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诈”开头一步步套牢！中国留学生遭电信诈骗监控四个月，被骗上百万（组图）

2024年11月时，在丹麦留学的Anya，接到了一通自称是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电话，对方说她的个人信息被泄漏了，要向上海虹口市公安局报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带着对“个人信息安全”的警惕，Anya一步步走进电诈骗局里，被监控了四个月，累计向骗子转账上百万元。

以“反诈”为开端的诈骗故事，并不少见。但在Anya对这四个月的讲述里，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细节。在监控中，骗子不断入侵Anya的生活边界，甚至编造详实的细节，去操控她的认知。

在采访中，Anya总是会自责地说“我为什么没有反应过来？”可其实，无论事后再怎么回想当时，她也找不到完美的逃离契机。不是她太“天真”，是骗子的剧本一直在升级。

这场诈骗刚结束不久，Anya想把她的经历讲出来，不愿更多人再受骗。

以下是她的口述：

一、从反诈开始，

“你的个人信息被泄漏了”

2024年11月8日，丹麦时间下午两点半左右，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她准确报出了我的姓名，急切地告诉我，我的手机号在海外违法发布高薪打工信息，我的支付宝和微信会被马上冻结。

随后，她报了一个手机号，说是注册在上海。我解释，这个电话跟我没关系。对方好像也“懵”了，表示马上让领导联系我。很快，一个“大使馆高层”打给我，还跟我“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主动提起，自己在注册丹麦银行卡时，不小心把身份勾选成了丹麦居民，误传了身份证照片，居然注册成功，还没法修改。“大使馆高层”表示理解，并“批评教育”我，我应该是信息泄漏了，她强调这很危险，让我在网络上学习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和反诈的视频，还逐字逐句朗读了相关法规。

《归去来》剧照

随后，“大使馆高层”提醒我找上海警方报警，只要警方发个澄清的传真，他们马上帮我解冻账号。“大使馆高层”还给我提供了上海虹口警察局各种联系方式，我也上网查了，是真的。

她当时强调了很多“后果”，我有些慌，觉得这事一定很棘手，需要“解决”。不然她何必还找领导来联系我说清楚。“大使馆高层”还提到，跨境电话费很高，他们可帮我转接上海警察更快解决，我自己只需要注意收听上海虹口警察局的电话就可以。

所以她还为我提供了一个选择，好像我可以主动推进这件事。当时我刚结束期末考试，计划第二天去波兰旅行，很怕微信被停，也想尽快收拾行李，就同意了这个方案。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快配合他们，解除“误会”。

其实和“大使馆”通话时，我正跟对象视频，我们还沟通过，会不会是诈骗，但电话那头根本没提过钱，我们都觉得不像诈骗。对方口气又很急，好像我给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这也激发了我的焦虑。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就很“独立”，不让人操心，总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对朋友和父母也是长期报喜不报忧。包括出国留学，我知道父母的积蓄不多，所以早早就打算好，直到工作后自己有了存款，可以去解决学费和生活开支，才开始准备出去。

《欢乐颂》剧照

当天稍晚，我接到了021开头，显示上海虹口警察局号码的来电。我一直都知道，来电号码也可以“作假”，但正因为我预先上网核对过电话，我反而就没细想这个事。因为在互联网工作，我对个人信息一向谨慎。比如我找工作，会很在意对方如何保留使用我的个人信息。有一段时间，我还特别介意景区登记个人信息的事。这种前提下，我反而觉得，遇到“个人信息泄漏”的问题，是应该解决。

这之前我对电诈的印象还停留在，要么被包装成有利可图的金融局，要么针对个人消费。我根本不知道，电诈也可能以“反诈”开头，并且还会持续长达四个月。

二、“我叫陈向阳，

我可以帮你洗清嫌疑”

“上海警方”的电话那头，是个男的，一口“播音腔”，他先报警号，然后说，“我叫陈向阳”。

他很耐心，一直安慰我，不要着急，慢慢讲。听我讲完，确认我想报案后，他也开始“批评教育”我，让我观看反诈视频，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逐字逐句朗读”相关法规。一套流程结束，陈向阳才说，他相信我也是受害者，只要我配合完成口供，他查完案底，就能给我开证明。

不过，我需要先下载Skype（一个即时通讯软件）跟他视频录口供。视频里的陈向阳穿着警服，非常消瘦，戴着口罩，身后的墙上印着公安的警徽。录完口供，陈向阳说，他要查案底了，结果没一会，他严肃震惊地告诉我，我竟然关联了一起刑事案件。

我想起，之前在国内时，我曾在车祸现场帮别人报过警，并作为目击证人去警察局做了一点记录。我以为他说的是这件事，结果陈向阳打断我，说不是，相反，他出示了一张判决书，和一张我的身份证照片。

《何以笙箫默》剧照

我太困惑了。陈向阳主动给我讲案情，说国内有个人叫张浩，参与跨国人口贩卖，涉案金额超700万人民币，已被逮捕。根据张浩的口供和其他证据，犯罪团伙用了我的身份证信息，伪造银行卡和电话卡，协助接收赃款，因此我马上就会被拘捕回国问讯。

我特别茫然，但还保持了一丝理智，问他，国内警察怎么会有海外执法权。他马上解释，这个案件涉及东南亚很多国家，有跨国协作的专案组，要合力解决东南亚人口贩卖组织的问题。张浩背后的势力很大，所以能滥用别人的私人信息。抓到张浩后，专案组已经处在侦破案情的关键阶段。下一步，专案组会把张浩海内外势力一网打尽。

我当时不明白，“拘捕回国问讯”意味着什么。陈向阳给我看了很多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戴着黑色头套，排成长队，出现在机场或者飞机上。他还讲我被拘捕后的生活，讲看守所的居住条件，我要去男女混住，还可能会和张浩同住。

我当时确实是表现出了一点害怕的，并且立刻被陈向阳精准捕捉到了。他马上说，我家人一定很难接受这个事，况且我年纪不小了，如果去坐牢，出来后肯定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嫁人。听他说这些，我当然也不会相信和质疑。但只要我一表现出来，陈向阳就呵斥我，让我尊重警察，尊重法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陈向阳又说，他学过犯罪心理学，根据我的反应，他能看出我是无罪的。他会和领导求情，为我先申请海外调查，既不用被拘捕回国，也为我争取时间。

我很想和我对象联系，但那时丹麦天色已晚，国内是凌晨三点。我突然开始有点疑惑，这一切不会是真的吧？不然，他干嘛辛辛苦苦跟我解释到凌晨。我那时就是这样的逻辑。

《通话惊魂》剧照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相信他。

可能是，他的措辞和声音听起来很权威？他总和我说什么“厘清案件”、“配合调查”、“梳理案情”、“如你所说”这种词。可能是，他一直在回答我的质疑？每次我开始怀疑，他就让我去查电话号码，也能解答我对张浩案件的所有疑问，事无巨细。可能是，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我有点神智不清了？可能是，我觉得警察就是会这样解决问题？

我记得陈向阳说，“我为你申请海外调查，是因为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但我这样相信，也不是为了你，是因为我想让那些被拐卖的孩子，早点回家”。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很多讨论缅甸拐卖人口和电诈的故事，有孩子被迫离开父母。我就想，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吗？

我之前看罗翔的书，很认同他的说法，“正义是有边界的，但是我们要坚持正义”。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靠公共机关和“完美的制度”就能运转，还要靠很多个体的力量去修复。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我能做一点什么，那就做，所以在日常生活里，也是很愿意站出来帮忙的人。

我当时心态就是这样，非常自恋，我被极大的自恋操控了，还以为自己能改变什么。

三、 “为了你的安全”

和长达三小时的监控

陈向阳提出的配合调查，是对我进行一周的24小时全天监控。

在他的要求下，我“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在电脑上下载Skype，共享屏幕，保证我人总能出现在视频里。除去睡觉，我每小时都要和他说明，自己做了什么。如果我需要出门，只能单人活动，还要经过他同意，把监控转到移动设备上。

此外，我和朋友的所有线上聊天，都要截图给他。他强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我和我朋友及家人的安全，因为张浩的人，可能也在找我。陈向阳还说，他没比我大几岁，让我叫他“陈哥”。那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这个监控会持续四个月。

《只是弄丢了手机》剧照

第二天早上，我给大使馆打电话，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联系大使馆，但大使馆正在休假。报备时，我主动跟陈向阳提了这事，结果被大骂一顿，我下意识地反驳，我又不确定他是真警察，也没看过他的警官证。陈向阳立刻拨来视频，给我看他的警官证，还要在警察局走一圈，向我证明。当然，还没开始走，他就被“领导”抓住批评了，说警察局里不能视频。挂完视频后，陈向阳让我写一份检查，主要说我的家庭情况，和我对案件的认识。除了那份检查。陈向阳还要了我的行程信息和身份证件使用情况，说是调查案情。

至此，我只能取消旅行了。我还给波兰的朋友打了视频，说我护照丢了。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在配合调查，还很心疼损失的路费，陈向阳还保证，等调查结束后，他们会补偿我所有经济损失。

被监控后，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多困扰，还是正常地生活和学习，去超市，去健身，和朋友们联系，也会偶尔因为“不规矩”被骂。渐渐地，我的自我监控意识越来越强，我开始自我审查，觉得我跟某个朋友说的话，是不是太有“暗示性”了，是不是对监控不诚实。

我原本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和朋友说，但我都放弃了。很奇怪，面对一个24小时的监控，好像对它诚实，比对朋友诚实，还要更容易一些。

四、“他是不是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大概一周后，陈向阳突然提出，张浩最新的口供显示，我参与了分赃。为了进一步调查，我需要用“侧拍”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我的行程轨迹、资金来源和银行卡账户的录屏或者截图。

我到现在才比较清楚，所谓“侧拍”，是因为银行app不能录屏。所以，要用另一个设备拍摄。再提供这些信息后，我已经不知道，我哪些个人信息是被泄漏的，哪些是我主动提交的。后来，他们用这些信息，质疑我参与犯罪了好几次。有一次，他们说我和案件嫌疑人坐过同一架飞机。

监控开始后的第二个周末，陈向阳让我出门，去找一个丹麦“便衣”拿文件，报安全代号“0858”。我报出代号后，有一个亚裔男性回应我，他介绍自己叫高虎后，把我带去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接着说，他是奉国家使命为我带来这个文件。拿到文件后，陈向阳让我先别打开，等北京时间早八点警察和法院的开会。到那时，或许我什么也不用做，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我真的没有打开文件，而是等到北京时间早八点，也就是丹麦的凌晨，被电话叫醒。结果，我没有等来“一切都结束”，相反，陈向阳说，有人潜逃，法院开会，决定把所有接受海外调查的嫌疑人，都送到上海虹口的看守所。我开始真的害怕起来，觉得他们都知道我住在哪里，可能也会真的控制住我，我一度觉得，这是不是我的命运了？

我完全放弃了抵抗。面对被立即拘捕的判决，我最初说“好”。陈向阳又说，准备飞机需要时间，他们会冻结我所有资金，我不能出境，还要继续配合监控，我也说“好”。

看起来，陈向阳反而着急了。他问我，怎么吃饭，我说，去学校冰箱里拿免费食物。他又追问，我的父母该如何接受这个事情？我和他的努力岂不是全白费了？他让我写下对朋友和父母，最后想说的话。看完我的留言，陈向阳说，他不忍我被冤枉，所以要向检察长全力争取，通过资金担保，优先调查。

又是一场漫长的戏。检察长一开始不近人情，还打电话骂陈向阳徇私枉法，陈向阳还是坚持为我担保，检察长终于同意了，但要我先录视频，向被绑架孩童的家长道歉。

一通折腾，丹麦的天已经亮了。检察长开始让我去筹钱和教我转账，大概需要七十万，他承诺等案件调查完成后，这笔钱会退还给我。但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笔钱的“真正”用途，也不能通过常规的渠道转账，因为公共系统里，有很多隐秘的坏人。

《带着爸爸去留学》剧照

我只好借口去美国交换，先跟父母借钱。父母非常快就把毕生积蓄，全转给了我。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学习、工作，从来没让父母操过心，他们也变得有点“神化”我，无条件信任我，支持我。最后，我用父母转账和自己的存款，凑够了这笔钱，转入到马来西亚一个银行账户里。

在这个过程里，检察长甚至也要经常询问别人，才能搞清楚转账细节。我有时候问得多一点，他还跟我强调，他是检察长，当然不会熟悉这些流程。当我问陈向阳资金和银行卡的事情时，他就很惊恐，让我不要害了他。

我当时其实有点困惑，等我知道这一切是电诈后，我也在想，这个陈向阳。可能就是电诈园区的一个打工人吧？

五、“我太想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了”

第一次转账过去四五天后，检察长告诉我，被拐卖的小孩遇害了，还给我发来视频，是小孩被锯掉手臂后遭虐杀的画面。他说，家属再不可能继续谅解我了。作为人保，陈向阳也会被抓进看守所。如果不想让之前的调查白费，我需要更多的资金担保，以USDT虚拟货币的形式把钱转过去。

我肯定是有过犹豫的，但每次我迟疑，检察长就会问我，对不对得起陈向阳，忘了我是怎么求他的吗，还不赶紧去筹钱，尽快结束调查。

当时我非常痛苦，我已经能意识到，我的一部分自我在慢慢丧失，且每况愈下。我太想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了，只有陈向阳相信我是清白的。我一度觉得，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已经进看守所了。我向他表达过这个感谢，他也接受了。

现在回想，当时的我太孤独了。看起来我还在原来的生活里，但实际上，我在假装，我要“保密”，我有我的“任务”。我疯狂地看书和电影，疯狂找朋友们聊文艺作品，以此打发时间，让自己忘记那个仿佛没有期限的痛苦。

《二十不惑》剧照

我也写日记，记录自己都撒了什么谎，然后忏悔，想以此保留一点诚实的感觉。现在回看那本日记，我感到难以置信，我记录的都是，要如何筹钱，如何表达自己配合调查的决心，如何帮助他们推进案情。我的性格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我不知道。

大概在12月左右，我还跟对象分手了。一方面，因为孤独，所以我总想找对象聊一些跟生活无关的事，又不能即时回应对方。陈向阳还要求我卸载小红书，所以我对象给我发的所有小红书消息，我都没有回复。另一方面，我在内心里认定，自己成了一个“废物”，已经没有未来了，只会不断拖累对方。去年12月，被监控不到一个月，我跟对象提了分手，我对象一直还认为，是我们感情出现了裂痕。

为了筹钱，借口去美国交换，我继续跟父母借钱。他们本来有点犹豫，但我说了很多去美国交换的好处，父母又很快表示，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给我这笔钱。我每次想到这里都好痛苦，我爸妈应该要拥有一个更好的孩子。最后他们是靠着贷款，再加上和亲戚朋友的借款，又给我筹下这笔钱。

知道父母会给我转账那天，我放声大哭。我的情绪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我开始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进看守所又怎么样，我死掉了又怎么样，我怎么可以做出这个事情。

《孤注一掷》剧照

那天有一个异常的情况。我平常大哭，或者情绪崩溃。陈向阳都会在监控那头，询问我原因，确认我的情况。但那一天，监控那头，异常的安静。我不知道，是不是监控那头的诈骗打工人都看不下去了。“剧本”又有了新的方向。

六、我不想其他人再被骗

大概是在过完元旦以后，陈向阳突然不见了。

我被新的监控人告知，陈向阳殉职了。我要补充完所有我涉嫌分赃的赃款，数目更高了。检察长也比以往给我更大压力，让我赶紧去借钱。我还是向父母开口，但父母说，无论如何也没钱了，劝我别去美国，我只好开始自己向朋友借钱。

有一次，因为检察长一直施压我，怎么借不到钱，所以我直接给朋友说，我需要100万，朋友被吓坏了，让我把之前借的钱都退给她。那一天，我把很多已经借到的钱都退了回去。检察长发现后，开始大骂我不自爱，对不起专案组的警官，对不起陈向阳的殉职。

大概是在2月3日左右，我开始自己从贷款APP里贷款凑钱。每成功攒下一些钱，就给他们打过去。我已经差不多完全没钱了，但他们还在给我下通牒，让我春节前把钱筹完。我没钱住长租公寓了，有华人同学春节回家，把房子短租出来，我就不断搬家，去住这样的房子，非常狼狈。但我也发现，随着我搬家频率变高，对方对我的监控力度变小了。有时我凌晨四五点起床，发现监控断了，我甚至还会再主动拨回去。

2月28日那天，我发现监控又断了。这一次，我没有拨回去，而是溜出门，在住的地方附近散了会步。之前，为了换房，我已经把小红书下载回来，那天散完步回家，我就开始刷小红书。顺着一个同校学姐转二手的帖子，我在她的主页发现，她分享了一段自己被骗的经历，和我的开端一模一样。

发觉自己被骗后，我又给骗子拨回监控，想要录音，骗子也有所察觉，所以并没有取得太有用的信息。我尝试去丹麦警察局报警，但丹麦警方，一直没有给我立案，只让我把相关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们。我也和丹麦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但大使馆说，他们有在不同社交平台上，发布过注意诈骗的信息，他们也不能干涉丹麦警察的立案进度。我父母在国内报警，国内警察已经立案正在调查。我也向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朋友做过咨询。他们都劝我，早点从这个事抽离出来，尽快重建新的生活。

直到现在，我仍然难以接受这些事。我父母已经知道了我被诈骗的事情，还要和我共同承担。我爸爸本来已经退休了，最近又开始找工作。因为没钱，我也只好先去找工作，把留学的事情暂时放下。

我在重新讲述这个事情时，终于能面对这段经历一点。对于追回这些钱，我已经不太抱希望，我之所以想讲出来，是不希望有人会像我一样，再被骗。我后来看小红书才知道，有好几个人遭遇过同样的骗局。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开了一个坏头”，让骗子觉得，原来人是可以被这样对待的。回想整个过程，我意识到，骗局开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最重要的，那时的我还是我自己，还充满怀疑。至于后面，我更像是进入了一个认知失调的世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操控了。

《开端》剧照

为什么在充满怀疑的时刻，仍然掉落陷阱？这个事发生时，我才刚到丹麦不久，一直在学习新的知识、文化和社会规则。我一直在试图接受，以前生活里没有出现过的事，在另一个国家可能是不是合理的？所以在听到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时，第一反应都是，先尝试理解对方。

“监控”真的开始后，边界是不断被让渡出去的。不只是借钱和转账，他们还会针对我的学业和工作项目，随意地贬损我或者夸奖我。和父母，和朋友聊天时，我是快乐的。但我的认知失调到如此程度，让我反而是更想赶紧结束这一切，我仿佛在告诉自己，满足他们的要求吧，这样才能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这个事发生到现在，我常常觉得，我已经不会处理我和这个世界的信任问题了。我当时不敢跟朋友分享“保密”的案件，现在也不敢把自己被骗的事情告诉别人，一方面是这个事太复杂了，我不确定有人能理解它。另一方面，我很害怕朋友觉得我蠢，也害怕，朋友会不会担心我还会骗他们的钱。

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调整这样的认知，我该相信什么？又该不相信什么？被诈骗后，有朋友出于善意告诉我，“你太天真了，根本不知道遇到这个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其实，这也是骗子会和我说的话，“你太天真了，根本不知道面对这个险恶的社会，到底应该做什么”。

处理这样的心理创伤，肯定还需要时间，但我目前想的就是，努力工作，努力攒钱，尽早把欠款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