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女性出任索尼CFO，女性开始整顿日本职场了？（组图）

今年3月，日本企业索尼宣布任命华人女性担任首席财务官。过去30年，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开始进入职场。2022年，日本25至39岁女性的就业率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80%。这场“走出家庭”的变革，既是观念进步的结果，也是经济形势所迫的产物。而日本要真正实现两性的平权和机会均等，还需要更为广阔和深入的社会变革。

走出家门

今年3月，一条人事任免新闻在日本备受关注。知名日企索尼宣布任命陶琳(Lin Tao)为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首席财务官（CFO）。《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如果没有让她成为下一任社长的意图，就不会提拔为CFO”。

公开资料显示，陶琳1972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2000年在庆应义塾大学获得MBA学位后加入索尼。陶琳华人和女性的两重身份让许多人认为这次任命打破了日企的“玻璃天花板”。

除了陶琳外，近两年，日本企业还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任命。2023年，客舱乘务员出身的鸟取三津子，成为了日本国家航空公司“日本航空”的CEO，这在世界航空界也不多见。鸟取三津子还提出，要让日本航空的女性管理职人数在2025年达到30%，不过，这个目标的达成率目前仍未知。

陶琳和鸟取三津子的脱颖而出或可以视作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的产物：过去，日本女性给人的传统印象更多是家庭主妇。《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经典动画片中，无论家庭穷富，“妈妈”都是全职主妇。

但近三十年来，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提高。根据日本内阁数据，2022年，日本25-44岁的女性就业率为79.8%，和15-64岁男性的84%相比，差别并不大。25至39岁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80%。与此同时，2023年，日本双职工家庭超过1200万户，达到全职主妇家庭的约3倍。

女性回家还是走出家门，和日本经济的变迁脱不开干系。

和想象不同，传统日本女性并不是总是留在家中。明治维新以后，除了少数富裕人家外，没有太多所谓专职主妇，反而是大量女性都要外出劳动，以至于产生了“缫丝女工”这样的文化符号。战争时代男性上战场，女性则填补男性的生产工作。战后大量日本男性回国，一度让女性的就业形势变得严峻。

倒是1950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腾飞，各种大型企业随之出现，带来了大量的白领工作，成为女性进入职场的一大利好。大量女性得以在大企业从事文员工作（日语：事务职），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日式专有词汇“OL（Office Lady）”。

《架空OL日记》剧照

与此同时，日本又是一个有着男主外，女主内文化传统的国家。于是，在泡沫经济时代，“工资高，前景好，一人上班，养活全家”是一个标准答案。先读书、就业，成为OL之类的职场美人，然后结婚，辞职做专业主妇，相夫教子，同时也享受生活，成为日本社会公认的女性的理想人生。1954年，一份调查显示，“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超过67%的男性和68%女性都认可妻子应该在婚后辞职成为全职主妇。

在大阪居住的Mai告诉我，她的家庭也是如此。父母结婚后，曾在银行工作的母亲就辞职成为专职主妇。多年来，Mai的父亲从不碰家务事，乃至“不知道怎么操作洗衣机”。

哪怕在今天，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如果一位女性能成为专职主妇，至少意味着丈夫的收入可以让家庭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现在去日本高级商场，大部分楼层都是女性向消费区域，如“妇人服”（时装）之类。在高级咖啡店或餐厅悠闲喝着下午茶的，望眼看去多是富裕人家的家庭主妇。这多少有些“黄金时代”的残影。

在“黄金时代”，日本职场也不欢迎女性。在1970年代，《为何日本女性无法在职场闪光》一书的作者大岛慎子因为在国外留学一年，错过应届生招聘，就进不了日本大企业，只能去德国的汉莎航空当空乘。她一个女性好友的遭遇更荒唐，因为丈夫供职的综合商社的人事部门觉得要帮他的妻子有正式工作，不能成为所谓的“被抚养家人”，报税比较麻烦，上司就建议“让太太辞职吧，不行去做做兼职”。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还有一个现象，当时日本女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优势，相比于“大卒”（本科毕业），短大（大专）的女生更好找工作。

不难理解，学历低的女生更好管理。毕竟，那还是一个早稻田大学教授晖峻康隆（1961），庆应大学教授池田弥三郎等可以提出“女子大学生亡国论“的时代。在他们看来，女性以“好嫁”为目标了，就不应该进入大学，这会挤掉男性的机会，而学科发展并不能往寄希望于女学生。

但到了Mai这一代，情况不同了。Mai她曾在外资和日本航空公司工作多年，即使在婚后也没有停止工作。“女性就业率高，其实也代表了现在经济压力大了，一个人工作没有办法承担全家的开支”。

经济压力大这件事，看看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就明白了。2023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24万日元，比2021年的平均年收入为少了差不多30万日元。60岁以下夫妻共同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831万，妻子为专职主妇的家庭为635万日元，总差距为196万日元，换成月就是16万日元。也就是说，如果夫妻都有正式工作，一个月能多7800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是物价快速上涨。2024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了3.1%。其中生鲜食品上涨17.3%，最夸张的是米价，上涨了64.5%，创1971年以来最大涨幅。总之，对于2023年的情况，有6成人表示，生活苦或很苦。

除了工资低，还缺劳动力。根据日本学者中俣良太的研究，2023年，日本的劳动力缺口达到189万人，每天要为此损失960万个工作小时，为2000年来的最高数字。如果不能改善，到2035年，劳动力不足将是2023年的1.85倍。所以，一直以来，让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也成为了政府的目标。2013年，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提出”女性活跃社会“并将其作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女性活跃”“女性在职场闪光”等口号，一时风靡。

《这份爱是罪恶吗》剧照

新旧冲突

2016年播出的日剧《东京女子图鉴》中有这样一个桥段。从小城市到东京打拼的女主人公绫去时尚大厂面试，御姐上司问了她一个问题：1985年日本发生了什么?上司告诉绫，这一年，日本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从此，女性在公司里的角色不再只是端茶送水。

在“黄金时代”，日本女性进入职场的愿望已经在慢慢升高。也是在1985年，一项调查显示，有51.1%的日本女性选择，“如果不给家庭和孩子添麻烦，可以继续工作”。不过，如果会给家庭造成负担的话，只剩下4%的女性选择认可继续工作。

在《东京女子图鉴》里，已经站到职场金字塔顶端的女上司痛心疾首。在她看来，女性在职场的权利是她们这些老一辈女性拼尽全力争取来的，实在不能理解今天的年轻女性还有回家做主妇的愿望。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确实，和30年前相比，日本社会已经变得更为平权，社会支持体系也更为完善。比如保证产假的时间方面，一些企业在女员工接受降低一定收入的前提下，能给出一年甚至更长的产假。札幌啤酒公司甚至规定如果员工休育儿假超过1个月，会以奖金的方式回馈周围同事以减轻员工因担心长期休假的不安。

工作和家务两手抓的男性也越来越多。根据《日本经济新闻》调查，2024年认为“夫妻应同等分担家务”的人占53％，为该调查首次过半。同时，很多企业开始推行让男性休产假的“爸爸育休制度”，孩子产后休4-8周已经是基本要求，长的可以休到一年甚至2年。

与此同时，为了方面母亲们重回职场，在2013-2023的10年间，日本主要针对0-2岁儿童的保育设施数量增加了63%。

社会的职业观念也在变。以航空业为例，过去几乎没有男性愿意做客舱乘务员，疫情后多了很多。反过来，女性飞行员和空中管制员也越来越多。在一般比较像样的工作环境中，过于明显性别歧视或公开的性骚扰等确实变少了。生活在东京的Tomoko和我讲了一件事，一家企业下发新制服，男上司因此调侃了一位女同事的身材，被女同事直接投诉了性骚扰。

但日本职场距离女性友好还差得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发布的男女平等指数，日本在经济领域仅排到123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2024年29个发达国家的女性工作友好度排名。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是瑞典、冰岛、芬兰、挪威、法国和新西兰；日本则和瑞士、韩国和土耳其位列末四名。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尽管根据经合组织（OECD）2022年的数据，在日本，25-64岁女性获得高等教育一般学位的比例是调研的经合组织和伙伴国家中最高的比例之一（57.3%），超出男性的54.9%，但目前能够走上管理岗位的女性数量太少。一个数据是，日本现在的女性就业率其实略高于美国，但是管理职的比例大大少于美国。美国管理岗位中女性的比例为43%，和职场中总的女性比例48%几乎能完全对应，相比之下日本女性只占管理岗比例的12%（2018年数据）。

大多数女性在职场的中下游挣扎，无论是经济不景气，行业变化，还是政策调整，她们都可能是受害者。比如，日本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大量引入外来劳工，也导致了女性占绝对多数的日本介护行业的员工状态陷入恶化；IT化的浪潮，让不少从事文员事物性工作的女性失业；大量的社会公共事业如图书馆之类被外包给企业，产生相关裁员受害者大量也是女性。

《东京贫困女子》写到过一位植草女士，出生富裕家庭，毕业于顶级私立名门，丈夫是高级外交官。本来家庭幸福，但在自己母亲长期患病后和丈夫在观念上发生分歧，离婚多年后，植草女士因为工作不顺利陷入极度贫困。在这个案例里，外交官丈夫的角色并不负面，双方也是协议离婚。但教育背景非常优秀的东京女性，找不到好工作养不活自己这件事也让人吃惊。

再者，社会观念的进步不够充分，女性依然被认为是家庭的主要照护者，而经济压力又要求许多女性同时兼顾职业。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饭岛裕子就在《日本贫困女子》中写道，《男女平等促进法》的最大问题在于解禁深夜劳动等限制，废除了女性保护规定，让女性与男性一样，成为理所当然要长时间劳动的群体。

《东京贫困女子》剧照

我在几乎所有和日本女性的交流中，都会听到她们把生育列为最大的职场挑战。日本没有“老人帮着带孩子“这个传统，也没有所谓找月嫂育儿嫂之类的说法。一些日本人解释：“把养育孩子这样的事交给别人会觉得丢人。” 2021年，差不多有50%的日本女性会在首次生育后辞去工作。

以Mai为例，作为空乘的她，婚后承担了所有家务工作。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让她十分疲惫。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再生育孩子变得难以考虑，这也最终影响了她的婚姻。谈起自己的前夫，Mai倒也理解：“我先生因为从事金融行业，每天早上6点半就要出门，晚上加班到10点12点才能回来司空见惯。”

物价沸腾，工资增长却跟不上，好工作也难找，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十分挣扎，没有太多人（女性）对女性就业率提升这件事感到兴奋。

相反，处于经济理性的考虑，许多女性反倒选择不进入职场。在一家能源公司工作的樋口先生一家夫妻都工作。樋口太太就职于一家派遣（外包）公司，也是正式工作。但樋口太太有时抱怨，税交的太多，还不如辞职做兼职好。日本有一个名为“抚养控除”的减税制度。在一定收入下，一个三口之家，假设太太没有正式工作，相当于丈夫要抚养2个人，可以减税。而且丈夫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也可以覆盖到妻子。而假设夫妻双方都有正式工作，妻子需要自行缴纳保险，还可能会影响到“抚养控除”的人数，让家庭失去减税的好处。

《坡道上的家》剧照

通过和一些日本女性的交流会发现，相比于出轨之类，全职主妇可能更担心“丈夫生病”，因为丈夫生病以后家庭收入降低，女性就要重新出去找（正式）工作。同时，“为了孩子”，乃至“只是不想再出去工作”而容忍丈夫出轨或婚外情之类，也是存在的。

而回到职场中，制度之外，蕴含性别差异的复杂冲突依然普遍。

寺村绘理子在《女性工作和日本职场》一书中总结了三点当代日本女性的职场困境。第一是业绩主义，一旦业绩不好，裁员的首选对象是“已婚又不主要负担家庭开支”的女性，然后是单身女性，最后才是男性；第二是长时间的工作时间；第三是对女性的既有观念（常见于家族企业）。

书中有一个N女士的案例，结合了诸多日企特色。在日本大量中小企业都是大企业的子公司，上面的大企业叫做“亲公司”。 “亲公司”经常会派一些资深员工到子公司任一段时间的高管，叫做“出向”。这很日企，在《半泽直树》之类的商战日剧中很常见。

很多优秀的职场女性都来自中小企业，通俗说“就是沐浴在前线的炮火中”。供职于出版公司的N女士本来是营业部门的骨干，但是围绕广告经营，与亲公司“出向”来的新上司有了分歧。很多出向到子公司的“老爷”们（绝大部分是男的）暮气沉沉，保守僵化，一线女员工和他们发生冲突，倒霉的往往是自己。

《庶务二课》剧照

N女士在怀孕后，就被人事调动到内勤。理论上看，本来这是一种照顾，但是性格要强，工作能力突出的她对此非常不习惯。N女士能不能不去呢？在日企要抵抗人事命令是非常困难的。与其抵抗，还不如辞职。

而那家公司的内勤工作几乎只有接电话一件事，女士每天上班都会问一遍，今天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吗？没有。如此持久，最后干脆辞职。

女性打破人事惯例向上走，还是一种新现象。新现象和旧制度之间，摩擦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