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香港修例事件 北京的角色不应被无端放大（组图）

尽管当地时间6月15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并不为下一步行动设下时限，然而，此前表态强硬的港府看似“退一步”的做法并没有阻止6月16日的二次游行。200多万，近香港三分之一的民众当日身穿黑衣，系上白丝带，喊出多项诉求：林郑下台、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取消对6月12日的冲突定性为“暴动”、释放被捕人士、停止“滥捕”...... 

与此同时，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联合声明对香港修例表示担忧，美国国会重提《香港人权与法治》，以将香港自治与特殊待遇挂钩而向香港修例施压。内外压力之下，港府陷入“如果二读就三罢”的僵局。事实上，无论是香港内部还是外部都明白，关于修例，施压港府，也是施压北京，因此他们选择不让步的做法无疑就是把港府推向一个动弹不得的境地后，逼迫北京出手。 

然而，关于此次修例，外界放大了北京的角色。 

北京的着重点不在条例本身 而是香港稳定

6月12日因香港修例引发的警民冲突虽然推迟了立法会二读，但林郑坚持修例的决心及北京的表态支持无疑给了外界更多的佐证去放大他们的猜想。包括BBC、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认为，港府修例的背后是北京的指示，而林郑在警民冲突后仍然强硬坚持修例也是中南海有人力挺。 

即使林郑公开声明“此修例并非由中央提出，我并没有收到中央指示去做”，但此时的辩白更给了舆论发挥的空间，他们将之称为“试图拉开与北京执政的共产党的距离”。 

事实上，外界都知道此番香港修例的源起是2018年发生在台湾的潘晓颖命案，但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远远脱离了起点，不仅条例本身面临污名化的风向，大陆也被卷入影响香港“两制”的指责。根据逃犯条例修订后的草案，将增加香港与大陆、澳门、台湾之间的引渡协议，但此次游行却打出“返送中”的旗帜，只将矛头对准大陆。可见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大陆种下了偏见，而即使林郑再呼喊与北京无关，恐也是无济于事的。 

此外，条例本身也只是一个政策性文件，不涉及香港政治体系层面的立法，于北京而言，重要性敏感性紧迫性都不构成足够的力度去指示香港推行修例，而最大的可能也只是在香港修例上北京与港府达成共识，但如果上升到指示，或是利用条例去进行政治目的的操作恐都是一种过度解读或是杞人忧天。   

那么北京到底在此次修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现在的香港局势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可以说，关于修例，无论是从条例本身的性质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在处理“中央”与港府之间的界线上，北京都是没有太多的理由去干涉香港的修例。但修例所引起的社会反应确是北京的一个敏感区。因此，北京的着重点或不在条例本身，而是香港保持稳定与繁荣。 

北京的态度：支持林郑 听取建议 理解市民

但修例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对香港局势的冲击已足够引起北京警戒。6月9日的游行创下香港2003年游行以来的规模新高，且在12日又爆发警民冲突，造成70多人受伤，在林郑暂缓修例后，6月16日再次掀起200万人组成的大游行，逼问林郑下台。 

无疑，此番反修例游行是对香港特首权威的拷问乃至是对北京的一次挑衅。但从北京前后几次的表态中可知，北京无意将此次游行“一刀切”，对林郑也是如此。 

虽然预判本次修例北京的角色并不凸显，但时至今日，北京与港府双双被推倒尴尬的境地，这其中自然有林郑处理方式的问题及为权者的傲慢。但除了业务能力的问题，总体而言，在公开的声明中，北京仍旧表示了对林郑的支持。 

而对于此次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北京对于香港反修例的定性展现了清晰切割和区别对待的理性态度，一方面注意到并理解港人的焦虑不安 ，理性听取他们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对部分激进者表示了“强烈谴责”。 

对北京来说，未将香港反修游行定性为“暴动”一方面是其基于历史教训及处理冲突事件的经验而形成较为成熟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是占据香港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呼声是必须要直视的问题。 

其中就要去分析这庞大的游行队伍中，有多少是就条例本身而反对，有多少人是担忧条例对香港反噬，又有多少人是因与条例无关的理由而参与其中。

这其中为北京所不容的恐怕是后者。在本次规模浩大的反修例游行中，游行队伍将这位上台还不足两年的特首头像印在中共党旗为背景的宣传牌上，并举着从香港维园直到中环政府总署，连同“林郑卖港”的口号通过网络传送到世界。从中可知，这场以“反恶法”为起点的示威运动在反修例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林郑的不满，对大陆插手香港的排斥，以此拨弄林郑的特首地位，挑衅北京强“一国”化的进程。但在北京对香港事务从放松到收紧的过程中，这场与“中央”道路相悖的诉求终是为大陆政权所不能容的。 

此外，将这场和平示威演变成全球可见的警民冲突的激进行为恐怕也是北京难以松待的。对北京来说，香港民众对内地的情绪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上升到武力造成流血冲突影响到香港的基本稳定，或者打着有外部势力做帮手以对抗北京意志的想法则是为北京所不容的。警民冲突、颜色革命是近年中共最为防范的两个领域，尤其聚焦到香港这个政治敏感地带，中共更是无法容忍有这样的潜在威胁，这也是林郑当时强硬表态不妥协修例及严惩暴动行为得到北京呼应的原因。 

当然，高喊林郑下台的民众也并不全然是因为反对修例的原因。在两次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中，香港年轻群体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结合香港社情，这就反映了部分人士的诉求是其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虽然长期以来陆港两地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之间的不同以及香港政治撕裂积累了香港民众的不满，但香港年轻一代如今面临的是更严峻的贫富差距，高企的房价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这些议题在几任香港特首那里都没能得到解决。或许在此次的事件中，北京也应该认识到，比起对香港政治环境的重视，经济民生环境已经成了北京需要更认真对待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