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富豪悄悄潜入武汉 5天内做的事惊动钟南山（组图）

汪建一直在“神人”和“骗子”之间切换。有人称他为“基因教父”，也有人骂他狂妄自大。

他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复活猛犸象、用化学手段合成任何生命、降低新生儿残缺率、彻底治愈肿瘤和多种遗传疾病……

甚至，他要求自己公司的所有员工都活到100岁。

因此，在外人看来，汪建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徒”。

但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检测公司华大基因的创始人，他也的确带动了中国基因技术的飞速进步——

将基因检测的价格拉低到千元以内、病毒基因检测的时间缩短到几天之内、参与建设并运营国家基因库……

无论外界如何质疑或赞扬，汪建评价自己只有12个字：“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贪婪懒惰。”

他的招聘原则也很简单：“贪生怕死的跟我走，玩命的一边去。”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贪生怕死的汪建，却成为了逆行者——他在大年初二赶到武汉，着手检测试剂的研发和量产。

5天的时间里，他筹建的火眼实验室投入使用，将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拉升了10倍。

一直被誉为“狂人”的汪建，成为了真正力挽狂澜的人。

汪建是个急脾气的人。

2003年，一场从广东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席卷全国。

作为中国基因领域顶级学者和企业家，汪建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

在一次广东省非典防治小组的临时会议上，他通过老同学的帮助，乔装混入现场后，向相关部门立下军令状：

“我们华大基因只要拿到病毒样本，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出结构，有了这个，你们能够立马着手疫苗研发！”

一场颇为慷慨的发言，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最终，汪建的急脾气为他赢得了机会。拿到病毒样本后的36个小时，华大破译了四株非典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华大基因无偿捐赠30万人份“SARS病毒酶联免疫试剂盒”

外人盛赞汪建上演的奇迹，但他却不以为然，“我只不过是小露了一手，让你们看看厉害”。

17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据财新网报道，早在2019年12月26日，华大基因就收到了来自武汉当地医院的“不明肺炎病例样本”，并对该病例样本的基因进行了测序。

结果显示：病毒与SARS基因序列相似性高达80%，是一种之前未有的冠状病毒。

随后，感染人数不断增多，汪建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的第2天，钟南山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肯定人传人”的信息，春节的气氛荡然无存。

当时远在深圳华大基因总部的汪建，却在沉重中，显得颇为激动——他给国家卫建委写的请战书，得到了批复。

下车不久，华大基因队伍集结完毕，汪建组织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要求所有人员迅速达成两个目标：

1、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能力，要达到每天1万人份。

2、诊断试剂生产能力，要达到每天10万人份。

确诊，在当时就是救命。

当队伍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汪建在会议上，向湖北相关部门表了态：

只要给予华大基因支持，检测能力一定在2月3日（正月初十）做到每天1万例；2月5-10日，根据需求到达10万例。

能够拥有这样的检测能力，源自于汪建筹建的“火眼”实验室。

作为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老兵，抵达武汉后，汪建向团队回顾并分享了曾经的战斗经验和细节。

他说：“此时此刻的武汉，较彼时彼刻的北京，既相似，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抵达武汉之前，武汉全市的检测能力即便满负荷运转，每天也只能检测2600例。

有人担忧，核酸检测能力不足，会成为新冠肺炎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当时的新闻中，人们总会不时发现，因为检测能力的缺失，很多患者无法得到确诊，只能返回家中隔离，因此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并导致感染人数上涨。

第一时间，在武汉市政府的帮助下，汪建立即着手建设火眼实验室，并发文倡议：

1月29日，华大基因与中交二航局对接，开始为实验室场地进行勘查和筹备工作。

1月30日，华大基因完成实验室设计，中交二航局于1月31日正式启动实验室施工，仅用5天时间，完成实验室主体施工。

2月1日晚上10点，汪建给公司所有高管开了会，在微信群里，他语速颇为急迫地说：我刚刚回了钟南山的电话。

电话里，钟南山对华大基因用混样方式做人群普筛解除恐慌的方案，给予了肯定。同时要求华大尽快设计实验方案，给出初始数据。

2月5日，火眼实验室搭建完成，开始投入使用。

随后的几天时间内，火眼实验室成为当时整个武汉，检测能力最高的地方。并同时在全国各地复制建设。

2月11日，依靠汪建等人的工作，武汉相关领导下达了“对疑似患者的核酸检测‘清零’计划”。

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确诊能力，再也不是防疫工作的障碍。

从非典到新冠，两次力挽狂澜的汪建，拥有一个颇为魔幻又传奇的人生。

1954年，汪建出生在湖南湘西。22岁考入湖南医科大学，34岁留学美国，49岁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56岁登顶珠峰，60岁身价百亿……

即便因为对未来过于美好的畅想和颇为戏谑的说辞，让很多人指责他狂妄、无知。

但他似乎能够自动屏蔽那些负面声音：“你骂我我听不见，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要你在那说我？去你妈的！”

1994年，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的汪建决定回国创业。

在技术领先的情况下，他依靠疫苗和试剂等产品，快速积累财富，并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身价千万的富豪。

那时他对自己的认知是：“四十不惑，学有所成，家中殷实，再创辉煌。”

作为曾经公费出国的留学生，他觉得“不给国家做点事，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于是他召集人手，决定参与生物医学最大难题“人类基因组计划”。

尽管只是参与1%的项目研究，没有资金、没有国家背书，跟随汪建的同学都认为他疯了。

汪建却固执坚持，他将所有财富投入测序工作中，原因是：“不做，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奋斗近一年，200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已经完成了草图。

完成这一壮举的汪建并没有停下脚步。

2001年，他领先日本科学家一个星期，完成水稻基因的测序工作，从此奠定中国在世界基因组学界的地位。

另一场关于“家蚕基因测序”的交锋中，他打败日本研究者，致使对方项目组解散，负责人做了保洁员以表谢罪。

日方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几项研究耗光了汪建所有的积蓄，华大基因面临随时解散的危机。

最为困难的时候，汪建的好朋友、地产商人王石曾要求给华大基因捐款。

他告诉汪建：“这里有几个亿，你任何一秒钟都可以把它划走。”

王石现为华大集团联席董事长

因为非典时出色的表现，汪建后来进入中科院工作。然而在2007年，汪建选择了离开，他希望能够找到一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

他想抓住基因测序技术上的第二次革命。

从北京、苏州、一路“乞讨”到深圳，他才用“50篇《自然》《科学》杂志论文”，换取到深圳市政府投资5000万的信任。

当时整个广东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此类论文仅有2篇。

2011年，国家基因库正式建成，由汪建团队代为运营和管理。

汪建介绍它时说：“它的使命就三个字：存、读、写。存湿库，万物基因都可存；存干库，将基因数字化，实现可读取。

存读写之后，生命就不再是听天由命了，就可以改变。”

这是汪建终生的梦想，“古代皇帝到最后的终极梦想是什么？炼丹，不就是长生不老么”。

在华大基因，汪建觉得永生并非不可能，“我早就将我的细胞保存好了，一旦技术突破，就能再造一个‘汪建’。”

2011年左右，汪建发起了一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

医学界称，借助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能有效降低新生儿畸形率。

当时汪建拍着胸脯对天津市有关领导说：“如果天津的聋哑学校，五到十年时间关不了一半，你可以把我关起来。”

同时，汪建也相信，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未来可以通过标志物，快速缓解肿瘤；通过大数据基因库，快速进行骨髓匹配。

2017年，在“深商大会”上，他的一席话，更是让整个科技、商业界震惊。

“未来5到10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这不是开玩笑，人造生命进展可能比人工智能还快。

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来了。”

即便这一技术的科研论文被《科学》杂志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但当时相信者寥寥无几。

最终同在深圳的任正非，给汪建定了性：“汪建是个有争议的神人，不知他说的话会不会有下一个突破呢？我们不妨宽容一些。” 

很多接触过汪建的记者，都对汪建的暴脾气印象深刻。

有记者因为提商业模式问题，被汪建中断了采访，“我最讨厌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高新技术就是一分价钱十分货，这叫造福人类。我不希望闻到商业的气味”。

有记者提问时涉及到过去，他反驳对方传统无知。在他的观念里，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生命时代，“我们要往生命时代去想”。

他质疑一切过去的东西，一切传统，渴望新时代。

甚至连知名作家许知远，都曾被汪建怼到哑口无言。

在谈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等作家时，许知远问他：“您有过痛苦吗？”

汪建答道：“痛苦个屁！”

得出这样的结论，源自于汪建苦难的童年。

1968年，汪建14岁，被下放到农村做知青。从物质丰裕的部队大院切换到饥寒交迫的农村，汪建很不适应。

最惨的时候，他饿到头晕眼花，只能吃老鼠和隔壁村的狗。

时代阴影下的伤痛记忆，刻在了汪建骨子里。即便日后求学、科研、投身产业，他最底层的人生观仍旧聚焦在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上。

也是因此，他对名和利似乎有种天然的抗拒。常年只有几件干净的换洗衣服，“我是最富的穷人，我房子是租的，没有车”。

随后众人涌上舞台拉着汪建合影，他却转身消失在舞台之下的人群中。

上市不到一年，华大基因股价最高点时，突破千亿市值，汪建随之拥有了数百亿财富。

有人前来庆贺，汪建却说：

“人要活得有点意思，天天算钱太无聊。待会你们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多年以前，汪建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汪建：1954-2074，精彩人生。

他要活到120岁。

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十分注重锻炼身体。

在深圳的办公室里，他为自己制作了一组吊环，每天做19个。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汪建常去爬，最快用时56分钟登顶。

甚至2010年，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和体力，已经56岁的他与王石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

在汪建的世界观中，过往时代兴衰的洪流皆因“科技”带来，未来也将遵循这一定律。在下一代科技趋势中，他认为：

“幸福很难量化，美丽也是见仁见智，但健康和长寿是可以量化的”，这也是他基因研究的价值所在。

2月20日，面对日本逐渐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宣布，通过华大基因和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向日本捐赠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而这一次，网友们也热烈讨论了该如何在运输包装上写诗：“樱花本同根，何用分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汪建回应道：“没来得及在外包装上写什么诗句，我想，行动也算是优美的诗句。”

鲜为人知的是，此时这个一直被商界定义为“狂人”、“顽童”，同时放荡不羁、身价百亿的老头，已经在武汉待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