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县城医生，被老年抑郁击中的6年....（组图）

父亲不太对劲的信号是一点点显现的。

他开始嗜睡，喜欢一整天躺着；健谈的个性也在消退，走在路上，不再有兴致与熟人打招呼、聊天，连女儿的电话也要避开。过去家里聚餐，他是掌厨的人，但后来他开始躲避厨房——主要是为躲避厨房里的菜刀。

女儿宋莹察觉到了这些，并将之与抑郁症联系在一起。她试着问：“爸爸，你是不是抑郁了？”但父亲抵触这种试探：“你说我抑郁，我就抑郁了吗？”“哎呀，怎么说两句话就说人家抑郁了？那我觉得谁都是精神病。”

父亲宋明康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平时很注重健康管理，比起市场上花哨宣传的保健品，他更信任自己按科学剂量搭配的国药准字号维生素片。退休前，他是东北某县一家妇幼医院的院长，身为家中长子，操心所有琐碎——不管在哪里，他都习惯用聪明、能力和精力掌控、解决各种事。

可是这次，“不太对劲”的变化令他长久以来拥有的自信变得虚弱，最难的时候，他甚至想过自杀。

2018年，在北京安定医院的老年精神科，宋明康被确诊为重度抑郁，那时他64岁，宋莹34。此后，这个家庭便开启对“老年抑郁症”的漫长治疗，持续至今。

宋莹向《凤凰周刊》讲述了过去六年间陪父亲治疗老年抑郁的全过程，其中包含如何发现、如何接受、如何治疗；也包含这期间家庭内部微妙的情感流动：有女儿对父亲的忌惮和理解，有母亲对药物的担忧，也有父母在沿着衰老轨道下滑过程里，对晚辈日渐增多的依赖。

在中国将近3亿人的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中，尚无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详细统计数据，即便是公共舆论中，被看见、被报道的患者故事仍是冰山一角。

在疾病之外，这个故事还包含着衰老所指向的生命经验——它提示我们，为了活得更好，面对衰老的诸多表现时，我们可以更敏锐一些，而不是将之笼统视作人年老时的“自然状况”。

以下是宋莹的讲述：

“这不是我爸”

以前我只知道抑郁，“老年抑郁”这个词我近两年才在网上看到。

意识到我爸状态不对是在2017年，我发现他的表现跟网上说的“抑郁”很像。我和家人试着陪伴他、与他沟通，但发现我们的力量根本没用。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理解那种所谓的“没有高兴、没有失落”是怎样一种心情。

当时，他生病很大的一个表现是会抗拒很多事情，例如起床。他经常会在从早到晚不吃不喝躺一天，我们叫他起来吃饭，他大声地说，“我不想起来你们为什么非要叫我呢？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你们不要管我”（最开始他更多是推开旁人，然后逃避）他不起床的时候，吵一顿也可以起，但我觉得这么做没用，而且我也会因为吵架自责。

我们家所在的小县城里，很多人都认识他或者接受过他的治疗与帮助。有时一条路没走完，会遇到好几个认识他的人和他攀谈。如果我在旁边，他总会介绍对方是谁。但从那段时间开始，他就不太上街，见到熟人也快步躲开。不得不打招呼的时候说话都很少，也没有情绪波动，整个人都不像他了。

好几次，我从北京拨电话过去，他也不接，以前他都会问“姑娘干吗呢？”“最近怎么样呀？”我觉得这不是我爸，我爸可能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想法跟人争辩、冲突，但他不会躲避。

那时候他不太了解抑郁症具体是什么，也不太清楚现在的抑郁症需要在一个科学的体系中去检查和确诊，只知道它是种精神病。之后，我在北京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向医生描述了我爸的情况，几乎百分百确诊了抑郁。

即便这样，我也不敢或者不忍心跟他直接说。在我心里，他像山一样坚不可摧，不会得病，更不是一个需要我去发号施令告诉他他生病了的人。但实际上，我爸比我想象中更早地意识到自己得了抑郁症。

“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图源网络）

在我铺垫了半年多之后，2018年春季的一次家庭聚餐，我爸很认真地对他所有兄弟姐妹说，“我得病了。按我姑娘讲的，我大概是抑郁了。哪怕面对日常琐事，很多时候我都特别恐惧，有时甚至想自杀，现在拿起菜刀我都害怕”。

亲戚们的反应也和最初的我一样，从心底不愿相信和接受。大多是觉得我爸有点夸张，“哪是这样啊，不至于，估计就是最近心情不好，肯定还是退休之后，不如以前的事情多了，空虚了。”“出去旅个游可能就好了。”“是不是最近卖老房子，心里还是有点不得劲？过段时间就好了。”

聚餐结束后，我爸给我打电话，他主动说起“你给我挂号吧，我去看看。”

去北京安定医院检查的前一天，我俩面对面坐在家里，我发现爸爸衰老了很多，脸上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不过，我挺高兴的是，这次他无助时会跟我说。

那时候他很迷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得了抑郁，而我解答不了，只能把从医生那里了解到的东西解释给他听，告诉他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情绪的原因，然后我们会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们还不太聊到他个人性格和经历方面，怕他觉得有心理压力，也怕他觉得是在埋怨他。只是侧面聊聊或许有情绪方面原因。例如因为退休，例如卖掉生活20年的老房子之类的带来的情绪上的波动。

转天做完检查后，我爸确诊了重度抑郁。也是在医院，他发现，世界上得这个病的人原来有这么多。

隐蔽的，安静的

在我看来，老年抑郁症是非常隐性的，它总是和衰老混杂在一起。

老年人容易受伤，一旦磕碰、摔伤或者重病大愈后，经常就变得不爱动了，有人觉得他们年纪大了不爱动、少说话很正常，但慢慢地，有些老人就沉浸在抑郁状态之中了。还有的老人，总是浑身难受，天天去医院求诊问药找各种偏方，其实也可能是精神类或者心理类疾病，包含抑郁症。

在医院，我爸做了很多检查，除了抽血、验尿这些基础检查，同时填表、回答问题外，还有一些脑电图、眼动方面的各种仪器检测。我当时最担心的是怎么能让他接受这件事，因为我爸是一个心事很重的人，我担心他会因为觉得得了一个自己完全不懂的病，害怕给大家添负担。我希望他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过度担忧和自责，越是能把它当作伤风感冒，或者哪怕阑尾炎一样大众熟知的病症，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就越小。

确诊抑郁症之后的一个春节，爸爸跟我聊天，提起根据这段时间的治疗，他猜想我爷爷晚年可能也得了抑郁症。那时候，我爷爷就像他一样，慢慢地不再跟人说话，每天看大量报纸，但看完之后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不和其他人互动，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他只是不带任何情绪变化地、不停重复“看报纸”这个动作。

就这样，爷爷安安静静了好几年，然后安安静静地去世了，那时他只有60多岁。

不过，在老家的小县城里，一旦得了抑郁，你就要去市里的“第xxx精神病院”，那里没有“安定医院”这种名字稍稍中性一点的医院。我爸说，如果当年了解抑郁症，也许爷爷就能活得久一些。

老年抑郁症总是和衰老混杂在一起（图源网络）

老年抑郁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很多人不太在意，就是老年人经常会“断线”，也就是“接不上话”。

举个例子，检查时，医生让我爸用“蓝”组词，一直组尽可能的不间断，无所谓什么词。我爸上去就说“蓝天”，然后就组不出来了，医生引导他，“你也可以说蓝旗，就是蓝色的旗，或者蓝莓、蓝精灵”，但我爸的思维是断掉的，只想出了“蓝天”，然后说他想不出来，不想做了。

医生的建议是，日常可以陪他回忆一些事情，让他自己把这些事情的流程说出来，当他想不起来时，就鼓励他慢慢想，给提示陪着他一起想。

藏药与抽查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一度非常抗拒吃药。

确诊那天，医生开了28天的药，药效得在28天之后才能知道。回家后，我爸跟我抱怨，这个医生是不是不行，说的都是废话——他是依照自己的从医经验作判断，不明白为什么要吃那么久才能确定是否有效。

因为吃药的事儿，我跟他软磨硬泡，告诉他要尊重科学，偶尔也生气吵架，甚至说要断绝父女关系。终于，28天之后，我爸觉得他早上起来不那么焦躁了。经过复诊，确认了这些药有效。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我爸一直喝酒，医生建议他把酒戒掉，但他不愿意，医生只能把其中几种药替换掉。这样一来，治疗效果肯定没之前那么好。后来，医生告诉我，对于老年抑郁症病人，一切以维稳为主，目的是暂缓抑郁带来的一些其他问题，因此没必要太激烈，可以在老人可接受的范围调整治疗。

父亲在搭配维生素（受访者供图）

一开始，我妈对爸爸吃药也不认同。

她总说，他怎么就精神病了？这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心情不好，缓和缓和就过去了，至于吗？她不太把抑郁症当成需要治疗的病症，觉得如果靠吃药调节情绪，那不就成吃兴奋剂了吗？

也许，面对老年抑郁症，重要的不仅是患者本人认同、接受，还包括他/她的家人、朋友。

回到老家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妈就跟我说，你爸已经好了吧，感觉比以前健康的时候还健康，别吃药了；还会说，网上都说经常吃这药，将来把脑子都要吃傻了。她不仅跟我这么说，也这么跟我爸说。

有段时间，爸爸会偷偷藏药，我有时突击回家，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抽屉里的药。因为药是有数的，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药还剩着，那就证明他有几天没吃。每当我拿着剩下的药问他时，他就支支吾吾的。

因为这件事，我跟我妈吵过架，我说如果你现在觉得我爸不用吃药了，那就你来管，我不再干预这件事，如果有一天我爸再复发，你像之前一样没办法帮他解决问题，那到时候我也不会插手。

我知道她担心的是药物副作用，其实我也担心，因为心理疾病治疗的有些药比较新。毕竟相比外科、内科这些学科发展，心理疾病治疗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可是，只要它不是非常急剧的副作用，我认为可以让步，因为相比医院的治疗，我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且在我的理解里，西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的一个现代学科。而且，知道我爸得的是抑郁症时，我甚至有点庆幸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吃药能控制的。

关于停药，我问过医生，医生说，病人主动说自己好了，是好现象，但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只是情绪波动。从最初确诊到现在，我爸每天要吃的药从三种减到了一种，药量维持不变。

最近一次复诊是在2023年6月，医生说他情况挺好。

那时的我爸，跟我说起身边的某个朋友去世时，会伤心地感叹“人这一辈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偏执地认为“完了”“人都得死，活着干啥呢？”。现在，这种情绪也缓和了很多。

“但我能有一种体谅”

爸爸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当医生是很自信的，几乎是带着敬重在工作，退休后还被多家医院返聘，出专家门诊。

每次轮到他自己复诊，他都跟医生说起自己的担忧：比如这个病影不影响他出门诊，医生当时告诉他，他的情况表现是消极、倦怠，并不影响对患者的专业判断，只要他自己不觉得情绪焦躁，就可以继续工作。

另外，因为我爸是妇产科医生，需要经常跟产妇沟通，了解她们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安慰她们产前情绪。但得了抑郁症之后，他不太愿意与她们沟通了，他很紧张，总担心自己说错话。有次，他问医生这种情况怎么办，医生就鼓励他，让他放心大胆地去说话、聊天，只要他不抗拒工作内容，就可以放心去做。

现在，我爸每天都上班，本来一周有两天假期，但他攒着不休，投入自己喜欢的医疗工作，上班后他就挨着自己患者的诊室溜达查房，问病人“有没有哪不舒服啊？”“今天状态如何呀？”“恢复得怎么样呀？”

从小我就被爸爸教育，要当像南丁格尔、白求恩一样有救死扶伤、帮助他人精神的人。初中时我爸教我做心肺复苏，他说我是医生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摔倒的人时，要比一般路人更沉着冷静，马上进行应急处理。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爸积极配合治疗抑郁症的原因是希望他的工作能够延续下去。

父亲在马来西亚的卡帕莱（受访者供图）

他生病之后，我开始反向回看自己，比如我是不是也有比较偏执的情绪问题，甚至找了心理咨询师做咨询。

做咨询时，聊到我的成长，我会更加理解我爸，我慢慢想到他是比较孤单的。我爸是家里的老大，那个年代艰苦、特殊，他15岁就开始打零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为了照顾弟妹学过厨，后来考了医学院，当了医生，一直做到院长。

从成长的角度看，他的“靠自己”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从儿时的“孤独无援”到长大后的“不会依靠别人”。

但是，当他从年轻时候的“我可以”“我能顶上”“我有精力”“我有更好的方法”“我能解决所有问题”一路走到顶峰的时候，他不会往下走了，也不知道怎么求助，所以当他的状态随着年龄增长开始衰落，他就自己扛着、压着。

2014年退休之后，返聘的事情和家务事在他心里不断累积，用我妈的话说，是这些事情在他心里累积到了极致，使得他开始抑郁。

带父母在马来西亚的卡帕莱旅游（受访者供图）

我爱我爸爸，可能我看不到专业医生看到的事，但我能有一种体谅。

我知道他更加敏感，是正在接受治疗的老年抑郁症患者，但作为他的家人，我要让他感觉到我把他当正常人，我还是会和他商量事情，让他给整个家庭出主意。

在我爸的抑郁症治疗上，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就是小城市没有心理咨询。如果他能在老家做正规的心理咨询，或许会好得更快。从某种角度上说，我认为抑郁症和他生理上的衰老是相互竞速的，如果他的心理更健康，那么他或许以更加好地心态去面对飞速时间带来的衰老。

我曾经在老家找到一个心理咨询工作室，当时特别高兴，就先去试了一下，但对方不但没有任何从医或者执业证照，甚至上来就讲，你是不是有什么家庭问题？是不是老公要离婚？你那是磁场改变了...我觉得这种心理咨询跟我爸需要的不太一样。

我也想过让我爸做远程咨询并侧面问过他的看法，但他有些排斥，他很看重信任度。远程视频治疗的方式并不是一个他容易接受和觉得安全的方式。

“最好的状态”

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北京，我在想，父母老了之后，是不是需要我更多的耐心去对待？作为只有一个女儿的他们，如果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要一起住，他们要更早来北京适应生活、跟社会挂钩吗？如果在老家，没有外力推动，父母的社会功能性会不会越来越弱？这些问题都还在考虑中。

在我心里“怎么给父母养老”不是一件要去决定的事，而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精力，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去做的事情。

一开始，爸爸特别抗拒来北京长时间居住或者养老，但确诊抑郁症之后，他慢慢开始来北京住：今年他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去年待了50多天，前年是一个月。不久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家里聊天时，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家庭规划需要，他们可以结束老家的返聘工作，随我来北京生活了。后来有天，我爸忽然问，如果他们来，老家的房子怎么办？要卖吗？听他这么说，我马上就明白了，他已经在做来北京的预案了。

换作以前，他会跟我说，他以后就在老家养老，和我妈住在老家的小房子里，相互照顾。去年，我也把一居的房子换成了两居，让他们不会因为房子大小的问题而觉得住在北京会给我的生活增加不便。

和父母在北京家中（受访者供图）

我觉得，养老的核心是精力和金钱，其中的精力包含你的耐心和时间。我看过很好的医养结合养老社区，那种养老方式在我心中是“80%的金钱+20%的精力”，也就是说，养老社区工作人员会提供很多帮助，这会让子女轻松一些，但并不是我这样的老百姓能承受的，所以我只能投入更多精力。

6年前，我爸刚确诊抑郁症，那时候我年轻，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爸妈年纪渐长，他们随时可能需要我投入大量精力去照顾，我期望这个过程更和谐，所以我今年从行业Top1的公司管理层辞职了，在接下来的工作选择里，相比原本的职业发展、薪资水平，我更希望找一份稳定的、不太需要出差的、时间灵活的工作，这样在爸妈需要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精力照顾他们。

如今回看，我爸得抑郁之后，我总会想到对于父母，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事情，也许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会更好。如果不是老年抑郁，我可能再过七八年才会意识到这些。

我还想到，从我爸发病到确诊，不断摸索地过程里，我应该漏掉了很多，也误判了很多，他也许很早就开始躲避以及展现出一些症状，只是异地的我没有观察到。

不过，就像我爸的医生对我说的，“你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也是个普通人，你只能做到这样”。我觉得，现在是我和我爸之间能达到彼此和谐的最好的状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莹、宋明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