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好友求跟对方妻子上床帮助怀孕， 日本男子5年助20名女怀孕引发热议（组图）

五年前，日本大阪，一通尴尬又沉重的电话，彻底改变了38岁男子“哈志目”（化名）的人生。

电话那头，是他的大学好友。两人多年未见，话题一开始还只是客套。但没多久，好友忽然说：“我想拜托你帮我老婆怀个孩子。”

哈志目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对方说得很认真：“我确诊无精症了，我们真的很想要孩子。”

起初他只觉得荒谬。他不是医生，也不是精子银行。他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可就在挂掉电话后的几天里，他开始上网查资料。逐渐地，他意识到，这件事比他想象得复杂得多。

“我只是朋友，但他们想让我成为孩子的生父”

在日本，男性不孕并不罕见。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一的不孕案例，问题出在男性。而日本的官方精子银行资源极其有限。法律又未明确保障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的受孕权益。

哈志目的好友，是在医院被诊断为无精症。也就是说，即便使用人工授精、试管等手段，也无法从他体内取得精子。夫妻考虑过匿名捐赠，但担心无法确认健康状况与来源，于是转向“最值得信赖”的人——哈志目。

“我们希望，孩子的基因来自一个我们熟悉的人。”“你健康、聪明，也没有不良嗜好。”“我们不想要金钱交易，只是……一个机会。”

他犹豫了一阵，最终答应了。他们采用的是“时机性交”——双方选好排卵期，在同意下直接发生性关系。没有感情，只有目的：让对方受孕。

一年后，那位女性成功怀孕，孩子平安出生。

哈志目说，当他看到好友抱着婴儿笑得像个孩子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真的成了某个生命的“起点”。

从一人之托，到SNS的“捐精账号”

那之后，事情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他在社交平台上匿名创建了一个账户，介绍自己的“服务”内容，发布了一些温和语气的文案：“如果你有孕育生命的想法，但缺少条件，我愿意帮忙。”

他不是医生，也不是代理商。他只是自己买了验血包、性病筛查、自费做健康检查，每月上传最新报告。他还贴出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写明自己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

最重要的是——他不收钱。

唯一要求，是交通成本报销。他会与求助者线下碰面，了解动机、身体状况，并尊重对方决定采用哪种方式：

一种是“注射法”：他将精液采集后交给对方，交付场所可能是咖啡店、宾馆大堂，或车内

另一种是“时机法”：双方在排卵期时以自然方式性交

他强调：全程自愿，绝不强求。他会留下通讯记录，注明约定，例如“不会主张亲权”、“不负养育责任”。

五年间，他协助了超过20位女性。其中7人成功怀孕，4人已经顺利生下孩子。

惊讶的比例：大多数求助者不是夫妻

哈志目说，他原以为来找他的，会是更多像好友那样的不孕夫妻。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

“超过一半是女同志伴侣，”他说，“另一部分，是不打算结婚、但希望拥有孩子的单身女性。”

有一对35岁的女同志告诉他，她们曾尝试到国外接受人工授精，但费用高昂，流程繁琐，最后被迫放弃。在日本，因为法律限制，她们连登记为“共同抚养人”都做不到。

哈志目的出现，对她们来说，是一个“更简单的希望”。

但这份希望，也是极具争议的。

无法律保障的“非正规生育”：谁来承担责任？

目前，日本尚无明确法律规范“私人精子捐赠”。医院也极少接受未婚女性、同性伴侣的人工授精申请。于是像哈志目这样的“个人捐赠者”开始在SNS上活跃，形成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医界并不看好这种方式。

独协医科大学埼玉医疗中心的冈田弘医师指出：

私人捐赠风险极高，无法确认真实健康状况

捐赠者无法限制受孕者再次转赠精子

缺乏正式记录，未来有可能发生同源近亲结婚问题

据报道，在海外曾有案例中，一名匿名捐赠者造成超过100名后代出生，因无法追踪，导致基因重叠风险上升。

日本产科妇科协会建议：

“每位捐赠者，最多只能促成10名孩子出生。”

但在SNS上，这几乎无法控制。

而一旦出现争议——例如孩子长大后想找生父、女方反悔要求经济责任，或是法律纠纷——都可能让当事人陷入麻烦。

哈志目的想法：“如果制度健全，我不会这么做”

哈志目并不否认这些风险。他说他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想成为“生育英雄”。

“我只是做了第一个请求，然后就顺着做了下去。”

他说，如果日本能像一些欧美国家一样，建立开放透明的精子捐赠系统，允许未婚女性、安全无偿接受人工授精，那根本不会有人来找他这样的人。

“是这个国家的制度空白，让我变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