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至关重要（组图）

中等强国或许缺乏以经济与军事力量胁迫他国的分量，但仍可以通过结盟合作、信誉与持续的外交努力来影响结果、塑造局势。

国际社会对“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既没有标准定义，也没有公认的名单。围绕这一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止：不仅争论它的内涵，也争论它在实际操作层面的用途，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争论它是否“可被接受”。尽管澳大利亚在大多数名单上都会被列为中等强国，但我的继任外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就一直坚持认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中等”强国，而是“枢纽型”（pivotal）强国。

在我以及国际政策圈的大多数人看来——当然也包括现任澳大利亚政府——“中等强国”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平庸或无足轻重。那么，究竟是什么把中等强国与美国、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great powers），以及俄罗斯、印度、日本这样的“主要大国”（major powers）区分开来？在光谱的另一端，又是什么把中等强国与小国区分开来？

如果只盯着国家的客观“体量”（例如人口、领土等）来定义，这场定义之争很难走得更远。挪威、新加坡和新西兰在多数中等强国名单上都会出现，但它们的人口都不到600万；而印尼人口规模则大约是它们的50倍，印尼通常也被视为中等强国。

更能刻画中等强国的，是它们“不是谁”、它们“是谁”，以及它们在国际角色中所带来的心态组合。中等强国在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上都不足以把自己的政策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多数情况下在区域范围。但与此同时，它们仍是那些拥有足够外交资源、在原则性行为方面具有足够信誉、并且具备足够动机的国家，从而在国际关系中产生小国难以做到的、相当显著的影响——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与他国协作。

中等强国还通常带着一种特定的心态来处理国际关系：它们倾向于运用所谓“中等强国外交”（middle power diplomacy）。这种外交既有其典型的动机，也有其典型的方法。

中等强国外交的典型动机，是相信并认同：面对国际挑战，合作行动既有用也必不可少，尤其是那些“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它们从性质上就无法由任何国家独自解决。其典型方法，则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联盟与合作：这些伙伴在具体利益上有共识，并愿意共同努力去解决相关问题。

要让中等强国外交发挥效力，需要多项因素同时具备：现实可行的机会、外交资源、投入的精力与耐力、智识创造力、信誉，以及被外界视为真正独立的姿态与形象。

澳大利亚有过不少成功实践我所定义的中等强国外交的例子（虽然多数已是多年前的往事），包括：

工党政府在发起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推动亚太地区对话机制如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促成《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禁令条约》、完成《化学武器公约》以及发起“堪培拉核裁军委员会”（Canberra Commiss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在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最终达成方面发挥的作用；

澳大利亚与印尼共同制定并推动柬埔寨和平解决方案的作用；

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新西兰在全球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包括体育、贸易与文化抵制以及金融制裁；以及

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南非携手推动并最终促成国际社会就“保护责任”（R2P）概念达成全球共识的作用。

相信中等强国能够拥有像美国、中国这类超级大国那样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确实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认为中等强国无论单独还是集体，能拥有与俄罗斯、印度等“第二梯队主要大国”相当的能力，也几乎同样浪漫。中等强国的影响更可能体现在具体议题上，可称之为“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但其中某些“利基角色”的重要性，远不止“利基”二字所暗示的那般有限。

展望未来，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在若干领域有可能真正产生影响——无论是通过议程设置、搭建南北桥接（这是二十国集团内MIKTA国家集团的一个愿景），还是仅仅通过凝聚足够规模的支持，为提供全球或区域公共产品形成“关键多数”。这些领域包括：

推动东亚峰会在实践中成为其设想中的、首屈一指的区域安全与经济对话及政策制定机构；

继续在支持自由开放贸易方面扮演领先的倡议者角色：包括在全球层面通过世贸组织（WTO），在区域层面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强力抵制特朗普政府可能发动的保护主义冲击；

在不过度依赖日益反复无常的美国的前提下，设法整合区域内若干真正具有分量的国家所拥有的“中等强国”能量与能力——包括印度、日本、印尼、韩国与越南——以可见的方式对中国在区域可能发生的“过度伸展”展开反制（例如通过“Quad+”等机制——它外表看起来很有用，但并不宣称自己是正式军事同盟）;

与此同时，积极主张美国与中国都应从战略竞争的悬崖边上退一步，接纳并长期维持一种缓和（détente）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令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显著解冻；

基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降低核风险方面的信誉，弥合两类立场之间的鸿沟：一方面只接受《禁止核武器条约》（Nuclear Ban Treaty）所体现的绝对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则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核保护伞下的国家，它们基本不希望在核武器裁撤上有任何实质推进；

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中，成为被公认的全球领导者，而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把绿色能源转型的投入落到实处，用实际资金兑现我们的承诺。

跨越地理、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歧去打造联盟从来非易事，但这种必要性、意愿与能力，依然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被广泛认识到。然而，要真正打造联盟，仍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联盟不会自己形成——它必须被锻造出来。

赤裸裸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永远重要，但它并非决定一切。那些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并拥有信誉、资源与行动力将目标贯彻到底的中等强国，可以在推动亚太地区乃至更广泛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理性、更繁荣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正是澳大利亚以及所有与我们理念相近者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