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新片揭三个扎心问题：困在算法，底层互害…（图）

正在院线公映的徐峥新片《逆行人生》大概是今年暑期档最具争议的电影了，没有之一。在该片还没有正式公映前，就已经因先导片和题材遭遇了狂风暴雨式的“差评”，消费苦难、美化外卖职业、“穷人花钱看富人演穷人”……待到电影上映，评价依然两极化，一方认为这是关注普通人生活困境的现实主义力作，一方则认为这是一群不懂底层真实生活的“有钱人”意淫出来的悬浮剧。《逆行人生》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徐峥饰演的男主人公高志垒是同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45岁跻身大厂中层，在人生最关键的阶段却遭遇裁员风暴，在房贷、父亲住院、女儿上学等多重压力下，高志垒不得不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开始送外卖。在剧中，贯穿着当下社会的系列问题，比如就业环境的紧缩、职场的年龄歧视、劳动力过剩造成的失业潮、P2P暴雷给中产家庭带来的横祸、失业中年人挤爆自媒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呈现了被困在算法里没有喘息空间的外卖骑手的生存现状。

电影《逆行人生》海报。（豆瓣）在电影市场急速萎缩的当下，徐峥的《逆行人生》虽然有一些悬浮的情节，比如大厂管理层裁员时的咄咄逼人，以及被裁者的浮夸反应（一个用凳子怒砸玻璃，一个趴在地上哭诉撒泼打滚），但考虑该电影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揭示出的三重社会现实，仍是瑕不掩瑜。第一重社会现实：表面看似光鲜的中产群体，实则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妥协性，是最缺乏安全感也是最容易坠落的一群人。

在电影中，高志垒在失业前算是典型的社会中产（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同济大学毕业后一步步跻身大厂中层，自认为是公司的中坚力量，没有人可以替代，父母尚康健，妻子全职在家，基于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买了大房子，每月还一万多月供，且女儿在争取上国际学校。但这样的中产家庭，在高志垒失业、父亲住院的变故下，却变得不堪一击，瞬间从所谓的中产坠落为被催缴房贷的“新穷人”。这也是中国今天很多中产的缩影，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家应该还记得前段时间被降薪的中金女员工的悲剧。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和预期，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到2030年该群体将扩大至8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6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央视新闻《新闻1+1》栏目视频连线时表示，“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标准靠近下限这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了，里面大部分还是刚刚迈过中等收入的门槛。这部分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遭遇外部的冲击，这部分人受影响也最直接，包括对收入的影响、甚至一部分人的就业也有影响，所以这部分人往往在体感上就更脆弱。”

此外，“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也更重，尽管收入已经迈过了中等收入门槛，但是还要考虑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还要去增加储蓄，这就使得他不太敢消费。”

电影《逆行人生》海报。（豆瓣）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主攻经济人类学与批判理论的豪道斯·魏斯（Hadas Weiss）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更直接评论道，“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坠落的恐惧。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劳动。”第二重社会现实：不止外卖骑手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也都在一套算法系统里，且各个算法之间并不互通。

在《逆行人生》中，徐峥很巧妙地设置了三套算法：一套是大厂的员工评价体系，这套算法还是被裁的高志垒开发出来的，大厂高层裁员还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在大厂工作的人都无一例外在这套算法里，这套算法不会考虑你是不是加班加点、拼死拼活，更不会考虑你是不是熬出了糖尿病。一套是外卖骑手面临的算法，电影中的骑手们无一例外都在时间赛跑，就算被车撞了依然要抢“单王”，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正是手机背后的算法和数据，这套算法不仅决定着他们的工作和业绩，还通过“微笑计划”等监控着他们的精神和情绪，定义着他们的价值。2020年9月8日《人物》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爆舆论，该文细致描述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卖骑手是如何在外卖系统的算法与数据驱使下，周而复始为了完成高峰期蜂拥而至的外卖业务而疲于奔命。电影中男主人公开发的“路路通”小程序，看似励志，实则不过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套算法的严酷性，用更短的时间送更多的货，收入却越来越低。

电影《逆行人生》海报。（豆瓣）一套是日常生活里的算法，在电影中，有一幕是辛芷蕾拿着小本本算家庭的收支，每个月房贷多少、父亲的护理费多少、女儿学费多少、家庭日常开支多少……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就是中国普通人面临的一套更大的算法。在这套算法里，主人公疲于奔命，不断在为一个又一个问题想办法，但电影却从始至终都没有直面更没有回答（或者为了过审不敢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政府那只手在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徐峥试图以主人公的坠落完成从城市中产到外卖骑手算法之间的打通，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因为高志垒进入外卖行业的目的就是摆脱这一群体，他开发“路路通”可能就是路径之一（也可能是我狭隘了），而很多外卖系统里的骑手，可能终其一生只能困在这套算法里，动弹不得。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在《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中说，“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讯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讯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所以我们只能一边喊着“重新发现人”，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他者的消失”。第三重社会现实：“大发展小问题，小发展大问题，不发展全是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小发展”甚至是“不发展”带来的中层互卷、底层互害绝不能低估。在电影中一开始就呈现了大厂员工的“互卷”，有员工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穿上了尿不湿，高志垒则熬夜加班还熬出了糖尿病，在被裁后投了上千份简历，可与他竞争的都是二十多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当然电影也呈现了底层之间的“互害”，大黑因为霸榜单王而被其他骑手排挤甚至大打出手，高志垒初入外卖行业被商场保安各种刁难、看笑话，承诺帮高志垒找工作的“猎头”看着被夹在铁门上的主人公大骂“傻逼”还不忘吐上一口痰，住在城中村的用户对着高志垒一通羞辱……

电影《逆行人生》海报。（豆瓣）

现实中的互卷、互害显然要更为残酷，也更为血淋淋。三年疫情之后，人们都能明显感觉到社会上恶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在明显增多，有时候一言不合就动手、动刀。2021年1月，湖北仙桃一名40多岁的外卖员往小区送餐时与保安发生冲突，后被保安殴打致死。2024年6月，广西防城港一小区保安与两名业主发生冲突，后被保安打死……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既是警钟，也是现实。有评论说，《逆行人生》和当下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一道唯美的互相抛弃的风景线，前者像时间穿越一般活在10年前闭门造车，后者已经激进、激烈到徐峥高速冲浪一整年也跟不上。

在短视频每天密集轰炸所有人生活的今天，现实确实远比电影呈现得要更为激进、激烈，看看B站、小红书有多少失业的中年人在“逆行”就知道了，但如果依托于这部电影，能让困在不同系统和算法里的人彼此看见，哪怕是浮光掠影的，让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能得到更全面完整的归因和追问，这部电影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徐峥走完了自己的那一步，接下来需要全社会接力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