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隔离”的晚年：那些感染HIV的老人们（组图）

安叔走路一瘸一拐，身体摇晃。楼下简易茶桌旁，他手上带着两处愈合伤痕，递来茶杯时低声说：“不敢泡茶，怕你们嫌弃。”有邻居经过，他立刻收声，待脚步声远去，才重新开口。

不久前，他刚完成股骨头置换手术。为控制艾滋病病情，长期服用替诺福韦的他，也承受着药物副作用的苦果，最终导致股骨头坏死。像安叔这样的处境并不是个例，正悄悄围绕着越来越多的老年HIV感染者。

安叔的茶桌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尽管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仍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新发的老年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占比却持续上升。

据报道，今年广东、浙江等地的高龄HIV病例占比均明显增加。其中浙江今年新发HIV病例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已占到39.2%。为什么老年人群感染HIV的比例在攀升？他们遭遇着怎样的困境？该如何看待和预防HIV？近日，多名老年HIV感染者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怕像她一样走得快”

51岁的阿炳确诊感染艾滋病时，CD4细胞计数只有10个。CD4细胞是免疫系统的“指挥官”，健康成年人通常在500至1500个之间，低于200即进入艾滋病期，免疫系统会被破坏，常伴随机会性感染。

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治疗，阿炳的CD4数值恢复到100个左右。但他的畏寒症状愈发明显，即便是酷暑也从未穿过短袖，夜晚睡觉必须盖一床厚被子才能抵御寒意。对死亡的恐惧，是艾滋病感染者确诊后首先要直面的心理关。

二十多年前，阿炳因一段跨国婚姻感染艾滋病。起初他误以为妻子是普通感冒，直至病情恶化就医才被确诊，其妻确诊后仅半年便离世。阿炳也接受了检测，结果同样显示感染。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家庭，他的两个儿子均因母婴传播感染，小儿子在16岁时便不幸离世。

阿炳在老宅

55岁的安叔被确诊时，血液中的CD4+计数只有个位数，在医院靠进口白蛋白维持。彼时治疗费用高昂，1万元仅能支撑3天的治疗开支，经济压力、身体痛苦让其不堪重担。他回忆，当时同病房的另外3名病友也因看不到希望，一同计划过放弃治疗。

然而，从死亡线上被拉回后，这些老年感染者还要与病毒、药物副作用和衰老的身体进行斗争。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导致阿炳患上严重贫血，已经六七年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如今，他只能在家放牛。

阿炳的背影

安叔因长期服用替诺福韦导致股骨头坏死，不得不进行置换手术。更让他无奈的是，手术前曾被当地一家医院拒诊，后经志愿者多次协调沟通才成功住院。

69岁的蒲爷在老年才确诊感染。6年前用药初期频繁头晕让他站不稳，尤其上夜班时严重影响工作。这种不适持续了四五个月，直到后来换成一天一粒的药才慢慢好起来。

63岁的王姐服药近二十年，长期用药导致转氨酶偏高，体重也出现异常增加。她回忆，最早服用的一款药物曾让她严重消瘦，“瘦得跟鬼一样”，更换药物后才有所缓解。

受访的老年感染者中，除阿炳为婚内接触感染外，其余均与性传播相关。泉州市红丝带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谢汉瑜从事防制工作25年，他遇到的年龄最大的HIV感染者是一名83岁的老人。根据他的调查，2000年后，当地约98.7%的男性HIV感染者是通过婚外性行为感染。

他分析，老年人感染比例上升的原因首先是检测覆盖面扩大；其次是老年人身体硬朗但性需求被忽视，安全意识未同步提升；再者是传染源增加。老年群体的感染多与低档场所非法性交易相关。

“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会感染这种‘年轻人的病’。”谢汉瑜提到，低档场所的交易价格低、隐蔽性强，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小茶馆，干预难度极大。

熟人绕路、被理发店拒绝

孤独，是阿炳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事情。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只愿待在阿炳弟弟的房间，极少踏入他的住处。走在街上，熟人看到他会刻意回避。去理发店也没人愿意为他服务，他只好自己买了剃须刀。

阿炳所居住的村庄

他花了3年时间才接受这种被孤立的现实。以前外出打工时，他总会随身揣着创可贴，若不小心划破皮肤流了血，就第一时间处理干净。王姐确诊后，病情在老家村落传开，此后她便极少回娘家。为了避免孩子嫌弃，她至今没敢告诉子女。

HIV感染者的压力也会传递给家属。小婕的母亲已患病二十余年，小婕从小养成防护意识，避免与母亲共用牙刷，看到母亲的经血垃圾袋会让母亲扔掉。她坦言，看到母亲手受伤了，也会担心她做的饭能不能吃。

这导致小婕从小就很自卑。小学时有同学把鸡骨头扔到她碗边，同村邻居拒绝搭载她上下学。即使现在长大成人，母亲的病情仍是她婚恋中的障碍。她与男友谈婚论嫁，但始终没敢告知对方。

“有家庭因为家人感染艾滋病，把患者分餐隔离，甚至不让上桌吃饭。”谢汉瑜提到，老年人感染后的歧视压力更大，他们爱面子，一旦病情暴露，可能再也不敢出门见人。

学会“与病毒共存”

一些老年感染者慢慢摸索出与体内病毒共存的方式。王姐每天7点多起床照料宠物，然后去单位做调度工作，管理着二三十人的团队。她主动加入志愿者团队，开车送粽子给病友，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人。

“它不侵犯我，我也不排斥它。”王姐的CD4数值稳定在770个左右，这是她规律治疗的成效。她说真到了要走那一天，要么把自己奉献给医学，要么就把积蓄都花掉。

蒲爷在确诊后和妻子分居两处。他在物业公司担任保安，尽管需要两班倒，但凭借良好表现即便超龄也被留用。“我喜欢上班，每天能见到人、说说话，比在家一个人憋着强。”

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与朋友一起吃饭

林大叔发病后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平日里偶尔帮朋友卖些茶叶。他和妻子之间曾因感染源头产生过3年的争执，直到后来不得不共同面对重压才缓和关系。如今他独自看看电视、听听广播。

谢汉瑜强调，只要坚持服药、定期检查，就能有效延长寿命。现在的医疗条件下，很多感染者还在正常工作。当病毒载量降低后，传播风险也会大幅下降。

掌握预防知识就是最好的“疫苗”

二十多年来，谢汉瑜带领志愿者深入性工作者集中的社区发放安全套。虽然安全套使用率提升了，但老年群体的干预难度仍很大。“很多老人坚决不愿用安全套，觉得艾滋病潜伏期有十年，而他们活不了十年，没必要。”

让谢汉瑜忧心的是，老年人群主动检测率极低。晚发现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会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在恐惧面前，要求感染者主动开口告知病情，往往是一种奢望。

谢汉瑜认为，核心在于全社会共同发力。家庭要多关心老人，社区要丰富娱乐生活，医疗机构要消除歧视。同时，应将防艾知识纳入公民健康素养培育，针对老年人开展通俗化宣传。

政策也在不断完善。2023年长效注射抗艾方案在国内获批，能更好地保护隐私。2024年底印发的新规划也强调了全方位提升防艾意识。

“掌握预防知识就是最好的疫苗。”谢汉瑜希望消除大众误解，日常生活接触如一起吃饭、聊天、共用厕所都不会感染。

技术和政策在不断追赶，试图填平这道鸿沟。而在那之前，这些逐渐老去的HIV感染者，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缝隙中寻找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