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年轻人为何不再相信主流政党？生活压力剧增或引发经济大转向（组图）

长期以来，澳洲决策者将市场自由化与技术官员式的谨慎奉为“神谕”，而非需要根据实践检验的政策。

这种假设认为，通过微调建立的自由市场将使国民更富有。但在现实中，收益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风险被选择性忽视，而沉重的成本却被转嫁给了政治话语权最弱的群体。

韩森（Pauline Hanson）与 Barnaby Joyce。像一国党（One Nation）和绿党这样的政党并不受仍约束中间派的市场正统观念所束缚。供图：Dominic Lorrimer

以澳洲对国内产业能力的自满为例。大规模的制造业外包和对能源安全的削弱，只有在地缘政治极度稳定且贸易环境友好的理想世界中才行得通。

因此，当中国作为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凭意愿关闭大部分出口通道（仅因对铁矿石的刚需而网开一面）时，这一时刻本该为澳洲敲响警钟。

再看移民政策。澳洲早已习惯了引入廉价非技术劳动力的增长模式，但在管理其对工资增长、基础设施压力以及租金房价的冲击方面，政府却始终碌碌无为。

此外，托儿服务、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和职业教育等准市场化行业正面临危机。我们建立了一些既非完全公有也非完全竞争的畸形体系，这些纳税人资助的市场效率低下，充斥着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而账单却留给了后代。

这并非某个政府的过失，而是整个政治阶层缺乏想象力的结果。他们太胆怯，不敢挑战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太教条，无法审视陈旧的假设；又太害怕在长期的改革尝试中产生任何短期受损者。

15年前的高中经济课就在讨论过度依赖所得税和商业投资疲软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同一场对话在15年后仍未结束。

如今，这些弱点在全球冲击波下暴露无遗。自2022年通胀爆发以来，澳洲实际工资已缩水6%，至今仍未收复失地。尽管国库部长信誓旦旦，但澳洲正以极其虚弱的状态迎接挑战：生产力低下，增长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支出和移民。

相比于父辈，现在的年轻人更可能是租房者，从事着不稳定的工作。即便是在政府贷款担保计划下勉强上车的少数置业者，也因极低的首付比例而面临加息带来的断供风险。

作为受疫情冲击最重的一代，年轻人显然“抽到了下下签”。为了保护生命已近终点的群体，他们被要求牺牲学业、职业起步、社交发展乃至人际关系。

然而，他们得到的报酬却是飙升的租金、遥不可及的买房梦，以及一场巨大的、由年轻人向老年人进行的跨代财富转移。

深层问题已经浮现：越来越多的澳洲年轻人不再相信现有模式能为他们带来未来。他们听从建议努力学业、寻找工作，却依然面临工资停滞、房价难以负担以及组建家庭这一人生里程碑的幻灭。

这就是为何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正涌向边缘政党。虽然一国党（One Nation）和绿党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它们都因同一种认知而壮大：它们言出必行，且不受所谓中间派的市场教条束缚。在谨慎常被误认为能力的政治语境中，这些政党直陈痛点并承诺真正的改变。

对于两大核心政党而言，目前的风险并非激进，而是误以为搞一些小修小补的“微操作”，就能恢复民众对一个利益分配日益失衡的模式的信心。

澳洲经济迫切需要一次路线上的“急转弯”，将住房安全、家庭组建、生产性投资和国家韧性置于核心。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税收改革、移民政策和经济主权上做出艰难选择，并展现出让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付出代价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