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除了缅北，我们这行偶尔也给器官明码标价 （组图）

前段时间我听过这么一句话，健康是有价的，只要你身体没大病，就堪称百万富翁。

不信你看这张图↓

这样的图网上比比皆是

早些年，这张图经常被家长用来提醒孩子早睡早起，爱惜身体。

最近这两年，这张图还进化出了缅北版本，用来估算一个人被嘎腰子时，价值多少钱。

我的作者律师康不医告诉我，除了缅北，在他们律师行业里，也必须面临给健康器官明码标价标价的情况——当患者认为医院治坏了他们身体必须打官司时。

这一类官司，有时医院有理，有时患者有理，但最后的赔偿结果，总会出乎人的意料。

康不医自己也说，医疗官司里边门道多，要讲的话一整天都讲不完。

她就先讲一个事儿：“医疗官司里，眼睛的案子，是我最害怕接的。”

在今天的故事里，她就遇到了那么一双难忘的眼睛，她想陪着当事人重见“光明”。

在律师行业，每个器官都有标价的。

一只眼睛30万，两只眼睛80万，两条腿都动不了的高位截瘫是90万。

60岁以上这个价格还得再打一些折扣。

眼睛的价格我记得最清楚，我最不想打也是眼睛的医疗官司。

因为大多数患者根本接受不了，他们瞎了，钱才这么少。

2024年一整年，我为三位患者，四只眼睛，向医院维权过。

第一个患者是个70岁老大爷，做完脑瘤摘除手术后双目失明，因为脑瘤离视神经实在太近了，医院过错才20%，两只眼睛最后一共赔了20万，拿到判决的那天老大爷没说别的，只是说再也不能去伺候他最喜欢的樱桃树了。

第二个患者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病历足足几斤重，为了左眼，他跑了10多家医院，视网膜脱落了一次又一次，每见一个医生光感就消失一点，最后他跑完了全国最顶尖的医院，左眼也终于归于黑暗了。他拿着赔偿的22万，辞掉开卡车的工作。

医院过错不占全部的话，不能全额赔偿。这些案子都让我难过，因为患者几乎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我瞎了，我的生活没了，医院怎么才赔这么点？”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决定干脆不再接眼科的医疗纠纷。

但很快我迎来了第三个当事人，也是让我记忆最深的一个。

那是个特别年轻的小姑娘，我从她失去光的右眼里，看到了愤怒、悲伤、生无可恋，唯独看不到一丝希望和对未来的信心。

我是从小红书上认识李枫的。她的头像是个年轻的女孩，穿着简单的白色上衣，微胖，戴个黑框眼镜，拍照风格一整个古早大头贴。

她留言，医疗纠纷，您能接吗？

我回复：真巧，我就是专门做医疗纠纷的律师。

她立即要了我电话打了过来，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算不算医疗纠纷”，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年轻，也很迷茫。

李枫跟我介绍，她今年28岁，去年2月，因为右眼看不清楚，去医院治疗了四个月，不管是门诊还是住院，都诊断是“视神经炎”，门诊10次，加上住院八天。结果视力从0.8到看不见了。

医院治了半天给本来视物正常的患者治瞎了？听着像个笑话，这医院得多瞎才能办这样的事。

一问是哪家医院，她报出了“第一医院”的名字。

第一医院是我们当地最大的三甲医院，全省排前五，又是全国百强医院。

以我和第一医院交手多次的经验来看，这医院的医术其实很好，我姥姥胃癌就是那做的手术，4年了也没复发；后来我当了医疗律师，三天两头和各医院打官司，而第一医院从来都是错误最少且改错最积极的医院。

他们法务人也很好，经常能照顾患者的就照顾了，经常我多算点赔偿，法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处理的医疗纠纷多了，我愈发觉得第一医院真是技术高超，医生的态度、水平都没的说，我爸妈看病我只敢去第一医院。

现在你跟我说，第一医院的眼科四五个医生加上主任，你都求医过，他们一块给你把眼睛治失明了？

也许是感觉到我的沉默，电话那头的李枫加快了语速，她最后去了北京，全国最好的那家医院，结果，医生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现在才来！”

李枫说，自己听医生话的意思是，自己在上一家医院被“误诊”了。

她看不见，根本不是因为视神经炎，而是鼻子里藏了一个恶性肿瘤，再晚点，别说眼睛，连命都保不住了。

眼科的医疗纠纷其实很难，不光我们律师头疼，连鉴定机构也头疼。

一方面眼科过于专业了，擅长眼科的鉴定专家极少，另一方面眼科检查的设备要求也高，很多鉴定机构硬实力不足，都纷纷退案。

但李枫这小姑娘的情况，不太一样。

之前我遇到的患者失明，好歹是医生明确手术失误了，但是李枫的失明，是她自己的肿瘤压迫造成的，而且你去眼科看病，眼科医生没看出你鼻子里有肿瘤，医生应该为此负责吗？

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很难评。

医院哪怕是误诊了，但是你看的是眼科，结果是鼻子的问题，就像你去要求数学老师写一篇诗歌出来，是不是也有点强人所难？

我硬着头皮给她讲上个的眼科案子里遇到的困难，想告诉她案件风险，可是李枫好像只听到了上个案子最后医院认可了过错，赔了患者20多万。

她一直追问我什么情况能构成医疗纠纷，然后把脑海里所有的怀疑连成了一条线，仔细地询问着医生的诊断有没有错、用药有没有错。

我没看病历，不敢下结论，只是敷衍说要有更多信息，综合地去看。

最后她雀跃地跟我说：“康律，你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决心”。

“你误解了啊啊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啊”，我内心在咆哮。

我其实想说的是你的情况和别的患者都不一样，人家能做出医院有过错的结果，你可不一定。

但是李枫坚信医院百分之百有错，我只好约她当面聊聊。

我和李枫第一次律所见面，大概是打完电话的半个月后。

李枫和她的大头贴头像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她背着双肩包，站在会客室有点紧张有点局促，特别像刚毕业的大学生。

李枫打眼看起来其实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长时间盯着她看，会发现她的右眼的黑瞳仁的转动总比左眼慢一拍，或者干脆就不动了。

左眼在看着你，但右眼好像在看别处。

李枫说家里人不想让她再折腾，而她打定主意，宁可拿几万律师费也得找医院要个说法。

不然她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她上小学时妈妈就病逝了，父亲靠在工地干苦力，一手把她拉扯大，李枫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刚在公司干了一年财务，正要升职加薪的时候就碰上这事儿。

一开始治疗眼睛的时候，公司的领导还安慰她，等眼睛没事儿了回来就给她升职加薪。后来她右眼保不住了，还查出了恶性肿瘤，公司立即派人上门，美其名是看看她恢复的怎么样了，实则是让她自己辞职——不然公司辞退更不好看。

李枫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她说去北京看病的时候，领导还一直鼓励她，只是她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她要遇到这种事，丢了眼睛，又丢了工作。

她说，手术和无休止的化疗她可以忍，熬过去也就过去了，但眼睛却怎么也回不来了。

她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但是各个医院都告诉她没有办法挽回右眼，李枫又把希望寄托在中医上，针灸、推拿都试过。

针灸的长针被中医捻入她头上的各个穴道，扎得满头像刺猬一样，李枫很痛，但是她依旧忍了一次又一次，她觉得右眼疼可能就是快好了。

最后她针灸了大半年也没有什么效果，李枫才放弃。

我内心充满了对李枫的同情。

我只比李枫大一岁，天天琢磨买衣服、化妆品，不工作就约上朋友吃吃喝喝。

而李枫要面对的却是失明、失业。医生告诉她，如果眼球萎缩了，还得摘除眼球，安装义眼，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影响左眼视力，最坏的情况是两只眼都瞎了。

李枫跟我讲述这一切，说要如何摘掉眼球，适应义眼，如果后面摘掉左眼就完全看不见了，得提前备好两只义眼。提起义眼时，她功能尚好的那只眼睛，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我注意到，她见面过程中，手里还攒着一份病历，那不是眼科的，而是三甲医院的心理报告。

我瞥了一眼结论，上面分明写着李枫有着很强的“自杀倾向”。

李枫说因为失明，再没有公司愿意要她，入职体检她都通不过。

李枫没收入，化疗又贵又痛苦，她爸把房子卖了，她哥哥说服妻子，拿出自己所有做生意的本钱，都给李枫治病。李枫的男朋友也不得不一直请假陪她就医，差一点就要被劝退。

李枫觉得自己一直在拖累家人，她觉得她死了所有人都解脱了，她自己也不用再被化疗和摘除眼球折磨。

李枫为了不拖累男朋友，提了好几次分手，但李枫的男朋友一直不放弃她，带着她不断地心理咨询，盯着李枫一把一把地吃抗抑郁的药。

父亲也不敢工作了，陪着她，生怕她做傻事。

李枫说，她之前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都会捂着左眼，用右眼看天花板，一开始是模糊，后来是白茫茫的看不出外界轮廓，再后来是发黑发暗，到一点光也看不见一共也就3个多月——最后哪怕用右眼直视太阳，也看不到一点光。

李枫摘下眼镜，用手挡住左眼，将右眼睁得大大的。我伸出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她什么反应都没有。

“康律你知道吗，我闭上左眼，我的世界就是一片黑。”

李枫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右眼的瞳孔像黑洞一样，折射不出一点光。

但是泪痕还挂在脸上。

李枫半坐在会客室的沙发，面前擦泪水的纸巾堆成了一座小山，她掏出一打第一医院门诊病历，向我介绍她是怎么一点一点失去右眼的：

李枫说，一开始她只是看东西模糊，但她很爱护眼睛，立即请假去了区医院，医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她连检查报告都没拿就直奔本地最好的第一医院。

第一医院认为李枫是视神经炎，让她服用甲钴胺营养神经。但是没什么用，李枫看东西还是模糊。

李枫又挂了另一位副主任医生的号，做了检查，医生还是说问题不严重，让李枫继续服药。

李枫听了放心很多，但是视物的模糊感一直没消失，医生说不用住院，吃药就行，李枫感觉不像医生说的那么轻飘飘，重新找医生。

复诊的医生说他们科最厉害的是严雪庭主任，严主任是全市眼科的一把手，在省里也享有盛名。

李枫立即挂了严雪庭主任的号，第一次见面，严主任很细心地检查了她右眼的情况，这时候李枫右眼视力还有0.8，严主任不厌其烦地回答李枫的问题，最后给的诊断还是视神经炎，建议李枫实在不放心就住院治疗。

李枫非常听医生的话，回去请了假，第二天就去找严主任办住院，住院八天主要是激素治疗和各种检查，医生让李枫继续服用消炎药，出院时右眼的水肿确实消了很多，严主任的确诊也让李枫很放心。

出院后，李枫每天要吃好几种药，她仔细地定了闹钟提醒，所有医嘱都照做了，但是视野还是越来越暗。她一天天数着严主任坐门诊的时间，提前请好了假。

一周后，严主任让李枫继续吃药。李枫很害怕，严主任安慰她没啥大问题，李枫决定相信医生，回家继续按时吃药，尽管她已经有点看不清严主任的样子了。

又过了一周，李枫又挂了严主任的号，这时候右眼发黑发暗，快看不见了东西了。严主任建议李枫继续住院用大量激素。

激素副作用很大，她上次住院就胖了10斤。而且这次视力下降来势汹汹，复发也不可能这么快。

李枫第一次对第一医院产生怀疑，是那天早晨，她醒来之后发现右眼一点也看不见了，这离她上次挂号，医生让她继续吃药才隔了10天。

于是李枫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带着在第一医院门诊十多次、住院八天的所有病历。

李枫挂了眼科专家的号，诉说情况后，专家说：“怎么这么糟糕才来”，并帮李枫加急办理入院。

李枫懵了，从来没人告诉她很严重。

一开始北京的专家就怀疑是压迫性导致的视力下降，李枫提出第一医院诊断一直是“视神经炎”，北京的专家耐心地解释，视神经炎一般都是双眼发病，很少有像她这样只有一只眼视力下降的。

李枫说，北京的专家看了第一医院拍的核磁也没有说什么。

我倒是听着发怵：北京的眼科专家看核磁都没看出病灶在鼻子，那真的能怪第一医院吗？

实际情况是，李枫在北京住院第三天，耳鼻喉医生也被请来，他一看片子直截了当地说鼻子里有个肿瘤，必须尽快手术切除。

李枫最终同意了手术，在手术中活检确认是恶性肿瘤——鼻腔鼻窦腺样囊性癌。

手术结束后李枫视力也没有恢复，专家告诉李枫，术中发现肿瘤已经蔓延到眼眶尖的位置，虽然已经顺利摘除，但肿瘤压迫视神经导致的萎缩是不可逆的。

就像卡车轧过手掌，哪怕把手掌从车底抢救回来，骨头和肌肉都被压碎了，这只手也是残废了，李枫的视力也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

李枫记得，当时医生跟她说，眼球如果后期萎缩了的话，需要摘除换成义眼，另一只眼情况不好也得摘除。

在全国最顶尖的眼科医生的办公室，李枫强作镇定地问医生还有没有推荐的专家，能治好她眼睛的，医生摇了摇头。

李枫没再说话，刚出医生办公室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当时以为做了手术就会好，我真的没想到会严重到这个程度”。她说如果知道，一定不会在第一医院浪费一点时间。

我觉得不好说，这个肿瘤长得太快了，而且离视神经也太近，做手术再小心也没人能保证视力一定能保住。但是我怕刺激到李枫，没说出口。

李枫和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抱头痛哭，化疗又是一大笔钱，李枫恨自己是个累赘，拖累了父亲、哥哥，也不知道男朋友会不会嫌弃自己。那是李枫一家最黑暗的时刻。

更打击李枫的是，她后来回到第一医院耳鼻喉化疗，医生看了李枫在第一医院眼科住院拍的片子，立马也断定李枫的病灶在鼻子。

李枫愣了，原来第一医院不是看不出来。

如果第一医院能像北京医院一样，请耳鼻喉科的医生一起来看看，她就不用面对这残酷的结果。

李枫对严主任的信任就是那一刻全面崩塌的，取而代之的是恨。

此时此刻她把对医院的恨意铺展在我面前。

我很怕这种情绪激动的患者，期望值也很高。但是，连全国最顶尖的医院一开始都没看出李枫是鼻子肿瘤导致的失明，第一医院的过错能有多少，我心里也没底。

叙述完病情，李枫充满期待地看着我。

我心烦意乱地翻着病历，内心天人交战。

这案子，接，还是不接？

李枫作为患者，把她该做的都做了——按时复诊、吃药、做检查，住院，她没有任何错。

那错的会是医院吗？

李枫说我是第一个认真听她说话的律师，她觉得我也很有经验，和家人也一直强调我有很多成功给患者维权的案例，她觉得我一定能帮到她。

我没直接答应她接下案子，只是给她讲起了之前办过的一个案例。

前年，我办过一个肺癌的案子，医院也是漏诊了，导致患者晚了半年才查出癌症，但那时已经是晚期了，患者没隔几个月就走了。

司法鉴定给的结果，是医院占轻微到次要的过错比例，换算下来大概是20%左右。

鉴定机构的意见是，患者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如果医院一直没改善症状，去其他医院就诊，也能提早发现肿瘤。而且即使早发现，这个患者一定能活下来吗，谁也说不准。

李枫脸上闪过一丝迷茫。

我盯着李枫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的情况也有点类似，第一医院应不应该看出你鼻子有东西？即使第一医院看出来，你的眼睛能救回来的可能性多大，这个谁也说不好。”

医院没看出患者的病，应该赔多少？我告诉李枫让她做好最坏的准备，可能医院只是个轻微过错，也许就占10%，换算成赔偿，她能拿到手的也就五万多。

说到过错和比例，李枫听懂了，但是李枫坚持觉得，医院的过错不会那么低，她说北京的专家也说这一定是误诊。

我反问她，那北京的眼科专家一开始也没看出来，会不会是因为术业有专攻，眼科发现不了耳鼻喉的问题？

司法鉴定不强人所难，如果连鉴定机构的眼科专家都看不出来片子的问题，那严主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李枫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从牙齿里挤出一句话：“定责如果是10%，我觉得我会去医院闹。”

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哪能做鉴定没达到要求就闹的。我直接告诉李枫，你闹也没用，第一医院家大业大的，也不怕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拿出依据来证明医院过错。

“康律，您作为律师，您站在法律的角度上跟我分析案件我理解，但是您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每句话句句属实，可以和第一医院的医生对质，看看他们是否像我一样坦然，您不觉得我这个眼睛丢的冤吗，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因为这个眼睛……”

我觉得李枫情绪太容易失控了。我给她讲法理，她给我讲情绪。

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赌局，如果我输了，李枫会不会连我也记恨上，不光“医闹”，还来“律闹”，想想我都打了个冷战，那我可受不了。

但是想到她说起义眼时绝望的神情，我不想丢下她。

李枫说我给了她打医疗纠纷的信心，我却一直在打击她。

我第一次恨我自己不会看影像学片子，如果我会看片子，那我就可以跟李枫讲的头头是道，第一医院到底应不应该看出她鼻子的肿瘤。

我自己都充满了疑惑。

我明明解释不了李枫的疑问，但是李枫就是特别相信我。我让她考虑好风险、和家人商量清楚，再决定要不要委托我，她每隔三天就催我给她办理委托手续。

委托的当天，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朋友推荐她一个专门打医疗纠纷的律师，我知道这位前辈，执业年限比我早十多年，在我们当地很有名。

但李枫说，她不去找了，就认定要找我委托。

我捏着李枫的授权委托书，感觉沉甸甸的。

还是那个问题，她的肿瘤长得快到三个多月就可以压迫神经让人失明，医院没查出来能占多少责任呢？如果第一次发现进行切除能保住视力吗？谁也不敢说。

我决定先问问医院意见，正好这家医院的法务经常愿意和我们交流案子。

既然当了李枫的代理人，我去医院的路上都在想怎么措辞给她争取权益。

我上来就说我是为了李枫来了，法务老师对李枫印象很深刻，李枫去找过他们，情绪挺崩溃的，想让医院承担她右眼失明的损失。法务老师也说她太年轻了，确实很可惜。

法务老师挠了挠头，说李枫让医院为她眼睛负责，但医院觉得患者右眼失明是她自己长的肿瘤压迫的，言下之意是不关我们医院的事。

我没回答，站在医院的角度，法务的说法也没问题。

法务老师看我不说话，紧接着说：“但是这个漏诊，对于我们也确实是个丢人的事，如果要是两三万，赔了也就赔了，多了肯定得做司法鉴定”

我立马以退为进：“这个案子其实我可不太敢接，患者太年轻了，期望值也比较高，别等鉴定结果不好她不接受”。

闹医院我没办法，毕竟你们漏诊了，但是要是闹我我可受不了。

法务老师说：“案子你放心大胆地接，这个患者也确实很可惜，要是司法鉴定能做出来过错，给她按照高的责任比例我们承担责任。”说到高比例承担责任，法务老师加重了语气。

我觉得医院够有诚意的了，但是还是想给李枫再争取一些条件，就说这个鉴定费要不你们先担？给个面子？

法务老师叹了口气，点点头，还是答应了。

医院认可自己有漏诊的错误，也愿意赔偿，已经是很好的解决纠纷的态度了。但是李枫能不能接受，还是取决于司法鉴定的结果。

最值得庆幸的是，如果坚定说是医院的问题，他们愿意认高比例过错，也愿意先承担一万多的鉴定费，我长长松了一口气，不然以李枫的经济条件，我都怕她连鉴定费都得去借。

在我的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希望能给她减轻一点点负担。

我把第一医院的善意转告李枫，告诉她想解决必须要走司法鉴定。

李枫沉默了一会：“要是医院愿意承担鉴定费是最好的，我也减轻点压力，哪怕鉴定费我自己出也不怕，我说服我家人了，无论如何我也得给我的右眼讨一个公道。”

我不由得给第一医院说起了好话：“第一医院还承担了鉴定费，解决问题态度挺好的”。

“如果能调解好，也是蛮好的结果，我前老板前天给我打电话，鼓励我继续向前走，不要太纠结，但是我想的是要么调解好，要么就耗时间打官司”，李枫恨恨地说。

我其实完全不担心第一医院，我是担心李枫。

我见过她崩溃的痛哭，见过她歇斯底里地指责，一年多来，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右眼失明的黑暗里，反复咀嚼询问自己哪里做错了，甚至问我：“康律，是我的错吗，我相信医生我错了吗？”

我建议她从经济角度看这个案子，多拿点赔偿不比争个对错更实在。

但李枫时不时就会回到争个对错的怪圈。

我跟李枫说，鉴定机构很专业，你把你的疑问都在听证会抛出来，专家会给你解释。

李枫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是也预设了如果鉴定结果不理想，她要去北京二次鉴定，要请北京的医生帮她作证……“我主观上就是就两条路，要么前期解决，要么死磕到底”。

我头一阵疼，李枫就像个小刺猬，她先把医院定义成一个大怪物，觉得自己打不过先竖起满身的尖刺，她还提出在委托司法鉴定前要和严主任好好谈一次，我觉得没啥意义，想劝她赶紧委托司法鉴定比啥都重要，有啥意见去听证会上说。

但是李枫说一定要当面问问严主任，让他给个说法。我拗不过李枫，给法务老师去了电话。

结果没隔两天，李枫哭着跟我说，严主任给她打了电话，话里话外还是认为自己没错，我早就预料到是这个结果，也劝过李枫没意义。

“我要个态度，要个道歉，我过分吗？”

李枫在电话里哭了很久，再也不要求面谈了。

对方的态度让她觉得，医院死不承认错误，百般抵赖。李枫也没工作，钻进这个事儿不出来，心里百般论证医院哪有问题，天天琢磨，怨恨累积。

后来李枫不断地在微信上给我发小作文。

说实话我有点烦躁，李枫确实很惨，但至少她还年轻。

我平时接的医疗纠纷多数都是患者去世的，有50岁的患者心梗去世，留下两个7岁的双胞胎儿子，有37岁的患者脑梗去世，留下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死了才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告诉李枫，走出来，你的人生还很长。李枫回复我：“康律，您应该能明白，这场病带来的一只眼失明，我自始至终都觉得当时可能死了是解脱，活着才是痛苦。我放弃过生命，但是生活放不过我和我的家人。”

我把话咽回肚子里。

第一医院一如既往地配合司法鉴定。

我们通过医调委办好手续，办手续那天，医院的法务老师让鉴定机构一定要明确医院和患者失明到底有没有关系，医院还是觉得肿瘤是女孩自己长的，他们可以承担后续女孩住院的费用，但是肿瘤长得那么隐蔽总不怪医院吧。

法务还给我转达了严主任的意见：“病灶离着视神经太近了，哪怕早发现做手术也很难保证视力。”言外之意还是，李枫失明和他没关系。

李枫听了很生气，她不断地给我重复，后来化疗时找第一医院耳鼻喉的医生一下子就看出她鼻子有东西，为什么眼科看不出来？

没看出来导致我眼睛丢了，这个因果还不够明确吗？说我自己治病的钱我自己担，不用医院假好心。

“为什么严主任这么权威的专家看不到？他是不是在抵赖，哪怕我都瞎了，也觉得不是他的错吗？”

李枫设想了很多方式，她想找医生闹，或者想拉横幅。

李枫大概把医院想成可怕的敌人，脑子里一直在设想，第一医院一欺负人她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竖起浑身的尖刺，想给自己增加胜算——和我最初代理医疗官司时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和第一医院对案子，才执业一年多，在医疗纠纷领域还是个菜鸟，我琢磨他们医院的法务肯定特别牛、特别强势，会疯狂打压患者和患方律师。

没想到，他们客气地询问了我代理的患者的意见，甚至说让患者选鉴定机构。赔偿的时候一点没推诿，还多给了患者一点。患者对我千恩万谢，我想说你真的该谢的其实是医院。

李枫和当初的我一样。

她只以为自己作为个体是渺小的，却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负责任的医院。

万幸的是，她虽然口口声声要去闹，但还没付诸过行动，选择相信法律相信律师。这也让我有机会从医院那边，带来一些好消息，告诉她，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坏。

我一次次地跟她说案子的风险，也是想告诉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只要合理，咱们就认。

也不知道李枫怎么想的，她只是对我说：“不要有压力，尽力就行”。

听证会安排12月。

鉴定机构请了眼科、耳鼻喉还有影像学的专家，第一医院则是来了四个人，除了严主任，还有影像科的医生。

严主任身量不高，比我还矮一些，穿着厚实的棉服，看着他其实想象不到他是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有名的眼科专家，眼下都是青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没睡好。

影像科的女医生，短头发的，很瘦，看起来眉眼温和，看着30多岁的样子。我跟他们打了声招呼，“患者在实在太年轻，所以想搞搞清楚这个事”。

女医生温和地说：“应该的”严主任他只是来回踱步，看起来很紧张，“法务跟我说，能来做司法鉴定的都是好病号了，但是……”严主任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一样紧张。

李枫想为自己的眼睛讨个公道，胜负的关键就是一张2毫米厚的影像学片子，几个老专家现场模拟看病，看能不能查出李枫的病灶，如果他们都查不出来，那么医院就没有错。

李枫说她已经连续2个晚上睡不着了，她脑子里一直以为今天要和医院“决一死战”。

听证会上，李枫先讲了她在第一医院治疗的经过，又讲了在北京医院发现恶性肿瘤摘除后也没恢复视力。

“我觉得我本来可以不失明的，但是严主任一直跟我说是视神经炎，我真的特别信任他……”李枫哽咽，她想哭但是生生忍住了，我接过话茬，指出了医院的过错：

医院为什么不考虑是压迫导致的视力下降？这是明确的误诊，而且也没组织多学科会诊，导致未能及时发现患者病灶。

最后，我下了结论：“医方病史询问不详尽、症状把握不准确、体格检查不全面、临床思维太局限，诊断错误，直接延误患者病情，给患者带来了终身痛苦。”

我们患方说完意见后，紧接着由严主任答辩：“根据指南，我们是排除了浸润性视神经病变、压迫性视神经病变才考虑视神经炎”

紧接着读了一长串课本上的内容，听得出来严主任很紧张，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觉得他完全是按照课本上的方法治疗的，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患者的病灶竟然是在鼻窦，他还想再读一遍的时候被专家打断了。

影像学专家很犀利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患者2月7号的核磁，您有看过原片吗”

“鼻窦位置是有增强的反应的，你们有请过影像科会诊吗？” 会诊就是几个不同科室的医生共同诊断疑难病症。

严主任明显一愣，嚅嗫道：“我们科室从来没有和影像学会诊过……”

影像科女老师紧接着说道：“专家，我们确实看到了患者鼻窦处有增强，也描述了，但是这是个年轻女性，我们考虑到是鼻窦炎，这么年轻的病号很少往恶性肿瘤方向考虑。”

原来医院不是不知道，是发现了，但是只是没考虑肿瘤。

我对定下医院过错更有信心了。

专家严肃道：“从片子上看，右侧视神经眶尖部增粗，周围片絮状模糊影，内侧相邻筛窦内团块状不均匀强化灶，病灶与视神经之间骨壁显示欠清，都提示患者右侧筛窦有病灶，但影像科仅报右眼视神经稍粗，考虑视神经炎，右侧筛窦、双侧上颌窦炎，这肯定是不够的。”

专家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你们做错了。

李枫在一旁认真地听专家意见，时不时记录着。

眼科专家紧接着问：“为什么没考虑给患者做CT”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严主任，严主任有点慌：“我记得我下了，我应该下了的。”

专家正色道：“长期医嘱、临时医嘱里都没下CT。”

“如果能做CT进一步评估骨壁情况，也是有可能查出患者病灶的。”

“这个病号虽然临床症状不典型，但是，发生医疗纠纷的往往都是非常规病例，而且这个病号，一直都挺相信你们医院的，三个多月也没去别的地方看看。”

严主任张了张嘴，他好像听懂了专家说的意思，张了张嘴，但最终也没有再解释什么。

开完听证会，我和李枫都听出来了，如果再仔细一些，医院应该在2月份就看出李枫的病灶在鼻部，那时候李枫的右眼还没完全失明，也许还有救。

李枫在鉴定机构的大厅里哭了，她很努力地压低自己的声音，但是眼泪还是大颗大颗地砸下来，“直到现在，严主任还是不承认他有问题”

“难道就是我活该吗，我活该没了一只眼。”

李枫想要一个道歉，但是说实话，要道歉比要赔偿还难得多。

我当律师后，曾经问过我当医生的同学，如果你给患者治死了或者治残了，是你的错，你会道歉吗？

这个心内科的医生回复我说，很想道歉，但是医院法务和医务科不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领导觉得，道歉的话，病人会变本加厉的索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是这么想的，我从业以来打过几十个医疗纠纷，从来没有遇到医院、医生向患者道歉，不管医院的过错大还是小，不管患者是死亡还是残疾。

鉴定人出来跟医患双方说专家没有问题了可以离开的时候，给李枫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如果肿瘤不恶化，李枫的眼球是能保住的，不用摘除，也不用带义眼。

李枫又哭了起来。

李枫实在积攒了太多、太久的压力，她其实一直非常恐惧摘除眼球、安装义眼，鉴定人耐心地给她解释着，她抬起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鉴定人，听着。最后她长长地松了口气。

她向我和鉴定人道了谢，出门离开了。

鉴定所外，已是黄昏。

严主任远远站在大厅的另一端，我临走的时候去跟他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他跟我打开了话匣子：“刚才在听证会上，包括刚刚，我很想跟这个患者说，我感到非常遗憾和非常抱歉”。

他两手交叉放在身前，是个非常端正的姿势，眼睛看向别处，说了两遍非常抱歉。

“但是我一直没找到机会跟她亲口说。”

“等下来报告，有过错会全院通报，挺丢人的。”他叹了口气，拳头握紧了又松开。

“但还是很抱歉”严主任扯出一个局促的笑，黄昏的霞光明明暗暗地打在他脸上。

我是第一次，见到医生，还是一位行业专家这样郑重地向患者道歉——

很多时候患者跟我提诉求是道歉，包括李枫，我都搪塞过去：“医院肯赔钱其实就相当于道歉。”但是我心里知道，法律能够让医院赔偿，但是不能给患者一句“对不起”。

包括李枫，她维权、找医院、找严主任对质，她想要医院给一个态度，哪怕就是一句“对不起”，她可能都会好过很多。

此时此刻，虽然李枫没有亲耳听到，但这个道歉真实发生了。

严主任面对我这样一个年纪小了他近20岁、刚在听证会上不留情面地攻击过他的律师，他诚挚地一遍又一遍地道歉。他刚刚可能一直在做心理建设，最后李枫走了，还是没敢追出去。

但他还是想通了，给到我们一个很“珍贵”的道歉

“严主任，您不要有压力，您的话我一定带给患者。”

“这个事，走到这儿，就快要结束了。”

严主任好像松了口气，走的时候跟我挥手示意，我感到他身上一些紧绷的东西缓和了一些。

我知道李枫非常在意这个道歉，我离开鉴定机构后，赶紧给李枫打了个电话，转告了严主任的歉意，“严主任其实不是不认错，可能也是不好意思，但是他说对你很抱歉，让我转告你。”

李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我听到她说：“我可以不原谅吗，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原谅。”

我没说什么，“这个，没关系，我们做这些，是希望你能走出来，你的人生还很长。”

但这一次，李枫第一次没有反驳我，没有再陈述她有多么惨，多么恨医院。

听证会10天后，我拿到了鉴定结果。

鉴定机构给了一个同等责任，也就是说，医院要给李枫的失明买单50%。

出乎我意料的高，我立即给李枫打过电话，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李枫，咱俩一人买柱高香，咱俩都烧烧去。”

李枫很高兴地说她也没想到。

我算了25万多的赔偿发给医院，虽然李枫丢了工作，但我仍然按照原公司的软件行业，误工费狠狠地按私营行业标准拔高了好几万。

签完协议，法务老师才说出来，“误工费你多算了好几万，她都没工作了……”

我的小伎俩被发现，我吐了吐舌头地说：“照顾照顾嘛，小姑娘，挺可怜的。”

法务老师好气又好笑地说“就这样吧”。

看到李枫的身份证，发现李枫就是河南人，法务老师说他就在河南上的大学，说河南有很多好吃的，李枫和法务老师畅聊起河南的小吃，李枫笑得特别开朗。

我觉得这才是李枫原本的、真正的性格。

拿到了25万多的赔偿的那天，李枫给我打了电话，她说，之前爸爸为了给她治病，卖掉了老家县城的房子——17万，她永远记得这个数。

她说要用这笔赔偿，买回爸爸之前为了筹钱治病卖的房子，当时卖了17万，现在十三四万就能买回来了。

她想还给60多岁的父亲一个晚年的将养之所。

我问李枫，你还生医院的气吗？

李枫说，她早在严主任道歉的那晚，就差不多消气了。

她说听了我转达的道歉，自己又哭了，但那天是个转折点，之后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哭过。

后来每一天她的状态都会更好一些，她告诉自己已经画上句号了。

还有，李枫说，之前一直是我在说医院解决问题态度很好，她没有感受到，包括医院同意给25万的赔偿她也没有感觉。

而是签协议那天，法务老师说，签协议之后哪怕后面有医药费，医院也愿意担，这时候她长长的松了口气，她才发现医院确实像我说的那样，是为患者考虑的。

她决定不再恨医院和医生了。

微信上，李枫说她想办残疾证，没办下来，我查了一下文件，发现得两只眼都看不见才行。

李枫心态明显好多了：“没事，想开了，说明国家认可单眼失明的人具备生活能力，挺好的，办不了残疾证我就不是残疾人！”她还说现在在餐厅干兼职，年后想再找份工作。

李枫发来微信：“康律，这段时间谢谢您支持我！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底层人来说相对公平是真的真实存在的！真的很感谢您”后面还带着三个爱心。

我回复她：“你一定记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差的，你看整个案子下来，医院没有欺负人，反而是一直在配合解决问题，这个世界还可以再爱一下的。”

李枫说：“是的，医院态度很好，他们积极处理的结果我也很满意，可能我一路走来的过程心埋怨气了，积累太久。不过都过去了，心存感激，谢谢，我们都越来越好。”

李枫终于不用再被怨气折磨，终于能抬起头再看看这个世界。

从人品的角度，李枫其实没有选错医生，哪怕有一时的疏忽，但是严主任愿意去承担错误，愿意抛下一切作为专家的面子，认认真真地向患者道歉，他是个人品很“正”的医生。

我常常觉得，人这一辈子肯定会摊上那么一两件大事儿， 让我们不由得怀疑世界，怀疑自己被冷落，被特殊对待。这时候我们会选择恨，而不是沟通与爱。

我写下这个故事时，常常想起李枫哭的样子，不少次心里吐槽：“真是一个小哭包。”

尤其是她说起那些还关心自己的人，父母与男友，她哭得更厉害。她想到的只是自己会成为这些人的拖累，否定自己的价值，否定这个世界还有善意。她不会想到，幸好还有这些人。

我鲜少去直接安慰她，官司上的对错已分，剩下的难过交给时间。

如果有天我俩再相见，我会告诉她：“不用急着否定这个世界，你今天可能只是心情不好。”

分享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康不医跟我讲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信息——

作为医疗律师，她常年需要和医院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医务科打官司，但她与对方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

恰恰相反，案件结束，如果医务科的老师们能有条理地打官司，照顾到当事人情绪，她还会请对方吃一顿饭表示感谢。

在康不医看来，医疗律师的工作更像一座桥梁。

她能帮医务科缓和矛盾，阻止患者医闹；也能帮患者去理解那些复杂专业的医疗知识，降低沟通成本——更重要的，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能沟通讲道理的好医院，继而相信法律程序是值得走的。

我希望康不医能够坚持去搭这座“桥”，哪怕慢一点，也要搭得牢固，帮更多患者和医生渡过艰难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