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澳洲资本利得税或将翻倍，你的资产会缩水多少？（组图）

联邦大选时承诺50次不碰资本增值税（CGT）和负扣税，一年后却靠这两项政策大幅加税——这样的操作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声称通过给那些沉迷于挥霍纳税人金钱的政客更多钱，就能“改革”经济，这简直荒谬透顶。

联邦财政部长 Jim Chalmers。媒体不断引用“净负债”数据，让政客们得以蒙混过关。图片来源：David Rowe

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些额外收入将再次被挥霍——通过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和国家宽带网络（NBN）等庞大且劳民伤财的工程来收买选票。

政府提议将企业或资产价值与通胀挂钩，从而使资本增值税几乎翻倍。这一构想恐将把澳洲推向全球最缺乏竞争力经济体的深渊。

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某位有抱负的小企业主投入25万澳元，创办了一家颇具潜力、产品未来可能走向全球的公司。

经过十年艰辛打拼，这家小企业成长为拥有25人团队、年利润100万澳元的规模，公司估值达到500万澳元。

在工党承诺不触动的现行资本增值税制度下，企业股东（通常包括大多数员工）总共需缴纳约110万澳元的税款。这是假设员工以25万澳元的总成本基础买入，并将最高47%的边际税率应用于一半的资本增值后得出的数字。

如果这家企业诞生在新西兰，税款为零，因为当地根本不征收资本增值税。

在美国，税额为23.8%，即110万澳元；英国同样是110万澳元；加拿大则为94万澳元。日本和德国也分别征收97万澳元和130万澳元左右。

但在工党这项堪称“隐形社会主义”的新提议下，这家企业将被课以高达220万澳元的资本增值税。对于那些在推动就业、收入、增长、生产力和繁荣的企业中辛勤打拼的创业者而言，纳税额直接飙升96%。

如今大多数公司都鼓励员工成为股东，不少公司甚至以股权形式发放薪酬。

当然，如果你一辈子都是职业政客，从未在现实世界中摸爬滚打，这一切对你来说毫无影响。

公务员的“铁饭碗”无忧

如果你身处纳税人供养、毫无风险的公务员岗位，就能完全免受这种对创新、才智和“公平竞争（Fair Go）”渴望的打击。

不妨回顾一下：2019年以来政府支出空前增长，按人均计算，澳洲在政府部门工作或从中获取收入的人数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单方面将资本增值税实质性翻倍，无异于摧毁创业精神——以及支撑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艰苦劳动——澳洲复苏生产力的任何希望都将化为泡影。

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及其创意，将直接流向其他国家。在那里，他们只需缴纳一半甚至更少的税，回报却高得多。

要知道，澳洲之所以面临极高的生活成本和利率——甚至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糟糕——正是因为政治开支和政治驱动的移民增长早已失控。

政府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条贪婪的巨蟒正在绞杀私人经济活动。当政府能提供比真实公司更高的保障收入时，谁还愿意拼命工作？

新西兰人曾调侃说，他们一些最聪明的学生跑到澳洲，在工地上举着停止牌，年薪就能轻松突破20万澳元。到2028年，澳洲联邦和州一级政客自2019年以来累计额外支出和借贷的纳税人资金将达到1万亿澳元。这才是他们借款的真实规模。

“净负债”数据的障眼法

媒体总爱引用“净负债”（net debt）数据，政客们也因此得以蒙混过关。但现实世界中没人关心什么净负债，大家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借款：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打个比方：如果你的抵押贷款占房产价值的45%，你会告诉别人自己“净负债为负”，理由是房子价值超过贷款吗？当然不会。你真正担心的是那笔每天都要付利息的债务。

随着利率上升，利息账单飞涨。你真的相信NBN值220亿澳元（财政部从总债务中扣除以得出净额的数字）吗？Starlink会不会让NBN大部分甚至全部价值归零？完全有可能。这些“净额”数据漏洞百出，毫无意义。

2019年维州债务仅为630亿澳元。到2028年，这一负债将激增至2700亿澳元。图片来源：City of Melbourne

媒体惯于声称维州政府净负债为1509亿澳元。但现实世界中，维州实际（总）政府债务高出725亿澳元，达到2234亿澳元。

2019年时，维州债务仅为630亿澳元。到2028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2700亿澳元。换言之，州政客累积的债务相当于每位维州居民背负36,600澳元。更糟的是，民众肩上的债务还不止于此——堪培拉的联邦政客同样沉迷于挥霍他人的钱。

然而，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政治分赃”（pork-barrelling）放在心上。当你真正算一笔账，看看这些政治慷慨让每个人背上了多少债，就会发现问题的核心：他们在拆东墙补西墙。

放眼全国，到2028年澳洲人将欠世界1.8万亿澳元的公共债务，远高于2019年的7890亿澳元。这不是个人私债，而是政客以我们的名义借下的债。这意味着每个男女老少都要背负63,300澳元的债务——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更惊人的是，仅仅在2007年，当澳洲各级政府合计只欠世界960亿澳元时，人均负债也不过4600澳元。

惩罚赢家，奖赏输家

这些政策与我们应当倡导的机会均等毫无关系。它们追求的不是“公平竞争”（level the playing field），而是结果均等。

说白了，就是惩罚赢家，奖赏输家。这背后是一套由从未赚过私人薪水的人主导的中央权威，单方面决定谁能得到什么。

这种专横的权力显然具有压倒性。而这些影响深远的变革，从未经过公开辩论或讨论。选民从未有机会就这场“激进倒退”（而非所谓的“改革”）表达意见。

事实上，工党在2025年大选中获得的授权是不做这些改变。这意味着政府突然操纵经济规则，只为增加连任胜算，却罔顾澳洲在全球舞台上的长期竞争力。

这与每年引入50万移民的做法如出一辙——政客们盘算的是，大多数人会为了那份居留权在下次选举中投给他们。

这些打击勤奋工作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少的创新、激情和才智，更低的生产力，更多的政府借款，更高的生活成本、通胀、利率和税收，更低的人均收入，以及一个留给子孙后代不再繁荣的国家。

这正是隐形社会主义的强加。这让曾经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南方乐土（Wonder down under）”几乎注定要靠变卖自然环境为生，沦为亚洲的伊比沙岛（Ibiza）。

既然难以生产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我们就只能依赖出售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堪培拉正将这个“幸运之国”变成“懒惰之地”。正如英国、加州和纽约拥抱社会主义后所上演的那样，最大的雇主和生产者终将用脚投票。

讽刺的是，这恰恰会扼杀那种反进步、反成功的“权利意识”（entitled push）赖以生存的繁荣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