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澳外长鲍勃·卡尔：我为何应邀前往北京参加庆典（组图）

当年，澳大利亚人通过收音机里听到中国战胜日本的消息时，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盟友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在抗击侵略的过程中损失了两千万人民。

澳大利亚人也明白这些牺牲与自身安全之间的联系。中国军队牵制了一百万日军。历史学家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指出，这使得日本海军在1942年无法说服帝国陆军同意入侵澳大利亚，因为后者根本无力抽调足够的部队。

我的父亲曾在太平洋服役，母亲也在军中，还有一位姨妈和两位叔叔也都参军。从小我就听说过中国战场的故事。这也是我为什么接受中国总领事的邀请，自费前往北京参加他们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原因。

中国的经历也深深触动了澳大利亚的历史。战争的残酷在澳大利亚有大量报道。1938年，伊拉瓦拉地区的码头工人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载铁矿——这些铁会被用来制造投向中国平民的炸弹。在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率背景下，这一举动堪称英勇。

当时，温斯顿·丘吉尔要求澳大利亚派兵赴缅甸，正是为了帮助保持对华的补给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下定决心要让中国继续坚持在战场上。中国的胜利是盟军的重要战略目标。

右翼评论员批评我此行，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出席。但这些批评出自那些亲特朗普的媒体，而他们却接受特朗普在普京加剧对乌克兰的战争时，仍然欢迎普京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幕可谓是克里姆林宫都难以想象的外交胜利。

为什么中国要把普京排除在这场二战结束的纪念活动之外？毕竟在那场战争中，中俄两国的流血牺牲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2017年，特朗普政府决定将中国界定为“对手”而非“竞争者”，这实际上就为中俄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两国因中亚的影响力竞争以及历史上的边界摩擦，关系一直并不稳固。

对我来说，比起在观礼台上看到俄罗斯领导人，更让我看重的是来自东南亚九国（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庞大代表团。它们似乎都形成了一种务实态度：既然中国是大国，那么就像过去几百年与中华帝国打交道那样，与之交往。

此次同行的还有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和约翰·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讨论如何共同面对一个我们谁都无法阻止的现实：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以及避免中美发生冲突的必要性。

我还会向两家中国的外交政策智库发表讲话，提醒他们阿尔巴尼斯总理最近访问的成功，以及澳大利亚人希望基于国家利益建立稳健关系的愿望。我会说，中国外交可以更灵活一些。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为中国制造了一些机会，例如改善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日本方面，此次庆典将由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代表出席。他是中日友好的倡导者，并曾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道歉。

我会指出，中国在与菲律宾的海上领土争端中采取的强硬举动毫无收益，只会让对手更有借口攻击自己。

当然，中国领导层会把这场庆典当作宣传和公关的机会。我不难想象，美国首位“后民主时代”的总统特朗普，在霸占华盛顿为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举办军事阅兵时，心里打的也是同样的算盘。而在澳大利亚，我们也曾让政客们站在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旁，宣布那些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AUKUS 伙伴关系。

大国往往爱炫耀武力，但这看上去并不光彩。外交的任务，正是要让这些武器停留在阅兵场上，而不是走向战场。

1945年的澳大利亚人会将中国的胜利视为人类的胜利，是一个深受苦难的民族的胜利——尤其是对于那些重返家园的战俘及其家庭。值得纪念吗？当然值得。而且应当以此为基点，探讨一个不再重演此类战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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