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14岁！爱波斯坦被证实曾侵害逾1000名女性和儿童！受害者：有人已自杀，每天都会发现新受害者（组图）

美国司法部表示，杰弗里·爱泼斯坦侵害了至少1000名女性和儿童。他的受害者们不希望这一点被遗忘。

“我只是那1000个故事中的一个。”丹妮尔·本斯基（Danielle Bensky）表示。她说自己在2004年17岁时遇见了爱泼斯坦。“想想这个数字：1000。”

“我们代表着全美各地的女性，”她在1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我们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族裔，我们的政治立场也各不相同。”

今日美国报道截图

根据联邦起诉书、警方调查、民事诉讼以及公开指控，爱泼斯坦被控运营了一个国际性交易网络，招募超过1000名年仅14岁的少女，供他本人、他的同伙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以及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

多名女性表示，她们在世界各地遭到虐待——包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新墨西哥、纽约、俄亥俄、英国及维京群岛——而施害者往往以提供按摩赚取外快或“人脉广泛人士可助其模特事业”为诱饵。

一些指控者表示，她们在1990年代曾联系FBI和当地警方，但未受到重视。

在爱泼斯坦死亡6年后，数以百计自称“幸存姐妹”（Survivor Sisters）的女性成为推动公众再次施压的力量，她们要求查明那些她们认为曾对她们施暴或参与交易网络的爱泼斯坦关联人物。

她们的倡议促使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要求公布司法部关于爱泼斯坦的调查档案。但在投票前的数月内，这一议题愈发被政治化，演变成党派争斗的武器。

总统特朗普曾施压共和党人不要加入推动公布档案的行列，将其称为“爱泼斯坦骗局”，并称一名支持公开档案的共和党人为“叛徒”。当该法案明显将在参众两院通过时，他突然转而支持公开。特朗普于11月19日深夜签署了该法案。

已经站出来的受害者们表示，她们愤怒于自己的创伤被政治利用，而她们的经历被轻视。

“我们没有人自愿参与这场政治战争。我们从未要求被卷入这些从未保护过我们的人之间的斗争。”温迪·艾维斯（Wendy Avis）在11月18日投票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在努力从创伤中生存下来，又要在围绕它的政治漩涡中求生，我们已经筋疲力尽。”

“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

迄今只有几十名爱泼斯坦指控者曾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们表示，过去之所以没有站出来，是出于对报复的恐惧，以及担心自己的事业与家庭遭到攻击。

但如今，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她们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试图推动档案的公布。

其中包括一段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前发布的情感强烈的公益视频，呼吁美国民众联系其国会议员，推动公开爱泼斯坦档案。

玛丽娜·拉塞尔达（Marina Lacerda）表示，自己14岁时遇到爱泼斯坦，她于9月3日在国会大厦外首次讲述自己的经历。拉拉·布卢姆·麦基（Lara Blum McGee）表示自己是通过模特工作被诱入爱泼斯坦的圈子，她在1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发声。

2025年7月的一份备忘录中，FBI表示对档案的审查发现，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数量超过1000人。

代表部分幸存者的律师格洛丽亚·奥尔雷德（Gloria Allred）在1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指控者希望公布这些档案，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并不了解事件的全貌，而只是从已经站出来的受害者中拼凑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她说。

证词与证据显示，1990年代站出来的受害者往往被忽视，被威胁事业受损，并被劝说不要举报。

安妮·法默（Annie Farmer）表示，她在16岁时遇到爱泼斯坦，而她的姐姐玛丽亚·法默（Maria Farmer）同样是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她说，1996年姐姐致电FBI时遭到轻视。

她说，“他们直接挂断了她的电话，没有任何后续跟进。”她表示FBI曾在2006年联系姐妹俩，希望她们作为针对爱泼斯坦的证人，但最终仍未跟进。

玛丽亚·法默已起诉FBI，要求该机构为未能更彻底调查她的指控承担责任。

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警方于2006年首次开始调查爱泼斯坦，但最终在2008年达成了不起诉协议，使爱泼斯坦免于面对最严重指控的刑事起诉。

弗吉尼亚·罗伯茨·朱弗雷（Virginia Roberts Giuffre）声称爱泼斯坦在2000年至2002年间强奸并贩卖了她，她是最早公开讲述自身遭遇的人之一。她2009年以化名对爱泼斯坦提起民事诉讼，并于2011年公开姓名。在她今年4月自杀身亡前，她已将麦克斯韦尔和安德鲁王子诉至民事法庭。

她的兄弟斯凯·罗伯茨（Sky Roberts）表示，正义始于承认。

他在1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着受害者的面承认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这些受害者不是你们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这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创伤，你们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了，应该采取行动。”

特蕾莎·J·赫尔姆（Teresa J. Helm）告诉《今日美国》，她希望这些档案能揭示新的信息，包括那些与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共同参与性交易的人，以及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从中获利或受益的人。她表示自己在2002年遭爱泼斯坦性侵，当时她以为那是一场工作面试。

“我认为让公众了解真相很重要，因为……知道他做了什么，就等于知道和他一起的其他人做了什么。”赫尔姆说。

她表示，太多涉及其中的权势人物依然逍遥法外，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与事业，而数以百计的女性“不得不重建自己的生活”。

“我认为我们都愿意继续发声、继续施压，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努力摆脱政治闹剧，摆脱爱泼斯坦档案事件等等这一切。但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调查。”赫尔姆说。

“无法被忽视”

赫尔姆说，受害者们仍在寻找更多的受害者。

“17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一个。”她说。

她们不仅希望为自己争取正义，也希望改变一个她们认为在她们还是儿童和年轻人时没有能保护她们的司法体系。

“事实很简单：我们在年幼时遭到侵害，而那个本应该保护我们的体系却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失望。”阿什利·鲁布赖特（Ashley Rubright）说，她在16岁时遇到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案的处理极其糟糕，多年来一直如此，而且是蓄意为之。爱泼斯坦本可以在几十年前就被制止。”

鲁布赖特说，一些受害者依然害怕站出来。而已经发声的受害者中，有些人收到了大量威胁。

鲁布赖特表示，她原本并未计划在1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但当另一名多次讲述自己遭遇的指控者因受到威胁无法前来时，她决定站出来代为发声。

“当你威胁我们中的一个人，就是在威胁我们所有人。我们如今站在一起，而这种状态永远不会改变。”她说。

鲁布赖特表示，多年来，受害者们在民事案件中面临敌意强烈的法官、拖延战术、恐吓和旨在“在公众面前抹黑我们”的公关攻势。

指控者说，2000年代中期执法部门首次调查爱泼斯坦时，他的律师开始挖掘她们的黑料，并指控她们是妓女。阿兰·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在2019年的纪录片《幸存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案纪实》（Surviving Jeffrey Epstein）中表示，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在伦理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佳结果”，并称“调查指控者完全合情合理”。

“我们被当作需要被处理的问题，而不是需要被保护的受害者。”鲁布赖特说。

但如今，随着更多受害者被找到，她们再也不会被忽视了。

“单独发声时，我们的声音非常微弱；但我们在一起时，就已变得无法被忽视。”她说。

制作她们自己的爱泼斯坦档案

丽莎·菲利普斯（Lisa Phillips）在更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如果政府不公开爱泼斯坦的档案，受害者将自己整理一份涉及相关人物的名单。她在11月18日表示，她们已经开始着手做这项工作，并且来自全国的新受害者也不断联系她们。

“来自全美乃至全球更多的受害者通过短信、电子邮件、私信与我们联系，提供第一手证词和证据。”她说。“许多人仍然害怕公开发声，因为涉案者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有人脉，而且非常有名，他们受到保护。”

但她表示，距离遭受侵害已过去数十年，许多受害者不愿再等待“被允许”讲述发生过的事情。

“新站出来的受害者已将她们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正在与相关执法机构分享这些信息，并将在安全的情况下对外公开。”她说。

菲利普斯在11月19日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幸存者希望这些档案能帮助拼凑出完整的事实，了解爱泼斯坦几十年间在美国及海外多个地点究竟对1000名女性和儿童做了什么。

“我们至今都还会发现新的信息，每次聚在一起时都会；新的受害者也会出现，并带来我们当年的照片。对我们而言，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困惑。我们需要这些档案……只是为了了解我们完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