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父亲，不承认自己患了抑郁症（组图）

是矫情吗？面临心理疾病，老年人常摆脱不了这一认知。甚至当家庭照顾者面对有严重情绪问题的高龄老人时，也会有这样的念头，觉得“老人越活越像小孩”，老人越老越“难搞”。抑郁也好，焦虑也罢，老年人的情绪问题通常不被重视，也被错误对待，这就造成了精神障碍在老年群体中的隐匿性。

（图/《漫长的告别》）

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大学教师林依依收到一则来自父亲林国强的信息。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他说自己已经一个星期吃不下东西，也几乎无法入睡。林依依断定，父亲是患上了精神疾病。

但林国强坚持不这么认为。最终，女儿还是叫了救护车，把林国强送进一家综合医院的急诊科，排查生理性障碍。

在医院输了营养液，吃下安眠药后，林国强终于能入眠了。但才过了一周，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又被救护车抬到了同一家综合医院。这次，医生认为林国强可能是精神障碍所致，建议林依依带父亲到当地一家精神专科医院进行诊断。

不出女儿意料，林国强确诊重度焦虑共病抑郁障碍，至少要在精神科住院一个月。

被救护车抬走时，林国强已近退休，他在南方某一线城市郊区的一所职业学校做了十几年校长，算是当了半辈子的领导。学校规模不大，他平时就住在校内的教职工公寓里。因为要住院，他必须向学校打报告请假。告诉别人自己有精神疾病，这让他觉得丢脸。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一个下午，诊室走廊里挤满了老年人。（图/邹露）

实际上，抑郁和焦虑在老年人中并不罕见，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也是精神科临床最常见的共病形式之一。研究发现，有60%～90%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焦虑症状，50%的抑郁症患者伴有符合诊断标准的焦虑障碍。与单一精神障碍患者相比，共病患者的症状更严重、病程更长，需要的精神卫生服务也更多。

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可能在经历难以言说的精神隐痛。他们往往伴随比较突出的躯体化症状，可能困于失眠、胸闷和食欲不振的问题，或许常常抱怨自己身体疼痛，辗转于各个科室寻医，却又找不到症结所在。

根据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在60岁及以上成年人中，大约14%出现精神障碍。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来得突然，也发展迅速。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近2.9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1.1%。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4158万60岁及以上人口出现精神障碍。

（图/《我爱我家》）

多名业内人士向《新周刊》表示，要根治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症过程比较复杂，但往往迈出第一步是最困难的，也就是老人对自身精神问题的觉察。

当重度抑郁缠上爸妈

林国强长年与妻子分居两地，婚姻生活宛如空壳。平常他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公寓里，在将要退休那几年，睡眠问题愈演愈烈。女儿也进了教育系统，但和父亲走的是两条路径。海外博士毕业后，林依依在国内一所知名高校任教，在“非升即走”的厮杀中成为幸存者。

林依依一直觉得父亲像个无能的自负者，既无法适应当下新的竞争环境，又不能承认自身的失败。和女儿不断上升的人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国强的事业仿佛停在了十几年前，他想到更好的学校去，但又发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晋升无门。

在家，他常常讲自己怀才不遇，遭遇挫折时他会说：“很多人在害我。”

林依依清楚看见父亲身上那些令她讨厌的作风，是从过去几十年的职业路径中习得的。他酗酒20多年，喝白酒，常常喝到前言不搭后语的程度。他习惯性撒谎，有时刚放下酒瓶，也会对旁人谎称他没喝酒。

（图/unsplash）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认为这是习得的；但是作为他女儿，我觉得这是天生的。”林依依说，她不认为父亲是完全缺乏能动性的“无辜老人”，他曾经有无数的机会重建良好的生活习惯，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她记得有次在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时，隔壁床躺着一个自杀未遂的小男孩，在这种情况下，林国强也不忘教他学习“孔孟之道”。在林依依看来，父亲早就病了，他不生病之前就是这样。“他只是确诊而已。”这句话她斩钉截铁地说了两遍。

尽管和父亲关系不佳，她仍然主动担起了照料者的角色。出院后，林依依以两周一次的频率去医院帮父亲开药，一共三种药：抗焦虑的、抗抑郁的，以及缓解失眠的药物。起初林国强不愿服药，中间他还无数次想要停药，但只要一停，他很快又会无法入睡。

自父亲病后，父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发生彻底的翻转，林依依说，“我成了他的第一责任人。”

最困扰林国强的是入睡问题，林依依答应自己要承担的，就是保障父亲基本的睡眠和进食，保证他基本的身体健康，“我只要能帮我爸开到药就可以。”除此之外，她不想过度介入父亲的生活。

广州知名的精神专科医院，林国强曾就诊于此。（图/邹露）

雯雯和父亲的关系也曾陷入“死局”。雯雯在高三时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住院了一段时间，当时父亲义正严辞地说：“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这样的病根本不存在，也没有必要去治。”从雯雯记事起，父亲斥骂家人时就常常口不择言。她觉得父亲早就有情绪问题了，她生病时也建议父亲来精神科检查，但他断然拒绝。

这几年，雯雯父亲所在的国企效益连年下滑。一年前，他被临时调岗，安排去干一个他完全不熟的业务。他不懂操作电脑，视其为洪水猛兽，抗拒一切新鲜事物。那段时间，他回家就是呆坐着，一坐便是一个晚上。

一个平常的下午，母亲微信告诉雯雯，父亲确诊了焦虑症。雯雯长吁了一口气，瞬间感到小时候遭遇过的情绪暴力仿佛有了出口。那个曾经声称精神疾病不存在的父亲，此刻切身认识到了疾病之痛。

父亲病后，雯雯和他的关系反而缓和了。雯雯认为，“如果公司没有给他调岗，让他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他是不会去医院看的，那就不会把（精神障碍）这件事情翻到台面上来，他可能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图/《我爱我家》）

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心理咨询师黄琼萱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参与一项关于退休后生活的研究，当时考察了生活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且接受至少大专学历教育的临退休和已退休的中老年群体。在调研中，她发现该群体在精神生活上存在一些共性。

这些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抓到机会赚到一桶金，他们跟随拼命往上爬的浪潮，花了很多时间在奋斗和改善物质生活上，所以相对在家庭生活上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或许年轻时大家都忙着赚钱，不会去思考生命这件事。”黄琼萱称。

当一些人到了五六十岁处在抑郁、焦虑的状态，他们既缺乏来自上一代人如何生活的参照系，以往也无暇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才开始探求：我活这一辈子到底在干什么？

（图/《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老人的语言

老年人的精神疾病长久得不到重视，除了心理问题被其他躯体性症状所掩盖，围绕精神疾病的病耻感也导致了他们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

病耻感在林国强身上的表现是，他永远不会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精神出了问题”，他顶多说自己存在一些“睡眠障碍”。

“假如你说他有精神疾病，他就觉得你在骂他，他会说你才神经病。”林依依说。在林国强看来，精神病等同于神经病，这也是老一代人对于精神疾病的错误认知。

（图/《我爱我家》）

实际上，抑郁和焦虑在老年群体中十分常见，尽管没有到确诊精神疾病的地步，也存在大量有抑郁或焦虑倾向的老年人。关于老年人易感抑郁和焦虑症的主要因素，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精神科主任范长河总结了以下三点：社会地位的下降、身体功能的下降，还有孤独感。

2023年一项探讨中国老年人焦虑的现状及其因素的医学研究显示，老年人焦虑患病率为11.24%。焦虑主要与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这几方面因素相关，其中，与心理状态相关的“孤独感”是最重要的因素。和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的孤独感通常是在暗处悄悄蔓延，且不被识别，老年人并不习惯用语言表达自己心理上的不舒服。

不同年龄层的老年人所遭遇的困境并不相同。以60岁左右的老年群体为例，他们处在退休或临退休的阶段，生活退回家庭内部，容易滋生权威的丧失感。而在一个越发强调人的经济贡献力的社会中，老年人自我厌恶的情绪会越重。

黄琼萱曾在香港的自杀防治热线服务，她接触到很多60岁上下的来电者，“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没有工作能力了，我在家待着，没有赚钱能力，我就是一个废物，是一个没有生产力的人。”

经受精神疾病折磨的老年人，可能以自杀终结痛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全球卫生估计，全球范围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自杀死亡发生在60岁或以上的人群中。

（图/《人生果实》）

多名业内人士均向《新周刊》表示，老年人及其家属对精神疾病缺乏正确的认知，导致患者往往会出现误诊，或者确诊时躯体化症状和功能受损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尤其从战乱和贫穷年代挺过来的高龄老年人，心理问题在他们看来多是矫情。“我从老年患者的子女那里听到，我们家的爷爷奶奶都说自己曾经很贫穷，甚至战争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这些算什么？”黄琼萱说。

范长河称，中老年人不会优先选择到精神科就诊，往往是去别的科室转一圈，包括常见的胃肠科、心脏内科等。当这些科室的诊治也无法有效解决患者失眠、胸闷、心慌等躯体化症状时，医生会建议患者转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面对病人的病耻感，我一般会告诉他们，身心是分不开的。”范长河称，他会不断向老人传递“身心一体”的观念，情绪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身体功能的正常运作。

（图/《诗》）

黄琼萱则认为，应对老年来访者的病耻感，“觉察”是第一步。没有对心理问题的觉察，他们只会继续徘徊在各个临床科室之间。这尤其对于中国这一代的老年人来讲，觉察是很困难的。她曾接触过的年龄最大的来访者是一位大概70岁的奶奶，奶奶对自己死去的父亲充满恨意，家人觉得她顽固且抑郁，于是给她安排了心理咨询。黄琼萱总共为她做了四次心理咨询，但对方完全不愿意开口，根本很难建立连接。

“我很希望可以灌输正确的认知，但有些时候更重要的是要用老年人能够接受的说话方式。你跟他们说什么抑郁症，他们反而不理解，或者觉得你说我精神有病。”黄琼萱说，往往解决办法就是“翻译”，即用老人能够接受的语言来打通双方之间那堵墙。

何为老人的语言？黄琼萱说：“我可能也会用比较幽默轻松的方式（建议），比如聊到一些关于夫妻关系的，我会讲讲笑话，说你都结婚了二三十年，你看他现在对你还是这么喜欢，想要你陪着他，那你就多陪陪他嘛。”

回到陪伴

一直以来，林国强只接受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针对老年病患最主要的治疗方式，然而，很多老年人服药的依从性不好。北京安定医院的专职心理治疗师王竞晗称，这是因为药物治疗一般需要两三周见效，并且需要长程治疗。

在老年精神疾病的治疗中，除了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也是常用的治疗方式，包括颅磁刺激治疗、直流电刺激、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简称MECT）等。其中，MECT常用在伴有冲动自杀观念的病人身上。

王竞晗平常每周有四天时间在住院部，与老年病房的患者和家属进行沟通，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诉求决定是否进行个体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和/或团体心理治疗。

（图/《再团圆》）

虽然老人很孤独，渴望倾听和陪伴，但是受过系统精神心理专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很少，有专职心理治疗师的老年病房更少。在住院部，心理治疗是辅助性的干预方式，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通过给予倾听和共情给予情感支持和积极反馈。常见的还有家庭治疗、艺术治疗、团体治疗等。

林依依说，父亲林国强不接受任何的心理治疗。首先他不信任比他年轻的医生，尤其是女医生，然而精神科并没有多少比他年纪大的男医生。住院期间，他还是摆出一副对一切问题都颇有见解的姿态。面对护士的照顾，他也常常语带威胁。在一次和精神科主任的谈话过程中，他还以威胁的口吻数落对方：“没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没有用的。”

和林国强一样抗拒心理治疗的老年人很多。范长河解释，老年人接受心理治疗的效果整体不如其他年龄段的病患，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认知灵活性已经不高，在认知高度固化的条件下，很难通过认知行为疗法达到良好的干预效果。

一些精神专科医院设有面向老年精神神经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特需门诊。（图/邹露）

王竞晗称，老年人对于“时间付费”的接纳程度普遍不高。每次五十分钟的谈话很难让患者有强烈的获得感，但心理治疗需要长时间建立关系。谈话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家庭支持和增强治疗的依从性，但是很难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费用和依从性是老年人做心理治疗效果不好的常见原因。

心理治疗耗时长、见效慢，该医疗服务的成本也高。范长河称，目前广州的医院进行心理治疗的费用在每小时600元到800元之间，曾经一些医院将其纳入医保，导致收费标准压缩到200元左右，这显然与医生的付出不匹配，“有时候去外面剪头发都不止这个价格”。

反观父亲生病这件事，倒是给林依依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她开始给自己安排心理咨询，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每次被父亲难听的话气得难以排解时，她就会把那些话给咨询师复述一遍，那些话有时连咨询师都听不下去。她还下定决心戒酒，因为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酗酒可能造成精神不稳定的后果，她不想变成那样的人。

家庭支持对患有精神障碍的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在范长河接触的临床病例中，极少有出于自身意愿前往门诊救治的病例，大多数老年病患都是在子女的要求和携同下前来就诊。他也见过一些没有子女陪同的老年患者。一位总是独自一人来门诊的70多岁奶奶，光是住院就住了五六次，但病情却难见好转，家中还有要她照顾的老伴。

（图/unsplash）

随着年龄增长，老人身体各机能也会下降，在老年基础性疾病叠加的情况下，精神疾病所致的躯体化症状会更突出，治疗和看护也更加困难。“尤其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普遍有三种以上的慢性病，活动范围会变小，对医疗、照顾的需求都非常高。一般就是跑个医院，家属都很吃力。”王竞晗称。

心理咨询师王欣然目前的工作中，接触的很多来访者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往往有罹患重疾的家属要照顾，同时还要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这种双重的“可预见的丧失”是不容忽视的慢性压力。“当伴侣面临癌症，那他在照顾的同时也会映照出自己面对生命最后一个阶段时那种复杂的感受。”她说，“但作为照护者，房间里是没有空间留给他们的。这些来访者常常需要应对繁重的照料任务，却又出于责任，觉得谈论自己的心理压力是自私的。这无疑更加重了对自己感受的克制。”

“心理咨询师需要做的是成为来访者坚定的同盟，听到和共情来访者自己或许都忽视了的情绪。只有被理解的情绪才真的能被化解，而这些照护者能有这样的时间也是一种奢侈。”王欣然告诉我，心理咨询师会帮你看到，“这些表达并不是无病呻吟，也并不是不够坚强。相反，是你一个人承受了这种辛苦很久了。”

陪伴可以很多元，不是只有子女的陪伴。范长河认为，在家庭力量弱化、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应对老年精神病患的照料问题，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也至关重要，包括各种老年团体和社工的支持。所谓陪伴，首先就是让老人感觉被看见、接纳和支持。

（图/《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