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四面楚歌”言之尚早中国外交的挑战究竟是什么（组图）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其成败的基础取决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然而外交却也可化天下为棋局，在纵横捭阖之间为国家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

当下世界本就已迈入一个新的变革动荡周期，现行世界政经军事秩序愈发难以为继，工业转型、科技突破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又为变局添加太多不确定因素。自去年12月起的全球疫情，更进一步加剧变局的重组。而中美关系作为这一系列变局的核心主轴，即便仍未迎来最低点，却已经在世界各地激起回荡。

近来中国便是念及于此，方派遣高阶外交官密切奔波。

王毅杨洁篪频频外访

过去一周，一边是外长王毅于上周二（9月1日）甫由欧洲五国访问归来，便立刻先后与泰国、印尼等多国政要学者参与南海议题相关论坛，出席二十国组织（G20 ）及金砖国家（BRICS）外长视讯会议；另一边则是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继不久前访问新加坡与韩国后，再次于上周二至周五连访缅甸、西班牙与希腊。一系列紧凑的外交活动，让法国《观点》等媒体给出了“救火队员”的形容。

一定程度上，这种形容也是恰当的，中国外交工作正陷入一定困境。中美关系自是不消多提；中日关系在过去数月因疫情和港版国安法等事宜持续维持低位，而今更因日本首相更迭而面临变数；中印方面，两国自6月加勒万峡谷流血冲突后，经数轮谈判而相继撤兵，然而在班公湖这等撤无可撤之地，又再度于8月底爆发争执，两国防长上周五在俄罗斯撮合下于上海合作组织（SCO）会议期间的磋商，至少于明面上也依旧是各执一词。

9月4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左中）与印度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右中）在莫斯科出席上合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是为两国6月加勒万峡谷流血冲突以来最高级别会晤。（印度国防部）

中欧方面，疫情致使诸多常规往来搁置，面对美国对欧盟及欧洲各国的频频拉拢，王毅及杨洁篪先后访问。但欧洲舆论场固然对美国强迫欧洲站队的现况不满，却也难以与中国做到“搁置分歧”，其中捷克多位官员的对台访问及高调“亲台斥中”言论便是近来最突出的案例。

争吵与非议的另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制71年，外部环境大抵处于持续改善的状态，以至于回望两年前，无论是中日、中韩、中俄、中国与东盟、中印还是中亚，都整体向好，台海问题已是当时仅存的难题。然而近两年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世界兴起剧烈动荡，不仅令中美结构矛盾加速迸发，也令中国整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其中最直接的表征就是各国面临“选边站”的困境而难以抉择，譬如华为的5G。

面对此情此景，中外舆论多有评述，不乏认为中国外交近来“战狼式”的作风正激起负面效果，欧美及印太各国正相继对中国表示不满，愈发联动采取遏制性的应对措施，甚至不乏有人以“四面楚歌”的状态形容中国外交之现时处境。

但何谓“战狼外交”？20年前中国是全球第18大经济体，自是可以“韬光养晦”，今天这诺大的中国又如何遮掩自己？而当美国频频发难，中国若不做反击，岂不是沦为任人宰割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也并没有面临所谓“四面楚歌”的状态。

以中欧关系为例，王毅的欧洲行固是少不了争吵和非议，欧洲政治人士出于政治正确考量，不可能对香港、台湾、新疆问题保持沉默，但中欧双方也在拿捏这些话题在中欧关系中的占比，确保其不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以至于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产业低碳化和气候治理等具体问题，以及“不脱钩”、“巩固多边主义”、 “维护中欧大局”等大方向上达成关键共识。

现实已经说明中欧分歧很难消弭，现实也说明中欧合作不可能中断。既不能过于乐观地看待合作，也不能悲观地无限放大分歧。在争吵中前行，在非议中合作，大抵是中欧关系的本色。

↓↓↓↓↓王毅访欧期间，欧洲媒体密切聚焦于报道当地就香港和新疆问题抗议的人群

这种判断实则放诸其他问题上亦皆准——人们尝言“默克尔亲华”，其本意是指默克尔长期主张与中国合作，但究竟是“默克尔如是，所以德国如是，乃至欧洲如是”，抑或是“欧洲需要如是，所以德国如是，乃至默克尔如是”？即将卸任的安倍晋三又何尝不是如此？与其说是“安倍过去数年的转变致使中日关系回温”，不如说是“中日关系有需回温，所以才有了安倍的转变”。念及至此，无论是菅义伟、石破茂还是岸田文雄接任首相，都不会改变这种大局。

归根结柢，在国际政治中，表象与实质之分，短暂跌宕和关键转折之别，都有需抱持宏观视野，评估整体走势，做出准确辨别。而这个整体走势，简言之就是旧有政经秩序愈发难以应对世界的变革。这既包括国与国的关系，也包括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间的互动方式。不过在这一系列变革之中，对中国外交而言，最具体的、最紧急的工作还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跌宕的主因

面对中美关系的跌宕，人们首先要明白其之所以如是的主因。这既因美国惯于“美国第一”已有四代人之久，对有可能代替自己领先地位的新兴国家向来抱有敌意；也因美国大选临近，选举政治持续影响美国外交；亦因中国迥异于西方的文明体系；更是因为，美国自己也正经历严重的内部危机，致使国家不稳而躁动。

特朗普反常规的混乱政策，既是源于其个人因素，更是美国长期政经社会问题的“病征”。图为2016年4月，特朗普在取得美国共和党党内初选关键胜利后于纽约发表演讲。（Getty）

数十年来，美国在其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一众“走出去”的企业家在赚得盆满钵满后却多变成“全球资本家”，未能形成国际与国内的双循环，财富愈发向少数与美国社会脱节的人集中，产业空心化一再恶化，昔日作为美国乃至世界政经主心骨的强大工业能力不再，仅余靠借贷支撑的消费力，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大多美国人都负债累累，稍有疫情等危机袭来便是滔天骇浪。在此过程中，基建破旧、教育医疗等众多社会资源配备失调、种族矛盾混杂着阶级鸿沟屡屡爆发、民粹与仇恨被野心家刻意挑拨，政见差异和人性私欲一再以党争的方式显现，乃至由内政影响外交，在特朗普时期全面外溢，造就了美国与各国和各多边组织的冲突。

对此，中国必须巩固两国国内的稳定性力量。对美国两党在大选季的种种“中国牌”，中国既需以反制划下红线，也需保持克制和冷静，一不鼓噪国内反美民意，二不与美国激进势力陷入相互对抗的陷阱。反而要善用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寻求和扩大与美国的共识。纵使中国终难改变美国这一阶段的不安和冲动，也不能为本就即将失控的列车踩油门。

此外，中国更要联合各国的稳定性力量，协力应对当下和各项长期危机，为了长治久安而对接宏观规划，从根本上巩固顺应时势、相互交融的国际关系网。

中国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近来屡屡发表关乎中美关系及中国外交的讲话和文章，内容针砭时弊，颇为全面深刻。（Getty）

“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

正如资深外交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所说，“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欧俄日澳东盟等“普遍不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到导致世界发生大分化的地步”，所以中美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得到第三方力量的认可。

这也是中美相继派遣高官访问欧洲的理由。只不过美国采取的方式是一面发起扭曲中国形象的舆论战，一面要求各国站队；中国则一面被动应对舆论博弈，一面主动将自身利益与第三方力量相融。

这很明显是一场当今之世的“合纵连横”。只不过在今天相互交织的现实下，无论是“中国输”还是“美国输”，都会是一场世界的灾难。当美国执政者不这样看待时，中国就更须有此认知。中国要做到真正的“广交朋友”，尽己所能地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衔接在一起，巩固两国及各国间“相生”的力量。

必须补充的还是那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愈是外部环境波涛汹涌，中国便更要处乱不惊地推动国内经济、治理、补短板等多方面工作，只有夯实“打”的本钱，才能为“谈”创造空间。外交内政兼备，才能做到“得道者多助”，亦是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乃至中国整体发展，提供和平稳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