怕引起群众恐慌。一直等到廖仔送完最后一个学生,才冲上去把他按在了驾驶位。

没费我多大劲，廖仔很快承认了犯罪经过。他在打麻将时认识了镇上一个叫“三哥”的老板，三哥让他留意没人要的孩子，有合适的就收过来。我在找的这个孩子，就是廖仔带着任务从梅姐手里收的。

当时三哥承诺出10万元的高价，廖仔很“豪爽”地说自己不为赚钱，纯粹是帮朋友的忙。他还反向还价说9万元就可以，“以后有钱大家再一起赚”。这一单，廖仔赚了1.4万元。

接下来该去找三哥了，听廖仔的描述，三哥也不像是最终的买家，大概率仍然是个中间商。算下来，这孩子已经遇到了5批人贩子，频次越来越高但范围越来越小。

我和老邦分析，这次说不定很快就能知道孩子的下落了。但是一听廖仔说到三哥所在的镇子，老邦的脸色顿时变了。他立即给副所长打电话请示抓捕计划，同时让我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助。

这一路的追查，老邦一直斗志满满。他在所里干了快10年，所长原本想让他带带小年轻负责辖区的基础工作，可他这次主动请缨一定要跟这起案子。

我跟老邦住上下铺知道他的心思，他老婆孩子都在省城，一直想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每年刑事案件少得可怜的单位，没有比这次抓人贩子更好的立功机会了。

但是当老邦知道了三哥住的镇子，他一下子就犹豫起来了。

老邦跟我讲起刚入警时的一段往事：一年春节，老邦跟随老所长参与重大抓捕行动。当时嫌疑人已经被包围在屋内，年轻气盛的老邦第一个想往里冲，被老所长拦下。老所长让没成家的都往后靠，自己上前一脚把门踹开。

就在这个瞬间，嫌疑人引爆了藏在门槛下的手雷。老所长当场被炸成重伤，下半身血肉模糊。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是一颗睾丸被炸掉了。老所长后来立了一等功评上了英模，住院时公安厅长亲自慰问，但是至今没有要上孩子，成为一生的遗憾。

老邦每年都会去看望老所长，老所长经常开玩笑说：“一等功，但是‘没卵用’啊。”老邦说如果当时自己直接冲了进去，可能当场就会牺牲。这么多年过去了，老邦依然对这件事有心理阴影，家里过春节一直不放鞭炮。炸伤老所长的那枚手雷，就产自三哥藏身的镇子。

这个镇子有三大特产：珍珠、月饼和黑枪。这里有两百多年制造烟花爆竹的历史，烟花厂到处都是，制造枪支土炮和炸药对当地人来讲，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因为利润惊人，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赫赫有名的黑枪基地，几乎村村造枪，家家户户是“兵工厂”。有时走进农民的院子，就能看到晾衣绳上挂着几把枪。

当地两家宗族因为坟地纠纷，引发大规模械斗，双方不仅装备了大量枪支和手雷，还有土炮。上千名武警战士在镇子整顿了一个多月，缴获的枪支大都使用标准猎枪子弹，在有效范围内的杀伤力甚至超过警用枪械。

更要命的是，三哥家里就经营着一个烟花爆竹厂，我们不清楚三哥手上有什么家伙。

我和老邦进去踩点，虽然经过多年安全经营整顿，大部分烟花爆竹厂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但仍有零星的小作坊在开工。看到门口堆放着的烟花炮筒、炮盘等材料，闻着弥漫在空气中那淡淡的臭鸡蛋味，我时刻警惕着身边的陌生人，因为他们也在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

三哥家的别墅位于镇子中部，高高的墙头布满碎玻璃，还装有摄像头，还有个很厚实的大铁门。整个镇子进出都不方便，一旦出现意外，我感觉自己和老邦随时可能被堵在镇里出不去。

但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因为视频里那辆接走小孩的银色奥迪车，此刻就停在三哥家院子里。

我们终于等到了增援，是当地治安大队的老沈。他身高一米八，体重可能还不到一百二，警服挂在身上又直又平，好像一张扑克，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老沈也是当地枪患的受害者，当年被歹徒的霰弹猎枪打中后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仍有20多颗铅弹残留在肺部和神经中枢等要害部位。这些铅弹持续散发毒素，导致他的体质明显下降，狂瘦了30多斤甚至连拿枪都力不从心。

老沈给我们支了一招：这几年三哥在外面养了个小老婆，租了一间公寓作为偷腥的安乐窝。这个小老婆喜欢“嗨粉”，之前被老沈处理过，后来被他发展成线人，可以把三哥引出镇子。

我们提前埋伏进公寓房间，三哥刚进门就被我们制服了。事后老沈颇为得意地说：“新闻稿我都给你们想好了，标题就叫《嫌疑人“子弹”已经上膛，还没“掏枪”就被警方抓获》。”

三哥交代了两件事，第一他确实没有枪和爆炸物；第二他是妹妹所托，作为中间人给妹妹的朋友找孩子收养。他说自己完全免费，只是帮忙，真正的买家是广东梅州的一对夫妇。

到现在我才真正捋顺了孩子被拐卖的过程。刘妹和越南婆合伙买下阿杰的孩子，卖给职业人贩子红姨，红姨转手卖给吃斋念佛的梅姐，然后孩子被开幼儿园校车的廖仔收购，最后卖给三哥。

三哥的口供解开了困扰我一路的谜团：原来，刘妹和越南婆在医院附近转卖小孩时，红姨、梅姐、廖仔、三哥以及三哥的老婆都在现场，只是当时他们都只认识自己的上家。孩子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加价转手，这些人贩子没走几步路，孩子就从5.9万元一路飙升至9万元整，当初阿杰卖这个孩子的价格还是4.5万元。

我知道找人要跟时间赛跑，但是从来没想到一个大活人的流转速度竟然能快到这个程度。

三哥把孩子拿在手里的时候，觉得他长相太丑，做交易前甚至在医院门口打电话向买家确认到底要不要。买家说长得不好看不要紧，只要身体健康就行。于是三哥立即把孩子抱上银色奥迪车直接送到广州，再由他妹妹转送到梅州。

我问三哥：“你认为这个孩子要9万元的价格正常吗？”

三哥回答：”在我的观念里是正常的，毕竟是人家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生养个孩子不容易。”

就在副所长和我们商量下一步去梅州解救孩子时，所里忽然接到了自称是买家的电话。我们抓捕三哥的事情被他的妹妹知道了，还告诉了买家夫妇。三哥的妹妹请求他们向警方说明情况，为自己的哥哥脱罪。

因为这通电话，我们千方百计要找的买家最后主动把孩子送了回来。买家夫妇声称不知道孩子是被拐卖的，他们一直天真地以为9万元是交到孩子父母手里的营养费,不知道这中间还存在着中间商的层层加价。

买家夫妇家境殷实，有电梯加工厂还经营着幼儿园。他们家三代单传，有一个19岁的女儿刚高考完。他们说想给女儿找个伴，但是妻子年纪大了还有妊高症，不敢怀二胎。

2016年春节，他们在家族微信群里发布了想抱养孩子的消息，一层层传递最终到通过5批人贩子才完成了所谓的抱养。

买家夫妇说，孩子刚接到家里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而非常瘦弱，满身都是痱子，该打的预防针一样都没打。他们带孩子去卫生院补种了疫苗，还花高价请保姆专门照顾。

副所长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把相关政策和利害关系讲清楚，最终买家夫妇答应带着孩子过来自首。

8月10日，三哥的妹妹和买家夫妇一起来到我们分局，将孩子交到民警手上，并分别做了笔录。这天正好是孩子被拐卖的第110天。

苦苦追寻了那么久，我终于见到案件中唯一的受害者。小家伙的脸蛋圆圆的，被养得白白胖胖。从身体上看，孩子已经熬过了颠沛流离的拐卖之路。

买家夫妇带来了几大包衣服和奶粉，还一条一条向我叮嘱了孩子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并委托我转告孩子的父母，“如果他们同意，以后想回来看看孩子”。言语间满是恋恋不舍，虽然只养了3个月，但已经有了感情。

第二天，吴慧的父母来所里接孩子了。小孩在买家身边的时候还是挺乖的，毕竟已经熟悉了，反倒交给吴慧父母的时候有点认生，不停哭闹挣扎。

虽然孩子已经不认得外公外婆了，但两个老人看着孩子哽咽得说不出话，又笑又哭地一个劲给我们鞠躬。吴慧还在外地打工，知道孩子找到了转天也赶回了家，她给我们打了视频电话，这个少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哭着向我们道谢。

当时我还在想，以后吴慧还要面对很多困难，但至少现在，她和她的家人值得好好开心一下，这已经是眼下比较好的结局了。

只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预料到，故事真正的结局还没有到来。

我交接完手上的工作，立刻赶回家看望妻子，跟她分享了这个好消息还有办案期间的故事。妻子边翻看我这一路拍的照片边笑着说：“希望以后照顾自己的孩子，你也能这么认真上心。”

后来我曾带着记者去吴慧家采访，他们一家对孩子还是比较上心的。家里放着崭新的摇篮和一堆五颜六色的玩具。

吴慧的父亲不时把孩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在腿上，用低沉而温柔的声音教他喊爷爷。

家里挂着一张全家福，吴慧父母抱着孩子坐在前面，三个女儿站在后排，吴慧在最中间。

吴慧说：“这是我第一次去相馆拍照，之前只拍过大头贴。”

不过我发现当初回来时还白白胖胖的小家伙，现在变得有点黑瘦，衣服也脏兮兮的。短短的手上被蚊子叮得都是包，又红又肿。孩子一直被吴慧父亲抱着，吴慧总是低头玩手机。

吴慧小声跟我抱怨，“没想到养个崽这么辛苦”。她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孩子，还是之前的生活更自由一点。而且她每次看到父母哄孩子，心里就感觉酸酸的。

当初报警时我就察觉，吴慧的父母比她更着急，经常打电话过问案件进展。吴慧加了我的微信，但是她最关心的是卖孩子的钱怎么处理。

我告诉她钱已经被阿杰花完了。吴慧就问：“他不是新买了一台手机吗？”

我告诉她：“手机是案件证据，不能给你。”

“没想到卖孩子这么值钱。”吴慧发了个吃惊的表情。

吴慧的父母有三个女儿，吴慧排行老二。她告诉我，当初父母着急找回外孙其实有一点私心，因为没有儿子，他们想把这个外孙当儿子养，以后给家里传宗接代。

我听吴慧的姐姐私下说过，其实吴慧小时候挺可怜，差点被父母遗弃。吴慧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父母突然说要带她去山沟沟里拔花生，还带了一截没煮熟的木薯给她吃。

没煮熟的木薯有毒，姐姐察觉到父母的意图，偷换了煮熟的木薯放进吴慧包里。

当天父母是分头回来的，姐姐没看到吴慧跟来。父亲说吴慧去姑姑家玩了，母亲却说她被老师叫去了学校。吴慧凭着记忆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直到晚上才走回来。

吴慧母亲跟我说，“吴慧的肚子上本来就有一道疤，现在剖腹产又留下一道疤，一看就是生过孩子的，以后还怎么嫁人。”另一道竖着的疤是吴慧小时候做手术留下的。那时她腹痛到无法走路，检查发现胃里竟然有一大团头发。

吴慧从小养成了偷偷吃自己头发的习惯，长期积累在胃里形成了“胃石”，手术取出来半斤多。

我在网上查到这是一种异食癖，美其名曰“长发公主综合症”。有可能是体内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也有可能和生活环境有关，比如缺乏父母有效监管、被忽视或者焦虑紧张。

我猜测吴慧的病因大概率属于后者。

和吴慧相比，阿杰明显是个小混蛋。我不想为他开脱什么，他卖孩子已经触犯了刑法。但是我也希望讲讲阿杰的童年。

阿杰从小也缺乏父母的关爱。十几年前，阿杰的父亲挑着一麻袋红薯和一桶山茶油穿过中越边境，换回来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越南媳妇。

阿杰的父亲靠帮别人剥桂皮、收八角为生，每年只有短短几个月能赚点钱。因为家里穷，有时候一天仅能吃一顿饭。阿杰最饿的时候，翻出一包过期的板蓝根充饥。

阿杰的母亲嫁到中国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结果过来了还是吃不饱，在阿杰刚满一岁的时候就跑了。所以阿杰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

有一次，阿杰不知道父亲从哪里淘回来一副白花花的猪板油，煎出一大盆猪油和油渣。那天家里好像过节一样，父亲装上一碗猪油去邻居家换米酒。就在这个空档，家里的狗嗅着香味跳上灶台，把猪油舔了个精光。

父亲舍不得那盆猪油，扭头捡起柴刀把狗子剁了。晚上父子俩难得打上牙祭，父亲一口酒一口肉，阿杰也吃了。这只狗陪伴阿杰好多年，他边吃边流眼泪。可能是难得吃得这么有油水，当天晚上父子两人都因为肠道不适，把晚饭全吐了出来。

为了养活自己，阿杰刚满15岁就跑到广东打工。他就是在那段时间通过QQ认识了吴慧。两人在网上聊得火热，回到家后很快就在现实中见面，并在阿杰家过起了同居生活。

吴慧的父母是在2016年10月从外地回来操办家族“白事”时，才发现女儿怀孕的。当时胎儿已经八个月大了。他们对游手好闲的阿杰没什么好感，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选择了默认他们的关系。

和吴慧在一起后，阿杰在每个手指关节纹了纹身，是吴慧名字的拼音字母，他说这叫十指连心。他们走到一起，并不让人意外，这是两个孤独的孩子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

只不过，是游戏就有结束的一天。

2017年10月，我收到法院的判决结果，阿杰和父亲因拐卖儿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5年。阿杰因为是未成年人，酌情从轻处罚。其他已经查明犯罪事实的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了相应处罚。

之前我查阅孩子出生档案时发现，吴慧怀孕时还未满14周岁。鉴于这种情况，我专门给吴慧做过一份笔录。吴慧说两人是在酒后发生的性关系，她那天喝醉了，阿杰应该没醉。

吴慧还说，阿杰一直知道她的年龄。如果真如吴慧所说，那阿杰还涉嫌强奸罪。不过法院最终没有认定强奸的情节，不然阿杰至少还要加3年刑期。

我做案件回访时想把判决结果告诉吴慧，却发现她家大门紧闭。我给吴慧打去电话，她跟随家人一起外出打工了。我叮嘱她：“出门在外要照顾好孩子，可不能再弄丢了啊。”

电话那头的吴慧，静止了十几秒：“孩子已经被接走了，还是梅州那对夫妇。”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好像被这个消息扇了一嘴巴似的。

自从孩子找回来，她们家里的矛盾在不断升级。吴慧嫉妒父母对外孙过度的关爱，母亲也不满吴慧有了孩子还天天跑出去玩，甚至连冲奶粉换尿片都不会。她们家条件一般，现在要有个人专门看孩子，就是少了一个劳动力，收入锐减。

孩子还小，经常生病。从村里到县城的卫生院骑摩托车要一个多小时，来回折腾了几次后，大家都撑不住了。母女俩一言不合就吵架，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吴慧提出把孩子交给那对买家夫妇继续抚养。全家人都同意了。

买家夫妇过来自首时，曾给吴家人留下联系方式。也许他们早已预料到了什么，也许只是不想切断这个缘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再次成为了孩子的父母。而这一次，他们没有犯罪。

从吴慧的语气中，我似乎听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吴慧把电话挂断，我却没有缓过神来。事情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我问我自己：“案子应该算是破了吧？怎么好像跟没破一样呢？”

我、老邦、副所长是案件的主要经手人。老邦说：“就好像‘有卵用’和‘没卵用’，意思都是没卵用。”

我问副所长：“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当初我们费这么大劲把孩子找回来，到底有什么意义。”

副所长瞪了我一眼，突然提高音调冲我说：“同志哥，你的想法很危险，我们可是警察！”然后他点燃一根烟，发起呆来。他不知道如何接上自己刚才说的话了。

直到火星烧到烟屁股，副所长才接着说：“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至少我们打掉了‘中间商’赚的差价。你说是吧？”

我不清楚他的这番话，有没有真正说服自己。

两个月后，我和老邦都收到了好消息。老邦荣立专项三等功，被抽调到市局的专班协助工作。虽然没能直接调回省城，但起码离妻子孩子更近了。

我的女儿在医院呱呱坠地。望着眼前这个还没睁开眼睛、满脸褶皱的大肉球，我有点手足无措，只能在心里对她说：“我也是第一次当爹，手法还不熟练，你以后多担待，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磨合。”

女儿出生的第一晚，不肯用奶嘴喝奶，哇哇哭个不停。妻子刚做完剖腹产手术正忍着疼，艰难地侧躺过去，轻轻把乳头塞进女儿嘴里，女儿瞬间就不哭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母亲的伟大，也许就是这第一口母乳吧，后来妻子的奶水一直比较充足，女儿的身体也比较健康。

有一天妻子正在喂女儿吃奶，妻子突然问我：“那个找回来的孩子后面怎么样了。”

我把那孩子的结局告诉了妻子，然后问她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妻子看着怀里用力吃奶的女儿说：“法律上的事我不懂。我知道孩子天生是爱父母的，但父母却未必天生爱孩子。考虑那孩子以后的成长，我想这样的结果未必是件坏事吧。”

这件事过去这些年了，我有时还是会想起来。因为有法律在，有规则在，事情总是能查清楚的，这是警察的职责所在。但有些时候，真正的罪行就发生在案件之外，那里是属于人心的领域。

这是一个荒诞狗血但是又很现实很残酷的故事，即使过去多年，赵北仑想起时还是不能平静。

严格说来，案件中的一批批人贩子都算不上专业的犯罪团伙，他们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社会地位，甚至有的人曾经就是受害者。

但就是这些曾经散落在各处的人们，当他们遇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时，竟然快速地组织成一条犯罪网络，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负担地将人变成了商品。

而少不更事却匆匆长大的阿杰和吴慧，同样不明白人和物件的区分。

我能理解赵北仑在这个案子中产生的无力感，那是因为在对抗犯罪行为的同时，我们还要面对人性中的邪恶。

这份邪恶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复杂到不能只依靠警察去查案抓人，这毕竟是最后的兜底手段。

如果说，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要去做点什么，这其中一定包含一种答案——当我们决定生育时，就做好为此负责的准备。

作为一个父亲，赵北仑记录这个真实故事的初衷很简单，他想以此来提醒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