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惯性根深蒂固 夏宝龙骆惠宁治港面临挑战

从“地方老将”骆惠宁出任中联办主任，到副国级国家领导人夏宝龙兼任港澳办主任，不少人心头的疑惑是：此轮人事调整搭建的“超强班子”，真的能改变以往治港的乱局吗？究竟是“势在人为”，还是“势”本身早已因体制惯性形成了路径依赖，使得“人”即便努力作为，也因为体制惯性而力有不逮？

迟变总比不变好。骆惠宁、夏宝龙的接连调整，虽然有些“迟变”，但至少为突破原来的治港思路和做法提供了一个契机，总比“不变”好。但是，在这样的变化面前，也不要低估原来的体制惯性，在强大到每个群体已然都深受影响的固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利益结构面前，这样的人事之“变”能否带来治理之“变”，推动治港工作突破原来的体制惯性，跳出己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换位思考，绝不容易，何况建构了原来治理格局的很多人还在继续发挥影响力。

治港工作会不会因为骆惠宁、夏宝龙的调整就彻底改弦更张，并很快打开局面，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本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治港机构人事调整，说到底是体系之变，而非简单的人事变化。

道理想必都懂，可在具体问题面前，人们却又不自觉地跳入了原来的“陷阱”中，希冀通过某个人的调整来扶大厦以倾颓，而且参与各方看上去都理直气壮，却又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夯实体制惯性的“帮凶”。

就拿香港反修例来说，不管是特区政府、建制派，还是反对派，以及普罗大众，每一方都有各自的“惯性”：特区政府依然奉行着近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相信政府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所以依然乐此不疲地将“香港连续二十五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当做耀眼的成绩轮番拿出来炫耀；建制派因普遍支持“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原本可以成为促进下情上达、监察施政成效的有效力量，可却自甘沦为港府的执政联盟，与既得利益集团深度捆绑，对于港府施政过于言听计从而少有独立主张，最终失去了香港多数民众支持。

再看反对派，则早已跳入了“两个凡是”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具体来说，凡是中央支持的，他们就反对；凡是中央反对的，他们就支持。究竟为什么反对，为什么支持，其中虽然鲜有考虑“怎么样才是真的对香港好”，但总能挟“民意”而令特区政府，乃至令中央。而对于香港普罗大众来说，原本应该表达更切实的诉求，却被“真普选”等政治议题所困，以为只要有了期待的“真普选”就能改变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以为只要“林郑下台”香港就能焕然一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是香港的现实。虽然改变香港原来的社会政治与利益结构才是香港得以真正再出发的大前提，但以上这些“惯性”最终导向的，不是原来结构的破冰，反而是原来结构的强化。这是骆惠宁和夏宝龙接下来治港面临的巨大挑战。

而香港之外的中央治港系统，又何尝不是在既定的体制惯性之中？至少处于一线的中联办便多年来始终是建制的一部分，对于反对派的斗争思维也并未改变过，与香港民众的沟通、联络，更是与驻港部队的“亲民”形象相去甚远，转而成了港人口中的“阿爷”。

鉴于此，中央必须在认清香港现实的前提下，批判性认识之前的治港思维和方法，尤其是认识到之前治港失误的真正和本质原因，要有放低姿态检讨和反思的勇气。虽然“体制惯性”很难短期内破除，但至少应该绷紧这根弦，避免被不自觉的“惯性”牵着走。而且对于香港各方“体制惯性”的深入认知，也能帮助中央更好地理解香港，从而避免沿用过往的“敌对思维”导致最终将香港多数推向对立面。这应该也是中央所以选择骆惠宁、夏宝龙两位和香港原来并无太多交集的政治官员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央治港团队也要切实意识到，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关头，香港问题早已不再是香港问题，《逃犯条例》这朵小浪花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海啸，其中既有偶然性，但也有某种必然性。而要理解这里的必然性，就必须跳出香港来理解香港问题，因为香港背后是中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股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所以不管香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可避免成为前沿阵地。而反修例风波的偶然发生，不过是催化剂，加速了中美两个大国、中西方两种体系的碰撞与对抗。以前和以后的香港，都处在这样的冲突前线。

因应治港体系变化的需要，以后或将会有更多人事层面的大动作，会否将港澳与台湾事务合并，打造“一国两制”领导小组这样的超级班子，也未可知。但万变不离其宗，这里的“宗”，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必须与时俱进，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如此，中央也只有带领香港走出自身结构性困局，也才有可能成为“两制”台湾方案可资参考的范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克服“体制惯性”形成的障碍，是切实且紧迫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