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Eastgardens事件出发：一场多元社会的自我修复实验（图）

从Eastgardens事件出发

一场多元社会的自我修复实验

构建跨族裔正义联盟与华人公共治理参与的新路径 ●

澳大利亚华人总工会理论研究室

2024年初冬，悉尼东南的Eastgardens购物中心外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暴力事件。一对中年华人夫妇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十余名青少年围殴，场面惨烈，过程被目击者拍摄后迅速传遍社交媒体。事件的迅猛发酵不仅引发华人社区的愤怒，也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激起了恐惧、困惑与分歧。

有人将之归为“青少年治安问题”，有人视其为“仇恨犯罪”，也有政客试图淡化其种族属性，转而归咎于“教育失控”或“家庭崩解”。然而，事实远比单一标签复杂：

1.施暴者以挑衅语气称受害人为“China man”；

2.视频中显示围殴具有明显选择性目标（亚裔面孔）；

3.类似事件已在其他区域频繁出现，受害人群以亚裔、穆斯林、非洲裔居多。

Eastgardens事件不仅是一起街头暴力，更是澳大利亚多元社会深层张力的集中爆发点。它暴露了制度保护的空洞、族群关系的裂痕以及公共文化中的冷漠。

本文拟从该事件出发，透过暴力表象，深入分析其舆论、制度、历史与文化根源，进而探讨：

1.多元社会失灵的制度逻辑；

2.华人作为“边缘中的中产”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3.构建跨族裔联盟与协同发声机制的必要性；

4.如何推动澳大利亚社会走向真正的“多元共治”而非“多元粉饰”。

这是一次针对创伤的社会诊断，也是一场针对未来的公共实验。华人将不再只是记录者、受害者，而要成为多元正义的组织者与推动者。

＜01＞

从暴力现场到话语战场

Eastgardens事件

的舆论分岔

Eastgardens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迅速介入，形成了两条平行却充满张力的舆论轨道。一边是社交网络上华人社区对“种族仇恨犯罪”的强烈定性与愤怒发声；另一边则是部分媒体、政治人物与主流评论员将事件淡化为“青少年犯罪问题”，试图以“非种族性”语义框架覆盖社会对种族歧视的关注。

这种舆论分岔并非首次。回顾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如墨尔本街头辱骂华人老妇事件、悉尼唐人街留学生被围殴案等），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语言游戏屡屡上演。媒体往往在报道初期即回避“歧视”、“种族”、“仇恨”等字眼，转而使用“意外”、“冲突”、“暴力事件”等中性表述。

这是一种“去种族化的叙事策略”（de-racialized narrative strategy），它表面上维持社会稳定，实则削弱了对少数族裔受害经验的制度性承认，模糊了施暴者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也压制了受害群体的发声权。

例如，《每日电讯报》一篇初始报道标题为《Teen Rampage in Eastgardens》，副标题中完全未提“华人”或“族裔”字眼，仅用“innocent couple”指代受害者。而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的华人社区则广泛传播事件视频与分析文章，揭示暴力行为中充满种族标识化的语言与行为选择。

这种“主流媒体降温 vs 少数社群升温”的舆论张力，不仅反映了澳洲社会的信息结构失衡，更揭示出一种“公共可见性”的阶层差异。谁的话语可以构成公共议题？谁的受伤值得国家回应？谁的安全被视为必须守护的价值？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提出问题：如果华人社区不坚持说出“歧视”这两个字，它是否就会永远消失在制度文本与舆论表达之外？

在新闻事件中，语言不是表述，而是权力。在Eastgardens事件里，“仇恨”如果不被命名，它就不会被惩罚；“华人”如果不被确认，它就不会被保护。

因此，Eastgardens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它是一次暴力行为引发的叙事争夺，也是一次公共话语权力结构的再分配尝试。只有在这场舆论战中赢得正义的语言，我们才能走向制度的修复与社会的重建。

＜02＞

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仇恨结构的连续性

Eastgardens事件并非孤立个案，它是澳大利亚多元社会深层结构中的“周期性裂缝”再次被撕开。

类似的攻击亚裔事件，在过去五年间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亚洲澳大利亚研究所（Asian Australian Studies Research Network）与 Stop AAPI Hate 联合发布的报告，2021年起，澳洲本地针对亚裔的骚扰、暴力、歧视性言语和职场偏见报告大幅增加，尤以公共交通、商场、学校及网络空间最为集中。

更早之前，在2009年，墨尔本发生连环袭击印度裔留学生事件，部分甚至造成死亡，引发印度国内外交抗议。彼时澳洲政府虽然回应迅速，但调查结果依旧回避“仇恨犯罪”定性。这种惯性掩盖问题根源的处理方式，使得社会舆论陷入“事件-愤怒-淡忘”的循环。

我们不能忘记，2008年在墨尔本遭遇不良少年围殴致死的曹中军博士案，当时引发华人社区极大愤慨。曹博士是墨尔本大学工程系博士，白天下班回家途中，被一群青少年围攻重击头部，数日后不治身亡。

尽管案件细节极为恶劣，警方与媒体当时却回避将其定性为“种族仇恨犯罪”。当华人社群试图呼吁“安全权利”与“制度保护”时，却被一些舆论贴上“自我受害”“过度政治化”的标签。

这个案例象征着澳大利亚社会中“系统性低估华人伤痛”的惯性机制：

1.即使最“优秀”的华人（博士、高知、无前科、守法）也无法避免成为“次等对象”；

2.即使死亡发生，主流仍可选择性忽略其背后的结构性歧视问题；

3.而当华人试图发声时，却经常遭遇“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的反控叙事。

曹博士的名字，应该作为制度性漠视的标志性案例，成为今天我们重提 Eastgardens 事件时，不得不并置的历史镜像。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仇恨结构的连续性”

1.它不是一群人的个人偏执，而是系统性社会教育、媒体偏见、执法差异、政客语言与公共政策的交叠产物；

2.它不是单次爆发，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累积性暴力，常以“调侃”、“玩笑”、“模糊边界”形式呈现；

3.它不是对某一族群的偶然情绪，而是对白人中心认同之外的一切“他者”的制度性排斥。

如果不能对结构施压，任何一次“激烈的发作”都将被当作“偶发的小题”。

Eastgardens 之后，我们不能只问“谁打了人”，而要继续追问：

1.谁教他们认为可以打？

2.是谁默认了这样的暴力会被原谅？

3.为什么受害者总是那些长得不像“主流澳洲人”的人？

只有当我们建立起历史纵深的仇恨识别机制，才能真正避免下一次不再发生在新的族群、地点与形式中。

＜03＞

多元社会为何会失败？

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失能

Eastgardens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更不是单纯的个体犯罪，它折射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在现实社会中的制度性和文化性双重失灵。

(一) 制度层面的失能：多元文化的“展示性治理”

在政策文本中，澳大利亚始终以“多元文化国家”自居，联邦与各州政府长期设有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议会委员会、拨款机制和咨询平台。看似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何在仇恨犯罪、种族攻击和社会偏见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

这源于“展示性治理”（performative governance）的陷阱——制度存在，但缺乏执行力和监督机制，政策被用作政治正确的道具，而非治理变革的工具。

以Eastgardens事件为例：

1.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回应社区焦虑；

2.多元文化委员会并未第一时间介入舆论引导或组织安抚工作；

3.联邦或州层面无一位主流政客在事件初期公开发声定性为“仇恨犯罪”。

这些制度性沉默与迟钝，使得“多元文化”从实践变成象征，从“共治”退化为“代表性表演”。

（二）文化层面的失能：“主流性”的自我盲区

制度之外，更深层的失败来自于主流社会文化心理中的“选择性盲区”：

1.在多数人心目中，“澳洲人”的默认形象仍然是白人说英语的中产阶级；

2.少数族裔被看作“受欢迎的客人”，但不是“当然的主人翁”；

3.华人、穆斯林、印度裔、非洲裔虽然在经济上高度融合，却在文化上始终处于象征性边缘。

这种文化结构，导致少数族裔在面对暴力时，经常会听到：“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别总往种族上扯。”、“又不是只打你们华人。”

而恰恰是这种语言，制造了一种“系统性否认”（systemic denial）的文化屏障。它看似理性中立，实则封闭了理解伤痛的通道，也压制了少数族裔提出结构改革的正当性。

（三）“亚裔中产陷阱”——被制度接纳却被文化排斥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作为澳洲移民社会中的“模范中产”，正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

1.在教育、职业、纳税等维度上，华人高度“主流化”；

2.但在媒体话语、政治代表、舆论同情中，华人始终缺席或被“技术性忽略”。

这是一种“被制度接纳、被文化排斥”的悖论状态。

当华人被打、被骂、被诬时，制度告诉你“你是澳洲人”，但文化却说“你永远不是我们”。

这种身份上的双重张力，正是Eastgardens事件激起如此大规模社区共鸣的根源所在。

＜04＞

跨族裔联盟为何重要？

从“单一受害”到“共同反击”

Eastgardens事件发生后，华人社区率先发声，紧接着，部分穆斯林、印度裔、菲律宾裔、非洲裔等社区也通过社交平台和社区电台表达了担忧与支持。这种横向的共振提醒我们，面对结构性的仇恨与歧视，少数族裔若各自为政，终将被各个击破；唯有构建跨族裔正义联盟，才能实现结构性对抗。

（一）为何“模范少数族裔”策略无法自保？

长期以来，华人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标签——勤奋、守法、不惹事、不抗议、经济上成功但政治上沉默。表面上，这为华人赢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容忍度”，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既削弱了自我防卫能力，也削弱了与其他边缘社群的联动基础。

更严重的是，一旦社会陷入经济衰退、失业上升或政治保守化浪潮，原本“被容忍”的中产华人，很容易被当作“外来威胁”或“替罪羊”：

1.在职场上被认为“抢饭碗”；

2.在房地产市场被描述为“推高房价的元凶”；

3.在国际政治上被质疑为“海外第五纵队”。

模范少数族裔的策略，不仅无法赢得真正的安全感，反而陷入被工具化、被利用、被抛弃的危险境地。

（二）“他者中的共同体”：从单线防守到多线联动

我们需要从“单一族群的自我防卫”，转变为“多元社群的协同应对”。因为种族仇恨的真正逻辑是：“不是只恨你，而是一旦社会允许仇恨存在，就可以轮番地恨任何人。”

今天是华人，明天是穆斯林，后天可能是非洲裔、变性人、东欧移民，或是难民。

因此，我们提出建设“他者中的共同体”的行动框架：

1.与穆斯林社群共建仇恨犯罪快速响应网络；

2.与非洲裔社群联合开展青年赋能与暴力干预计划；

3.与女性组织合作推动公共空间安全倡议；；

4.与进步白人群体协同倡导多元共治新机制。

这种“横向团结”不意味着抹平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建立共同防线。它是把“孤立的愤怒”转化为“组织性的力量”。

（三）联盟的政治意义：打破“分而治之”的结构陷阱

澳大利亚的政治文化长期以来默认一种“多元平行”的治理方式：不同族群各自分拨经费、成立协会、自我组织，但缺乏实质交集。

表面看似公平包容，实则容易陷入“分而治之”的治理陷阱：

1.各社群各自为政，互不理解；

2.政府借此避免系统性结构改革，只需维持拨款均衡；

3.主流社会无需与任何群体真正对话，仅需应对“意见代表”。

真正的政治挑战在于打破这种“象征性协商”，建立“实质性协作”。这要求少数族裔不再满足于“被代表”，而是成为政策制定、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清楚：没有跨族裔的协同行动，就不会有制度性改革的力量基础。

＜05＞

重构制度路径

华人如何从抗议者变为治理者

Eastgardens事件激发了华人社区的广泛动员：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社区团体紧急组织会议，大学生志愿者自发翻译信息、录制视频、搭建平台，一时间，一场“华人觉醒”的风潮浮现。但问题是，如果这种觉醒停留在抗议、游行、签名、声明，而不能进入制度构造的领域，就注定难以形成长效影响。

我们需要反思：如何将愤怒转化为结构性的行动，把短暂的情绪升温转化为制度性的参与。

（一）华人参与公共治理的结构性障碍

尽管澳洲华人在人数和经济影响力上已具显著地位，但在政治与公共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却长期不足。其原因并非只是“政治冷感”，更包括以下结构性障碍：

1.制度通道狭窄：政党提名机制封闭，少数族裔候选人很难进入可胜选名单；

2.媒体可见度低：主流媒体极少呈现华人声音，缺乏持续曝光；

3.政策建言机制不透明：议会委员会、公听会等机制缺乏多语种渠道与文化桥梁；

4.文化障碍与恐惧心理：部分移民出于“怕惹麻烦”“不懂流程”而自我规避公共事务。

这使得即便在面对重大冲突时，华人社群往往只能成为“表态型抗议者”，难以转化为“制度型参与者”。

（二）由“华人事务”向“社会问题”转换语言框架

一个关键策略是：我们必须超越“我们华人被打了”的单一叙述，转而将Eastgardens事件放置于整个“公共安全”、“青少年暴力”、“仇恨犯罪”、“城市治理失败”的宏大叙事中。

这不是“淡化华人身份”，而是“战略性扩大战场”：

1.让更多族裔社区有理由站出来支持；

2.让媒体无法继续忽视事件的结构意义；

3.让议会与机构无法仅以“社群补助金”打发问题；

4.更重要的是，让华人在公共治理领域不再只是“受害人”，而是“制度改革合作者”。

我们要建立的不只是“华人安全网”，而是全体边缘群体的安全共识。

（三）组织化的关键：从运动走向机构化

在制度层面，我们提出如下行动路径，推动华人群体从“抗议者”转向“治理者”：

1. 成立华人公共治理研究与倡议平台

例如华人法律援助中心、多元社会正义观察团、种族平等研究院，推动政策建议、议会发言、议题研究、社群教育。

2. 鼓励年轻一代进入政治与公职通道

建立“华人青年公共事务奖学金”、“市议员助理实习项目”、“华语公民课计划”等机制，有计划、有路径地栽培下一个世代的议题承担者。

3. 建构跨社群的“制度联合阵线”

推动与原住民、穆斯林、非洲裔、女性权益、残障群体的联盟行动，在住房政策、教育改革、警务问责、移民政策等领域联合发声。

4. 建立长期机制性表达平台

推动在议会设置“多元社群听证席”，在主流媒体设立“平等叙事栏目”，每年定期发布《多元社会信任报告》《仇恨事件监测白皮书》等材料。

抗议是一时的，但治理是持久的。

游行点燃激情，但制度才能长久护身。

我们要做的，不是重复一次次的“愤怒循环”，而是打破这个循环，让每一次伤痛都成为制度进步的契机。

＜06＞

从暴力现场到话语战场

Eastgardens事件

的舆论分岔

Eastgardens事件是一次社会震荡，但我们不能让它仅仅停留在“道德情绪”的爆发，而必须借此开启一场深层制度改革的社会实验。

这场改革不是一个单一部门的责任，而需要从警务、教育、司法、媒体、社群治理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重构。本章从两个具有现实代表性的问题入手，展开对现行机制的反思与重构建议：警方的社区联络制度与政府多元文化委员会的治理结构。

（一）从名义到实质：重塑警方社区联络制度的信任功能

1. 现状问题：失灵的“沟通桥梁”

澳洲各州警方普遍设有“社区联络官”（Community Liaison Officer）制度，意在加强警方与多元社群的联系。然而，现实中这一机制频繁被华人社区诟病为“可有可无”：

●联络官往往缺乏语言能力，无法用普通话或粤语沟通；

●并不了解社区背景，出现事件也不主动介入；

●与社群组织缺乏互动，变成“挂名代表”。

2. 制度建议：重塑信任的四大机制

为了真正建立信任纽带，警方社区联络制度必须从象征性机制转变为实质性治理机制。

（1）联名共聘制

联络官不应仅由警方单方面委派，而应由警方与社区组织（如华人总工会、清真寺委员会、非洲社团联合会等）联合面试、聘任，确保联络官具备基本语言能力、文化认知与社群信任基础。

（2）责任与问责清单

制定明确的联络官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定期走访族裔社区；

●出席应急舆论事件协调会；

●配合多语种信息发布；

●陪同仇恨事件受害人报警；

●建立“仇恨行为早期预警系统”。

●联络官应定期提交工作报告，接受社群评估与警方绩效考核。

（3）与“社区观察团”组成制度性合作网络

鼓励各族裔社区组建独立“安全观察团”，与警方联络官组成定期会晤机制，信息共享、隐患分析、信任测量，建立双向沟通回路。

（4）多语平台协同运作

推动警方与社区联络官共建多语种安全资讯平台，借助微信、WhatsApp、小红书等族裔主流社交平台开展快速通报与辟谣机制。

（二）从闭门造车到制度共建：多元文化委员会机制改革

1. 现状：象征性代表与脱节化困境

无论联邦还是州政府，均设有“多元文化事务委员会”（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负责就族裔政策向议会与部长提供建议。

然而，多数委员会成员：

●为“被提名”代表，非选举产生；

●与本族裔基层组织脱节；

●委员会本身透明度不足，开会频率不定；

●所提建议缺乏强制力与执行机制。

导致其成为一种“象征性参与机制”，不具制度压力。

2. 改革设想：从咨询平台走向“治理共构”

（1）设立“多元社区联络议席”

建议议会仿效地方政府“议会代表制”，在议会常设委员会设立若干“多元族裔联络议席”，由各社群组织轮值派员列席，并享有提案建议权与异议记录权。

（2）推动多元社区“共同报告机制”

各族裔社群可定期向委员会提交“本族群信任状况、仇恨事件清单、安全焦虑报告”等数据，由政府统一归档、反馈、对照，形成政策参考依据。

（3）设立多语公众听证机制

对种族仇恨、高校歧视、公共服务不平等等重点议题，设立多语种社区听证会，由社区代表、受害者家属、研究者共同参与，提供政策草案。

（4）建立“政策回应时限”制度

每一份由多元委员会提交至议会或部长的报告，需在60天内给予回应，包括采纳、修改或说明理由，并向社区公开。

（三）制度之外：重新定义“信任”的政治含义

Eastgardens事件之后，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被追问：“你们为受害者做了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预防这种事发生？”

信任，不只是“危机时刻出现”，更是“平时是否可依靠”。

制度改革不是锦上添花的工程，而是筑牢底线的再建工程。当仇恨可以自由游荡，信任便必须用制度牢牢托住。

＜07＞

结语

我们如何一起成为希望的共同体

Eastgardens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与主

Eastgardens事件是一道裂缝，它撕开了澳大利亚多元社会自信外壳的表面，露出了不容回避的伤口。这不是一场孤立的袭击，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国家族群间不对等的信任结构、安全感的分配机制，以及公共制度在边缘人群面前的无力与失声。

但正因为它是一道裂缝，我们才看到了缝补的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真正的社会进步，都是在集体创伤之后，通过制度重建、舆论激荡与公民参与而实现的。从淘金潮时期的排华法案，到曹中军博士的沉冤未雪，再到今日Eastgardens之痛，华人社区早已不是那群沉默忍让、逆来顺受的“模范少数族裔”。我们已经学会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守护自己的安全、争取应有的尊严。

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华人的伤痛”这一条线索上。我们要做的，是以这次事件为起点，牵起更多“被边缘者”的手。让穆斯林女性、非洲裔青年、原住民母亲、印度裔司机、菲律宾裔清洁工……都能在这份“我们也是公民”的宣言里，找到共同坐标。

我们要告诉议会：不解决制度问题，游行不会停止。 我们要告诉媒体：不正视仇恨现实，舆论就会崩塌。 我们要告诉警方与学校：不与社区一起治理，你们将失去所有信任的资本。

我们要告诉所有人：澳大利亚的未来，不是属于某一个族群，而是属于所有愿意一起守护尊严、捍卫正义、建设和平的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会继续集会、发声、游说、写报告，我们还将：

1.建立反仇恨法律援助网络；

2.发起跨社群安全互助平台；

3.推动仇恨犯罪问责机制的制度化。

我们将把痛点变成政策，把愤怒变成组织，把创伤变成推动这个国家前行的力量。

Eastgardens之后，澳大利亚不能再是从前的澳大利亚。

而在Eastgardens之后的未来里，我们，将是那束照进制度深处的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