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11岁女孩，和她身后的残酷世界（组图）

这是我们的第九期播客。我们聊了聊《从家中偷走11岁女孩》背后的故事和议题。面对青少年性侵与暴力，我们的社会可以做什么，又为何在一些事情上无能为力？

两个月前，我们发布了一篇稿件，《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河南郑州的案件：2021年，陈玥（化名）11岁时被性侵，此后三年又遭遇多次性侵，13岁时被骗入卖淫团伙。14岁时，她转变成了暴力侵害他人的施害者。

女孩的反复受害与她所处的圈子有关。9岁辍学后，她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一个由几十名辍学未成年人组成的圈子，里面会不时发生暴力、性侵，十二三岁的女孩们甚至会互相出卖，介绍彼此和成年男性发生关系。

稿件发出后，我们收到大量读者反馈，很多讨论聚焦于案件背后的未成年保护、家庭、教育、女性安全等议题；同时，不少读者写下了自己及身边人此刻或数年前相似的遭遇。一位读者在评论区写道：“2009年1月，在我满14岁前一个月，我与文中相似，被朋友‘介绍’给了大约30多岁的台球厅老板，流程都很相似……从2009年到2023年，我独自守着这个秘密，独自咀嚼，独自消化，独自疗愈......”这些留言让我们确认了，稿件写下的绝非个例，也的确包含了多重非常重要的公共议题。

因此，我们录下这期播客，与《熊家客厅》联合制作完成。《熊家客厅》的主播熊阿姨，曾在2022年完成过一篇相似的报道，《被性侵的，被救助的，被捆绑的童年》，文中的主人公11岁时被性侵，12岁生下孩子，被一家救助机构接到了北京，但仍在成年前又多次经历了性，生下第二个孩子。被性侵的童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女孩的人生，熊阿姨在那次报道后深有体会。

我们和熊阿姨聊了聊稿件背后的故事，以及一些稿件中未能展开的重要议题，比如：

互联网具体怎样影响了“脱轨”的孩子们？

一个女孩一旦“脱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会有多少潜在的侵害风险？

性侵11岁女童，为什么只赔542.5元？

社会救助卡在哪些地方，为什么帮不上忙？

总之，我们的讨论会聚焦在主流之外，日常被忽视的地方，一部分脱离了学校轨道的青少年正过着怎样的生活，该怎样理解ta们的选择和行为，他们正暴露在怎样危险的环境中；以及，我们的社会可以为此做什么，又为何在一些事情上显得无能为力。

以下是本期播客内容的节选：

她把性侵理解成了爱

熊阿姨：你在郑州见到女孩时，她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洪蔚琳：我到郑州时，陈玥正被她母亲关在家，妈妈不让她出门，也不让她再联系圈子里的朋友，于是女孩每天躺在家里玩手机。

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十几分钟，女孩就开始讲很多完全脱离了我的日常经验的话，比如她会说，她身边一些姐妹和男朋友在外租房同居，但这些姐妹也只有十三四岁。我会渐渐意识到，在她的圈子里，辍学、长期离家出走很普遍，父母要么找不到他们，要么放弃了。我当时也很震惊于这么小的年龄，竟然很容易在外面找到房子，在过一种类似于成年人的生活。

熊阿姨：你刚见到她，就能顺畅地聊起来了吗？

洪蔚琳：对，而且女孩的语气，是把这些当成非常日常的状态讲，就像我们见面聊餐馆一样。这个圈子里，男生会玩改装车，打群架；女孩做美甲、纹身，也会打群架。女孩和男孩都很频繁恋爱，但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恋爱——在他们的经验里，朋友推荐加了微信，还没有见过面，微信上刚说了十句话，就可以确立关系，第一次见面就是发生性关系，这个恋爱很可能一两天就结束了。

很多时候，女孩们所谓的“男朋友”是成年人。在我们的逻辑里，这些其实是犯罪。但女孩通常会这样说：我有一个小姐妹xx，“这个人可让我无语”，或者“这个人可搞笑”，接着就会讲这个女孩和“男朋友”之间发生的事。

熊阿姨：她并不是在讲述「伤痛」，而看成是一些八卦是吗？

洪蔚琳：对，她是以一个分享八卦的语气来讲的。她讲到的性的经历分两种，一种是她明确知道自己被骗了，但她也是用“欺骗”，而不是“犯罪”来理解。另一种是她认为自己真的喜欢对方，就当作恋爱故事来分享。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周后她妈妈带我们去泡温泉，我和陈玥单独泡在泳池里，她靠着泳池壁，说起她有一任男朋友是个理发师（这种对话随时随地发生，而且你能感到她对这种话题最有兴致）。她在大街上遇到一个20多岁的理发师，加了微信，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理发师提出同居，她拒绝后，理发师回微信不再热情，他们就分手了。

女孩说，现在她都有点忘记这个人的脸了，但想起来还是怀念——她常常是带着一种偶像剧式的浪漫滤镜，来看待一些在我看来是犯罪的事。

熊阿姨：你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看，这应该不是恋爱，这就是骗色。

洪蔚琳：从司法视角来说，如果他们真的发生了关系，由于女孩当时不满14岁，实际上属于性侵。

我在最开始很震惊，不知道怎么消化，因为她讲的内容和她的语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这样的事在她的世界里非常普遍，她日常接触到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她会用一种日常的心态去理解。

熊阿姨：所以你不能现场跟她说，我觉得这个事不对。

洪蔚琳：我会委婉地讲。比如当她说到理发师，我会指出对方是一个成年人，可能并不是真的想发展感情，他有没有可能只是想占便宜？但女孩常常会反驳，她觉得对方确实对她有感情，有时她也会说，那可能我又看错人了，我总是被男孩骗，但她仍然不会理解为犯罪。

熊阿姨：那她妈妈会告诉她，这些是在犯罪吗？

洪蔚琳：妈妈会教育女儿要保护自己，但她的性教育观念也不太正确。女儿过早地接触了性，有很多性经历，这给妈妈带来了耻感。尽管她知道这是男性的错，但她仍然对女儿难以接受。她经常对女儿说，你只要没有结婚，就不能再跟人发生性关系，否则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熊阿姨：好像没有人反复提醒女孩，这事不对，你不应该这么想。妈妈给她讲的也挺隔靴搔痒的。她把一切看得很顺理成章，而你作为一个外来的记录者，也很难打破这个叙述。

如果你不停指正，可能你们的对话也无法持续下去——她并不需要一个外地来的陌生人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高高在上地告诉她什么对、什么不对。

洪蔚琳：要帮助女孩跳出这个逻辑，可能正确的做法并不是不停指正。就像文中，妈妈发现了女孩遭遇性侵，就把她送到封闭式学校、关在家，或者像女孩的哥哥，用打骂来矫正她。

但女孩需要的并不是矫正。她不断陷入这个圈子，因为她非常缺乏陪伴和关爱。女孩9岁就辍学了，父母也很少陪她，让她一个人在家。同龄玩伴对她非常重要。所以这种情况下，不论父母还是一个外来者，除非去跟女孩建立关系，先填满她内心空的部分，她才有力量摆脱不好的关系。直接切断那些关系是不行的，因为人不能没有朋友，没有关系。

我在郑州时，女孩每天昼夜颠倒。她说晚上会忍不住想很多事，这样生活三年了，自己马上15岁了，非常迷茫，不知道接下来人生怎么继续。她觉得自己好像走错路了，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想到这些她就会失眠。这让我觉得，在女孩的精神世界里，一方面她还不能真正识别创伤，但同时，她其实也能感到很深的创伤。

不在乎坐牢的男孩

熊阿姨：稿子里还写到了圈子里其他孩子，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聊天的？

洪蔚琳：陈玥当时有一个17岁的男朋友阿哲，知道陈玥的遭遇，很愿意为她做点什么，所以答应帮忙。

阿哲有很强的暴力倾向，他自己跟我说，因为他爸爸很暴力，他爸爸打他妈妈，他甚至会抄起刀要砍他爸爸。他爸爸有很多的银行卡、信用卡，来回套钱，他说从他出生起，他家一直在负债，还清了又负债。

他朋友圈里经常发一些，比如提着一个铲子的照片，配文“今晚就出手”。有时他发打架视频，甚至自己脸上流血的视频。一次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别威风？他笑了一下，说被你发现了。其实也是圈子里的一种价值观，你打架越厉害，越受人崇拜。

熊阿姨：这几个小孩虽然看起来是问题少男少女，但听上去其实还挺纯真的，真正的成年罪犯可能说话都没有一句是真的。这些孩子会跟你很长时间交流，没什么防备。

洪蔚琳：其实他们都有两种特征，都很极致的混杂在身上。既有儿童的纯真，但又非常成人化。阿哲像圈子里其他男孩一样，接触到很多犯罪，比如偷电动车，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赚零花钱的方式。一天我跟阿哲在酒吧喝酒，他一口气说出一大堆他干过的违法的事，甚至包括捅伤了一个人。

他并不是基于百分百的恶意。阿哲说，他特别迷恋古惑仔文化，想要那种兄弟情谊。他常常认为参与斗殴是在帮兄弟铲事儿，是有义气。

但同时，阿哲也常在朋友圈转发“某地某青少年犯罪团伙被抓获”的新闻。转发语常常是“这些人就该被抓”。他说其实也认为自己做的不对，但又没法回头了，因为他从很小就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中。

阿哲和陈玥都讲过一句话：从圈子里出来很难。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人际关系高度紧密。我在郑州那三周，陈玥被妈妈关在家，圈子里两个女孩一直在附近转悠，要打她。很多时候这种未成年实施的犯罪，你很难通过司法和警察的力量完全杜绝。

他们也很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重新回去上学很难。如果找一份工作，比如我在时，阿哲其实在一个温泉酒店当前台，但很快就辞职了。他说，因为他长期以来，干违法的事来钱很快。他习惯了这样的收入，很难坚持打工，每天站那么久，他说站得脚都疼了。我们也知道，在国内做这样的基层劳动，是缺乏保障的。

阿哲跟我反复表达，他这样的人迟早进监狱，他也不在乎，因为活着没什么意思。我说那你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让你觉得值得生活下去吗？他说没有。他会讲爸爸从小怎么打他，家里没有关心他的人。

他认了一个成年的大哥，但后来意识到大哥只是利用他。他们的人际关系里，很常见的一点是，今天我们是朋友，明天我就可以找人打你。同时他们辍学了在外面玩，但家里不给钱，不少人就坑朋友的钱。陈玥也被好几个“闺蜜”偷过钱。这种关系离真正的友情很远。

熊阿姨：这些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为什么他们能如此轻易地从学校这个系统里漏掉？

洪蔚琳：这个是我工作的缺失，没有去找学校、教育部门访谈。像陈玥，当时上的是私立小学。根据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她本人的说法，她是因为学习非常困难，小学时拼音识字都没法记住，被学校劝退。之后妈妈带她找公立学校，入学测试她通不过，找了两三所都没有接收。这其实不符合九年义务教育规定。我当时应该去找她的小学班主任，问一下她是否真是被学校劝退，以及具体的细节。

熊阿姨：感觉这些孩子都是从家庭和学校的网漏出来了，在一起只能抱团取暖，但又没有正经的事可做。这个网络一旦有不怀好意的成年人进来，他们就会受到很大伤害。

洪蔚琳：我去咨询了一位青少年心理学专家，也是内蒙某地的司法社工，她说很常见的是在初二辍学，因为这时很多小孩会出现学业上很大的困难，又会影响到亲子关系，因为很多父母不能正确面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会粗暴批评，表达失望。如果还是留守家庭、单亲家庭，或者父母非常忙，对孩子疏于关照，情况会更糟。孩子同时面对学习和情感关系的挫败，必须向外求，寻找同龄人关系，结果找到的往往是情况相似的人。

互联网让他们聚集

形成更大的问题

熊阿姨：这些孩子是怎么找到彼此，形成圈子的？

洪蔚琳：最早往往通过互联网。陈玥进入圈子，是通过一个叫“TT语音”的聊天工具，其他重要渠道还包括快手和微信上互推。微信互推是指，比如我要扩大我的朋友圈，你是我的朋友，我就让你把我的二维码和照片挂在你的朋友圈，或者群发给你通讯录里的所有人，让感兴趣的人都来加我的微信。

我觉得这非常危险，你的照片和二维码被推给无数陌生人。况且这个圈子还会混入一些成年人。并且，互推放的女孩照片，常常是在展现身材，但这些女孩通常还不到16岁。

熊阿姨：那他们会在网上看什么？感觉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看书。我到十一二岁才开始接触互联网，那时网上也是鱼龙混杂，但对我的人生影响没有那么大。他们现在每天刷手机，能从手机里获取的是什么？

洪蔚琳：圈子里大部分孩子用快手，陈玥也会用抖音。她关注的博主一类是搞笑的，一类是影视剪辑。有段时间，她会经常点赞一些视频，是情色暴力相关的，质感像早年的网络大电影。

我当时印象很深，因为她点赞的一个视频，就是关于性侵的，但视频的取向并不是普法，而是一种色情化，通过一个性侵的情节来暴露女性身体并侮辱女性，带来刺激感。这样一个视频让一个14岁女孩在手机上刷到，本身就有问题。

熊阿姨：他们自己会发什么呢？

洪蔚琳：圈子里男孩喜欢发自己拿着一个棍子，刚打完架，逞威风的照片，或者是把电动车改装成摩托车的照片。有的男孩还会发自己绕着豪车走一圈，炫耀手上的车钥匙，评论区会说你今天又借了谁的车？能感到这是一个他们攀比的点。

女孩发的内容，很多带有性暗示，评论区也有大量性暗示回复。但我没法判断，发评论的是女孩的熟人，还是陌生人。

网络对圈子的形成特别重要。那位司法社工，我问她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变化？她就强调互联网，可以让同类的小孩非常快找到彼此，形成越来越庞大的聚集效应。相当于每个人身上只带了一点问题，但因为相互模仿，很快就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一点在访谈中也得到印证。陈玥最早只是辍学在家玩手机，但网上认识的朋友会带她去酒吧、ktv、网吧。这些女孩都化妆，穿黑色丝袜，她就模仿她们。在圈子里待了一两年之后，她又带着更小的女孩也学会这些。像你刚刚说的，往往这时会有成年人参与进来，使事情变得更加失控。

文中的小雨，也是一个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她被伤害和互联网高度相关。小雨小学父母离婚，跟着妈妈，妈妈在事业单位，对她认真负责。但在她初中时，有一阵妈妈比较忙，把她放在爸爸家，爸爸会跑到外地接木工活儿，一周不在家，常常如此，就没有人监督小雨学习，没人关心和陪伴她，小雨开始沉迷网络。她在快手上刷到很多同龄人，男孩玩机车，女孩做美甲，染发烫发，化妆，到处玩，这些对小雨很有吸引力，她越来越觉得上学没意思。后来一次，她跟妈妈有了一点争执，就干脆离家出走了。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联系这些在快手上发视频的同龄人，问怎么才能找到一个美甲店的工作，结果因为她当时只有14岁，而且学美甲要先交一笔钱，最后她就到餐馆端盘子，同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孩，就被带进了这个圈子。很快她就被两个女孩打了。小雨说，后来她又被那两个女孩的“大哥”（文中的龙哥），一个成年人性侵。大哥下一步还要把她拉进卖淫团伙。

他们打小雨时录了视频，包括小雨被迫脱掉衣服的视频。这个视频通过他们圈子的微信群流传，给小雨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后来小雨妈妈报警了，给她转了学，但她到了新学校，没过几天，班上一个女孩就跟她说，你被打的那个脱衣服的视频我看过。小雨回家又陷入抑郁。我当时到她家，就发现地上铺了一个毯子，她妈妈说女儿晚上总是哭，睡不着，妈妈每天躺在地上陪她。

青少年暴力的施害者

往往都曾是受害者

熊阿姨：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太残忍了，我们经常看到讲霸凌的社会新闻，但从来不知道，被打的孩子真正经历过什么，那些打人的视频，在变成新闻之前流传有多广？在一个青少年的圈子里，一个孩子被欺负了，ta很容易跌到鄙视链的底层，日常很难在心理上战胜这个事。

洪蔚琳：几年前，我因为研究别的选题，得知了一个规律——这种青少年暴力事件的施害者，绝大多数都是从受害者转化来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家庭暴力学会了暴力；另一种就是从被欺负的人转化成了霸凌者。稿件中这个圈子里所有打人的女孩，最早都是被打的。曾经安徽一个县城有一则新闻，几个女孩在卫生间里抽另一个女孩的脸，我当时本想去追踪那个案件。因为有篇报道就讲到，里面打人的未成年女孩，最早也是被打。而且有人曝光了她的一些和性相关的照片。我当时隐隐感觉，这个女孩很可能也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我也和一位大学老师聊过。这位老师一直在研究校园暴力施害者。这种转化也是她多年观察得出的结论。郑州这个事件里，我访谈的每个孩子都符合这个结论。

熊阿姨：陈玥是不是也是因为打人，才被你发现的？

洪蔚琳：对，她最早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是因为她过去那么多次作为受害者，而恰恰是因为她有一天终于变成了施害者。去年她和两个女孩在一个地下通道，打了另一个女孩。被打女孩的父亲在抖音悬赏，寻找施害者，引起关注，陈玥和另两个女孩作为施害者被找到了。但那两个女孩其实和陈玥一样，也都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最早是“红星新闻”寻找施害者家人，找到了陈玥的母亲，陈玥母亲当时说了一句话，让大家很惊讶，她说我管不了我的女儿了，宁可警察把她抓到看守所。“澎湃新闻”又去联系这位母亲，得知陈玥是很多次性暴力的受害者。到这时，她作为受害者的很残忍的经历才浮出水面。

熊阿姨：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好多层，我们以前的报道只看到最表面一层。这次阴差阳错，加上中间几个同行都特别认真，想丰富一下视角，才发现这个故事的B面是什么。

洪蔚琳：对，也是因为施害者被舆论谴责，很少愿意面对媒体，导致相关报道就很少。

熊阿姨：我觉得有些事你不给一个概念，大家是没有明确定义的。比如PUA（精神打压、精神控制），是因为北大包丽自杀的悲剧，让大家认识了这种生活中常见的精神操控。又比如抑郁症、自闭症、ADHD，都是这几年大家才意识到是什么，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生活中那么反常。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题的一个价值，是你告诉大家一个故事类型：讲出陈玥这个故事后，回头再看生活中很多类似反常的、匪夷所思的未成年人，你会重新去理解他们遭遇了什么。

洪蔚琳：其实哪怕是陈玥的父母、哥哥，也并不能站在这样一个视角去理解她，他们也觉得女孩自己有问题。可是女孩并非天生如此，是她作为一个普通儿童，在长大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权利被剥夺了，被侵害，没有人对此做什么，才使得她变成这样一种状态。

不对劲的酒店

洗纹身遇到的嫖客

被侵害包围的世界

熊阿姨：之前你说到过，你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处在陈玥生活的环境里，其实你也感觉到了很多对你的打量和性化。

洪蔚琳：对，我当时把酒店定在了女孩家附近，一个酒店式公寓，每层由不同的民宿承包，没有大堂，入住流程也没那么正规，同时非常便宜，一晚不到100元。我第一天就在楼里发现了两三对看上去未成年的男孩女孩。后来有一天，我跟门口摆摊卖麻辣烫的老板聊天，他说每到周末、节假日，他生意都特别好，就是因为周围的学生放假了，会来这个酒店。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点了一个外卖奶茶，开门接过来，就把门关上了。但之后，那个骑手不停通过外卖平台给我发性骚扰的私信，后来甚至发一些恐吓的话，比如“你为什么不回复？你是害怕吗？”他会反复发：“你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马上打电话投诉，把这个骑手拉黑了。但我当时就在想，其实我也使用了外卖软件这么多年，各地出差都用过，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酒店式公寓，它确实不太对劲，常来送餐的骑手也知道。

熊阿姨：顺便占点便宜。

洪蔚琳：对。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天我跟着妈妈、女孩，去一家纹身店给女孩洗纹身。我们在店里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男性，他一直盯着女孩和我看，我们在房间里移动到哪个位置，他的眼神就会跟到哪儿。后来女孩妈妈跟我说，她在外面抽烟时，那个男人跟她搭讪，问她是不是带小姐的。他以为14岁的女孩和我都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当时非常震惊，我确实有一种，好像我掉进了一个世界，它就是充满了侵害的风险。

我觉得特别伤心的点在于，洗纹身对女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非常疼，它有点像是拿一个机器烫你的皮肤，我当时还在心里数了一下，烫了好几百下，女孩的手最后被烫得很红，皮肤都有一点破了。这还只是洗一个手背上很小的纹身。女孩边洗边哭。她其实也希望自己能脱离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她觉得洗掉之后，她也许能找到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好工作，但是她哭着洗完出来之后，她又遇到一个这样的男性，好像你是被这个东西包围了，没有办法脱离。我也感到明明我离这个世界很远，但我只要跟着这个女孩，我就一起进入了一个这样的世界，我作为女性在其中遇到的风险是一样的。

熊阿姨：你在郑州也跟着女孩妈妈去找了施害者，你看到了什么？

洪蔚琳：因为女孩的手机被妈妈没收了，手机上能看出“嫖客”，妈妈就要一个一个揪出来。有个男人不停给女孩发微信，要求介绍其他同龄女孩，并且非常鸡贼地要求14岁以上。女孩妈妈每天不断接到微信，忍无可忍，决定先把这个人约出来。但结果只见了匆匆一面，男人开车跑了，我见到了抓捕失败的过程。他年近五十，中年商人长相，开着一辆车。

他看上去跟街上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女孩手机里可被判定为嫖客的，以中年男性为主。有的微信名叫“AAA河南xx厂”，是机械厂老板；还有一个是二十多岁的理发师，微信名就是理发店的名字加昵称。

熊阿姨：实际上这些人是不是都在犯罪？

洪蔚琳：对，而且那个理发师，我想对这个人有个实感，就去找他剪了一次头发。我一直想问，你认不认识xx？但又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只好跟他闲聊，就聊了很多，比如他是十几岁辍学出来学美发，长时间站着也挺累之类，你会感到跟你随便进个理发店，碰到一个理发师没什么区别。但是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性侵11岁女童

为什么只赔542.5元

熊阿姨：陈玥妈妈发现孩子被性侵了，带她去医院检查，花费了1085元，这就是她在案件中唯一能追讨的一笔钱，均摊给两名施害人，每人赔偿542.5元。为什么赔偿那么少？

洪蔚琳：我也是做了这个选题才得知，根据我国刑诉法，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刑事附带民事提起的，不予受理精神损失赔偿。2021年3月1日，改为“一般不予受理”。也就是说，以前完全不受理，现在开了个口子。2021年7月，新法推出几个月后，有了一个判例：上海一名男子通过暴力手段对智力残障的未成年人多次实施性侵，被判10年，并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

这类案件一般怎么处理呢？就是当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失赔偿，往往要通过和解才能拿到钱，但要向被告出具谅解书，被告的刑期会减短。

上海那个案件的审判长，认为这种和解是二次伤害。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多年来也一直在呼吁，被性侵的未成年应当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因为精神损害客观存在，且较之成年人更甚。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规定“一般不予受理”，实操中，大部分地区没有“不一般”的判例。

熊阿姨：我感觉这背后也是，大家对于这种侵害能造成多大影响，没有概念。我之前了解过儿童性侵问题，大多数这样的小孩，成年后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行为异常，比如缺乏安全感，或对性有特殊的态度。有些人小时候被猥亵，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在长大后有一天突然理解了，也会给她造成长时间的，深度的伤害，这个伤害是不可丈量的。

哪怕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这个受害者收入不错，认知能力强，ta可以看心理医生去治疗自己的创伤，但ta花的时间、精力、金钱都不可计数。但难道因为不可计数，ta就不能得到赔偿？

洪蔚琳：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2023年其实又出台一条新规定，大意是未成年性侵受害者，可以根据鉴定意见、医疗诊断书等证明，来认定进行心理治疗所需的费用。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申请赔偿，但要出具接受心理治疗的计划，以及需要多少费用。我又去联系了深圳一个做过很多这类案件的律师团队。她们说，实操中，你很难预判一个人需要接受多少次心理治疗。医院几乎不会开这样的证明。他们也曾向法院申请，由司法鉴定中心来鉴定。但很多鉴定中心也没有办法给方案。结果就是，尽管有这样的规定，赔偿金常常还是拿不到。

社会救助为什么帮不上忙

熊阿姨：你写稿时来找我，想帮女孩找一些机构，我推荐了几个，你都找了，但没有什么用。

洪蔚琳：对，因为我在郑州待了一周后，陈玥妈妈向我求助，其实她都没有公益机构的概念，只知道女儿不能永远待在家，但她没有办法。我就找了四五家机构，情况都不乐观。有的说，他们需要开会讨论能不能接，之后我催了几次，再也没有收到回复。也有的说他们只做性教育，不接个案，并且提到，国内首先这方面的机构就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做预防，因为介入个案确实更困难复杂。

一家深圳的机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讲到几个核心问题：首先女孩在郑州，最好给她找本地的机构，因为如果是外地，只能提供视频的心理咨询，效果非常一般，尤其涉及到性侵，很难建立信任。我说那能不能把女孩接到你们所在的城市？因为我知道，几年前你做的女童被性侵的报道，那个女孩就被一家机构接到了北京。但这家深圳机构表示做不到，说估计国内现在没有什么机构有这个经费了。这涉及到女孩直到18岁的衣食住行，还有监护人的成本，还得解决女孩在新城市上学的问题。很多机构反复强调经费问题，近几年，机构自己也非常困难，没有能力去接手一个如此复杂的案例了。

我又找了一些别的渠道，比如有机构建议，找公检法系统申请一笔法律援助金，用于心理康复。我就联系了女孩作为受害者的案件的法官。我给他打电话，没接通，发短信，他回复说非常忙，但孩子的事是大事，一定全力以赴，但之后也没有消息了。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还是非常忙。我作为一个外来者，没办法一直跟进这件事。我只能对女孩妈妈说，我跟这个法官打过招呼，你需要经常打电话催他。但是女孩的妈妈，可能仍然缺乏这个意识和能力。我回到北京后又催了她两三次，她说电话打不通，我没有办法判断是确实打不通，还是她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没有打。

熊阿姨：这是一个循环，如果妈妈特别明事理，表达能力强，做事很果断，她的孩子处在一个安全的养育空间，可能就不会遭遇这些侵害了。反过来，受害者们的家长，可能就是没能力，帮孩子积极主动地找到这个社会帮助他们的资源。而且我们这些社会支援，看起来是有的，但好像都是在被动地等着，只有个别幸运的人才能打通关，拿到这些东西。

洪蔚琳：陈玥妈妈给各方面打电话求助时，常常讲了半小时，还没有说到重点，对方耐心渐渐被耗尽了，不知道她的诉求是什么。有时她说着说着情绪也很激动。但其实，要求受害者及其家属能冷静、高效地去主动争取和沟通，这对人的要求太高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应该降低这种门槛。

我和那位司法社工也聊到这个问题，她多年来一直在矫正施害者，我说那您有没有治愈过受害者？她说一直想做，但极少能接到这样的案例，因为施害者是要被强制矫正，但受害者不能被强制接受帮助，需要家长带孩子主动求助。家长往往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了解心理咨询是什么。

熊阿姨：而且可能心理咨询需要每周来一次，家长不一定有时间陪伴。如果一开始就有时间陪伴，受侵害的概率也会减少很多。

洪蔚琳：对，也有一点是家长的认知错位，就像很多家长到今天仍不理解抑郁症。司法社工讲了一个案例，一个女孩高中时被性侵，司法流程走完之后，家长被建议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但这个家长没有来找她，是过了一年之后，因为这个女孩没有办法正常学习和面对高考了，成绩不行了，家长就带着女孩找到她了。她会感到，家长并不能看到孩子遭遇的精神伤害，只能看到孩子不能高考了。她也会感慨，如果在一年前事发后马上介入，孩子不会是这种状态。

陈玥近况

熊阿姨：陈玥后来找到救助机构了吗？有什么进展？

洪蔚琳：发稿前几天，我把稿子给一位律师朋友看，请他帮忙确认法律层面的风险，也问他有没有朋友能帮到女孩。然后中间辗转了三个人，转到了郑州的未成年保护中心。到我们发稿那天，未保的社工已经和陈玥妈妈打了电话，之后也会和女孩接触，长期陪伴和介入。又一段时间后，女孩的爸爸为她找了一所中专，女孩现在去上学了。

不过，我上一次跟女孩妈妈打电话，她说女孩入学没几天，就因为在宿舍走廊穿了一个吊带裙，被一位老师言语侮辱了，女孩很伤心。她最终和那个老师和解了，继续上学。但我也能感到，还会有很多困难。我其实也不能完全判断，那位社工是否能持续跟进，因为这不只是意愿问题，这对人有非常高的要求。

只能说，目前有一些好的进展，但不确定未来会怎样。这期播客发出之后，如果有哪位专业人士听到，认为可以提供帮助，仍然欢迎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