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特斯拉在华发展“困境”与破局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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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华绿地投资中，特斯拉绝对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同汇路168号D203A的工厂是特斯拉首座美国本土以外的超级工厂。该厂主要负责生产特斯拉Tesla Model 3、Tesla Model Y。截至2021年1月，工厂年产能为25万辆，并计划增加至45万辆。由于造型前卫，价格亲民，契合年轻人的审美，去年特斯拉在中国销售了近15万辆电动汽车，占该公司全球销量的约30%。

由于涉及智能驾驶和地形环境数据的收集，特斯拉收集的大量车辆运行环境、人体行为模式数据以及道路数据的庞大数据流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这些数据一方面是用于自动驾驶分析决策，另一方面成为智能汽车厂商进行服务匹配和拓展商业创新的资源”。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特斯拉在中国拥有数据中心，但每天仍有大量数据需传送至美国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些数据是特斯拉的“富矿”，如果深度挖掘，那在商业上会极富价值。但如果用于安全领域，那将违反中国安全法律并构成对消费者侵权。

作为全球顶尖的新能源车企，特斯拉亦难以摆脱产品所涉“国家安全”的困扰。数据在为客户带来便捷的同时，国际关系的“主权刚性”却依然存在。产品没有国界，但国家安全有“边界”。比如，华为、字节跳动、谷歌等企业都难以回避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国传输所带来的争议。美国政府自去年8月起持续到年底的与TikTok的拉锯诉讼，其核心议题就是双方力图明辨并处理网络数据安全，弄清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TikTok姓“中”，美国联邦政府担心中国安全部门会利用“数据”跟踪敏感人物的行踪，获取生物和社会特征，并以相应信息为“杠杆”进行情报收集。

在工业4.0的环境下，数据成为最大、最密集的流动要素，也是企业价值和竞争力核心所在。由于安全与发展的压力，国家在产业上往往奉行“现实主义”。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在试图推动某一领域的商业化和编织产业链之际，会有意忽略产业的“安全外部性”。当产业形成一定规模，产生“集群效应”之际，国家转而担忧产业要素可能构成政治安全危害。特斯拉一度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标杆”，一度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以及双向直接投资成果的重要标志。但是，一旦数据的商用形成规模且中美关系走向强竞争弱合作，那美资背景的特斯拉带来的不安全感就会在看似偶然的事件上“浮出水面”。

今年中国“两会”上，关于智能汽车数据安全的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业内呼吁智能汽车，尤其是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的高等级智能自动驾驶汽车要加快落实相关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应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尤其在软件代码安全检测和监管上，软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需要事先规范确保产业安全、健康稳定发展。这种政治信号，特斯拉高层当然能够感觉到，只是身处特定的市场竞争以及中美权力结构中，特斯拉所能解释的和所能做的永远满足不了政策的需求侧，平抑不了国家的“不安全感”。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媒体也感受到了中国民众对特斯拉的质疑与不信任。特斯拉拥有面部识别、指纹识别、语音识别、身份认证，以及常用地图路线记忆、操控习惯记忆等特殊功能。3月23日有美国媒体称，特斯拉公司利用车内摄像头记录和传输乘客视频影像，从而开发其自动驾驶技术的做法，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泄露的担忧。从技术角度讲，只要涉及人工智能，就少不了先进的图片处理技术和传输技术，自然地人们会担忧数据商业用途后面的个体隐私问题。这相当于硬币的两个面，通常，人不大可能同时看清楚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你仔细看着顺光一面时，背光那一面肯定有部分“阴影”。

如果中美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在网络数据安全领域的冲突或许会减少。就像“民主和平论”所言，如果国家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当然这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网络地缘下，安全观念以及安全格局容易被颠覆。企业在贡献税收之际要单独实现对网络数据安全的治理，就需要额外的费用，付出额外的成本。但即使企业努力，也不见得国家行为体就一定对企业的治理动机“放心”，以“善意”理解企业的行为。在冲突的环境下，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都倾向于否定、忽视和非法化竞争行为体所有可能带来“威胁”的符号。比如，尽管TikTok在新加坡单独进行了数据备份并严格遵守美国的法律，但美国政府依然会对TikTok进行制裁和限制。在竞争性国家关系中，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以及对对手实力增长和可能采取“恶意”行为的恐惧，使得国家行为体表现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不足为奇。

中国出现对特斯拉的密集质疑，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的“进攻性”政策。此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3日罕见地公布拜登政府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视为“威胁”。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外交政策讲话，将对抗中国视为八大外交优先事项之一，指出美中关系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指南”把中国视为“新威胁”，并写道：“我们必须应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权力分配格局中，中国正迅速变得更加独断。中国是有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对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唯一竞争对手。”可以说，拜登政府深化了特朗普对华的竞争定位，走向更加系统地组织力量，力图实现对中国发展的“预防性遏制”。

目前，中美关系的冲突面已经完全被激化，美国连续两届政治精英明确提出要防范和遏制中国，并做了广泛的战略调整和盟友动员。中美在阿拉斯加的交锋释放了两国“政治不信任”的明确信号。中国的疫苗外交、“一带一路”以及对伊朗签署千亿美元级的投资、在重要航道上的建设，都被美国政治精英视为是一种“地缘扩张”。众多的中国行动被美国视为是对自身霸权和区域主导权的挑战。美国要同中国在可能积累优势和国际领导力的项目上展开竞争。在这种背景下，要使中国国民对特斯拉表现出十足的“善意”与“好感”，比较难。

汽车工业是中国工业经济的重要领域。电力的广泛使用是汽车动力技术的革命。笔者认为未来汽车会成为一个先进的技术集成体，集安全、娱乐、艺术、人机融合、信息智能、高可靠性于一身，它会是人类忠实的大型智能动力网络机器人，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朋友。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融合国家政策支持、金融资本支持、高教技术支持、企业自主性四大力量，才能创造全球一流的车企。特斯拉进入中国，迅速地成为行业内的标杆，其市场占有率以及强大的盈利能力和工业化、自动化、模块化、全球化生产，一时成为中国车企学习、模仿、赶超的对象。从这一角度看，特斯拉为中国汽车工业是做出过贡献的。

中国政府在应对特斯拉上显然也不会采取“激进”的进攻态势，只能不断地将安全篱笆筑牢，主动预防，形成主动安全网络。比如，减少敏感人物或群体在敏感地段区间内特斯拉汽车的使用和准入。而要“根除”智能汽车带来的安全挑战，中国还要发展独立的汽车智能配件商业网络，安全的信息和数据港，否则，减少了物理上的特斯拉使用，还有车载芯片和车载电脑软件等忧虑；除此外，还有对高性能卫星侦听监视的忧虑。只有推动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治理，使特斯拉遵守中国法律，融入中国即将展开的数据跨国传输安全立法与规范进程，形成新的以用户数据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服务规范与协议，特斯拉才能在中国市场上更加行稳致远，中国客户也更能便捷地享受特斯拉这一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如果数据处理模式难以满足中国民众的隐私与国家对安全的需要，那相应的诉讼甚至制裁或不可避免。

由此看，特斯拉问题本质是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的“政商关系”问题。只不过，特斯拉需要技术准备以及在中美两国的政治协调技巧去化解现阶段中国的“安全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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