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动计划起诉的华裔科学家，噩梦结束了吗？（图）

7月11日，随着最后一项无罪判决的法槌落下，华裔学者陶丰教授终于在美国法庭上洗脱了全部罪名。根据美国华人联盟（UCA），他是“中国行动计划”第一位起诉的华裔教授，也是最后一位结案的华裔教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始于2018年，并于2022年2月宣布终止。2019年，陶丰遭遇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调查，曾一度被指控十项罪名，累计最高刑期可达150年。（相关报道见《知识分子报道》推送：昨日，华裔科学家陶丰被诉欺诈案在美开庭）。

至2022年4月，经过艰难的法律战，联邦陪审团判决对陶丰十项控罪名中的四项罪名成立，至2023年下半年，四项指控中又有三项被撤销，最终，仅保留一项虚假陈述罪。陶丰坚持无罪辩护，仍然上诉。

美国当地时间7月11日，美国丹佛第十联邦上诉巡回法院做出最新裁决，以2:1的表决结果，裁定检方提供的针对原堪萨斯大学华裔教授陶丰一案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足以定罪。

至此，经历了4年的漫长诉讼，加诸在这位华裔教授身上的十项指控全部被撤销或推翻，如同他自己在公开信中所言：“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猎巫行动”中的第一个“猎物”

1971年出生于中国，2002年来美国，在普林斯顿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母大学工作。2014年，陶丰成为了美国堪萨斯大学化学与石油工程系的副教授，并得到终身教职。2019年9月，陶丰在家中被捕，他被指控在堪萨斯大学进行美国政府资助研究的同时，隐瞒了与一所中国大学的雇佣关系。

作为“中国行动计划”中被起诉的第一位华裔教授，陶丰被捕，几乎成为了“中国行动计划”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项计划于2018年启动，2022年终止，将华裔科学家、研究人员列为广泛审查的目标，旨在打击所谓的间谍活动。

“中国行动计划”三年多，不断有与中国有关的科学家，尤其是华裔科学家受到指控，他们中比较著名的，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至2022年中国行动计划终止，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分析，该计划实施期间，有150多人因未披露资金或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关系等行为受到刑事指控，其中，近90%为华裔。

这场随机且不可预测的以针对华裔人群为主的政治行动，即便在西方，也因针对个人的种族、族裔和国籍而臭名昭著。在科学界，很多人称之为一场“猎巫行动”，这个说法还得到了《科学》杂志的使用。

在中国行动计划涉及的案例中，像陶丰这样撤销指控的结果比比皆是。根据《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2022年的报道，在当时联邦检察官依据中国计划提起的28起诉讼中，只获得了8项定罪或认罪；而在涉及这些诉讼的十几名中国教授或华裔教授中，政府仅判处4人有罪，且并无一人因经济间谍或盗窃商业机密或知识产权而被定罪。对此，彭博社曾发表文章称：“中国行动计划想抓间谍，但没抓住多少”。

最后一项指控

目前的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被驳回的美国司法部对陶丰的主要指控在于，陶丰同时在中美两国全职工作，未向美国所在院校如实披露这一关系，并因此涉嫌欺诈美国能源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骗取经费。

陶丰的胜诉，主要是检方无法提供陶丰和中国大学签订合同的充分证据。同时，两项研究经费的批准时间早于利益冲突报告的提交时间，因此，陪审团多数表决认为，陶丰的隐瞒行为无法影响联邦机构实际的资助决定，因而，骗取经费的指控不成立。

整个诉讼涉及的事实如下：

2014年，陶丰成入职美国堪萨斯大学，入职时，为该大学带来了一笔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经费。2017年10月和12月，堪萨斯大学先后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能源部提交了关于陶丰研究项目的申请，两者都在第二年批准了经费。

在2018年1月，陶丰入选了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建议人选名单，单位显示为福州大学。在举报人向美国司法部提供的信息中，就有一份来自福州大学为期五年的全职雇佣合同草案。

草案规定，在五年全职教学和科研工作时，福州大学会向陶丰支付年薪，提供实验室空间，为实验设备拨款，并为他提供校园内的住所。

联邦检察官认为，在中国的合同显然和陶丰在堪萨斯大学的全职教研岗位有所冲突。

依照堪萨斯大学董事会的政策，该校要求员工每年提交年度利益冲突报告，向学校内部报告在外部所获重大经济利益和开展职业相关活动的时间。在2018年9月提交的表格中，陶丰最终没有选择披露和福州大学的关系。这份表格也是陶丰案件的核心争议所在。

最终，美国巡回法官南希·莫里茨（Nancy Moritz）表示，陶丰的隐瞒行为无法影响能源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际的资助决定。她说，这是因为在陶丰在提交利益冲突表时，他在两家机构都没有任何正在进行中的申请。

之前宣判电信欺诈罪无罪的美国地区法官朱莉·罗宾逊（Julie Robinson）也曾指出，她没有看到证据证明陶丰的隐瞒行为对美国机构造成经济损失，也没有他以牺牲美国纳税人和三家机构为代价、向中国传递重要研究成果的证据。

据陶丰在《纽约客》上的解释，他申请长江学者并不是因为钱，而是能为职业增彩，但该体系要求在中国有一个提名机构。他还表示，自己从未签合同，没有讲过一次课，做过一次演讲，也没有得到过报酬。

关于陶丰和福州大学的合作，美国司法部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陶丰是否最终签订了全职合同。检方也没有证据证明陶丰从和福州大学的合作中获得了经济收入。

对于在两所高校时间冲突的问题，陶丰曾向两位同事咨询，但并未明言自己的情况。之后，他申请了堪萨斯大学2019年春季的“课程买断”（course buyout）。它的意思是教授选择让其他教授代课，而自己利用这段时间从事研究或其他学术项目。

根据法院文件，从2018年的整个春季到夏季，陶丰试图在福州大学搭建实验室。例如，他招募研究生和博士后加入他的团队；帮助一个堪萨斯大学研究团队的成员获得福州大学的聘任；指导研究人员从供应商处获取实验室设备的报价等。陶丰还准备在中国寻求研究经费的资助。

陶丰于2018年12月飞往中国，大部分时间在福州大学度过，直到于2019年8月返回美国。在《美中报道》的新闻中提到，陶丰在中国期间继续履行他对堪萨斯大学的职责，每周工作70个小时，并敦促他在堪萨斯的学生也这样做。

艰难的“胜利”

胜诉后，陶丰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这四年来，对这十个毫无根据的罪状的抗争是一场令人难以想象的斗争。”昂贵的法律费用让陶丰家庭不堪其负，他的妻子曾一度打三份工，在2023年上诉时，他们还欠着一百多万美元的律师费。

美国华人联盟会长薛海培表示，陶丰的胜诉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华裔社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强调，社区和学术界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和支持系统，以对抗针对华裔学者的歧视性做法。

然而，陶丰及其类似案件，在华裔学者群体中引发的不安感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尤其当人们翻到陶丰案的缘起。

有猜测指出，陶丰之会被FBI注意到，进而卷入中国行动计划，与一位举报人的持续举报有关。据《中国科学报》采访，陶丰在科研上一直非常努力，但与学生关系也比较紧张，此前在大学任教时就有一些学生转组或者回国。这可能也是陶丰与举报人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2019年，陶丰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大学学术成就奖，是仅有的四位获得该奖项的教授之一。堪萨斯大学校长赞扬了陶丰的研究贡献，指出他发表了175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6000次。

在返回美国时，陶丰在芝加哥下飞机时受到特工盘问，随后在家中被戴上手铐拘捕。此时距离他获得校长表彰仅仅相隔几个月。

被捕后，陶丰在监狱服刑一周，保释后一直佩戴电子脚镣，并受旅行限制。在被堪萨斯大学停职、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暂停研究经费之后，陶丰仍发表了16篇论文，并出版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