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养不起”并非唯一难题 延迟退休宜早不宜迟（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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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一直有学者认为，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但也有观点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人口数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陷入“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中。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的碰撞？

易富贤：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如果政府不用关注人口生产，那更加不用关注物质生产（经济）。

当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人口并非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

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

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

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

何况人口的意义是全面的，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当然是“人口决定论”呀！

多维：中国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近5亿人人户分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发展有哪些借鉴意义？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易富贤：我对于人户分离现象没有研究。但是我对于中国人口过度流入大城市甚为担忧。

超大城市有利于物质生产，但却不利于人口生产，比如2007至2016年日本平均生育率为1.40，但是东京都只有1.13，整个东京都市圈也只有1.24；而宫崎、冲绳等县还有1.7、1.9。由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市圈，使得全国的生育率很难提升。

2008至2017年莫斯科的生育率也只有1.31，由于俄罗斯的人口相对分散，而很多中小城市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使得全国生育率还有1.65。

美国的城市密度很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每平方公里（中国连县城都超过1万人），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有1.7以上，并且人口比较分散，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集中累首都都市圈。

韩国有50%的人口分布在首都都市圈中，而首都都市圈生育环境极为恶劣，2017年首尔、仁川、京畿道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84、1.07、1.07。

中国的城市模式其实是韩国化。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环境还不如首尔。在目前这种人口的空间格局下，今后鼓励生育难度很大。

同时中国大城市的各项规划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宜业”但不“宜生”，即便人口政策调整，城市规划也很难改变，并将惯性延续。大城市要改造是非常难的，东京改造了几十年，也成效甚微，生育率非常低。而年轻人的生育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十多年。人口过多往大城市挤，相当于将他们往生育“绝路”上赶。

人口进入大城市之后，再疏散出来是很难的。与其今后改造大城市、疏散人口，不如现在将人口合理布局。

多维：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人社部表示“正在研究延迟退休的具体方案”，延迟退休近段时间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最终方案还没有出台，你认为延迟退休实施的难点在哪里？

易富贤：2020年1个65+岁的老人对应4.6个20至64岁老龄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养老金缺口；而2035年、2050年1个老人将只对应2.6个、1.9个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2010年之前，英国的女性退休年龄是60岁。 2018年11月起，英国女性退休年龄被提高到65岁，和男性同龄退休。2020年10月起，英国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2026年到2028年，还要进一步提高到67岁。2030年代推迟至68岁，2040年代末期推迟至69岁。

中国今后的老龄化比应该更严重，意味着退休年龄应该会比英国更晚。

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个定时炸弹，会引发社会动荡的。2011年英国推迟退休年龄时，引发全国性抗议，两百万人大罢工。中国如果现在有序推迟退休年龄，将降低社会冲击力；如果今后突然大幅推迟，对社会的冲击会更大。

多维：多数发达国家存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哪些经验和教训？

易富贤：中国生育率低下有三大症结：

第一，心理上，不愿生。年轻人一代人不但不愿生孩子，甚至不愿结婚，中国大陆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 万人减少到2018 年1,599 万人、2019年1,380万人（600多万对），20至24 岁结婚数从2011 年953 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人、2019年365万人。

第二，物质上，养不起。中国多数地方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民不聊“生”，年轻人于是做出无“生”的抗议。

第三，生理上，生不了。中国大陆的不孕率从1980年的1%至3%提高到现在的15%以上，生育障碍率也不断攀升。初婚年龄在不断推迟，传统上女性是20岁出头就结婚，现在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都女性初婚年龄都超过30岁，中国大陆的婚育年龄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很多人丧失了生殖能力。

日本等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只是聚焦于“养不起”，给生育孩子的父母提供现金奖励、住房补贴，提供免费的幼托，免费教育，对1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成本很高，但是效果并不好。日本的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9年又降至1.36。因为日本政府在“不愿生”、“生不了”上显得无能为力。

而中国未富先老，一些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连“养不起”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危机，如果有人夸耀可以靠一剂中药就能治愈，那肯定是江湖骗子。在人口问题方面中国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被发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都远低于预期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

多维：短期内的人口现状无法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靠什么？

易富贤：短期看，主要是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日本、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德国、日本的经济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2019年仍然有27%、24%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实体经济还坚挺；而法国、英国、希腊只有20%、18%、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但是从长远看，没有“人口制造业”的振兴，就不可能有“物质制造业”的振兴。中国急需出台有效的“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升生育率。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引导年轻人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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