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躺平和内卷反映的中国社会问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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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90后和00后遇到难题似乎不奇怪，但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代年轻人要承受这个发展代价，躺平和内卷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

每个网络热词的出现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绪做支撑。“躺平”和“内卷”流行中国舆论，反映的是以90和00代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对自身境遇的不满乃至绝望，进而采取一种逃避竞争的消极的人生哲学。这种对当下和未来的不满和绝望，虽然看似只表现在部分青年身上，然而，能让一个国家的青年群体失去对人生的热情与上进，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的情况，就不仅仅是青年的问题，实际也是社会出了问题，严重点说，是社会出现了危机。

“内卷”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意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这个词在2017年末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但它的流行，则在最近两年，尤其今年随着“躺平”一词的出现，“内卷”也不再局限为网络和青年之间讨论的话题，而成为一个全民话题。人们对“内卷”有多种说法，一般指内部的过度竞争或恶性竞争，通过压榨自己，来获取相对别人的微小优势，但这个词更准确的含义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可以描述为“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以及“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躺平”则相对于“内卷”而言，它的意思是指放弃靠拼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换言之，由于“内卷”的过度竞争导致一些人身心疲惫，索性就降低生活目标，以一种失败者的面目退出竞争。因此，它代表的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这两个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它们成为中国一些90后乃至00后常挂嘴边的词。

90后尤其00后是在物质相对富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受过良好教育，比其父辈视野广阔。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天然就存在的，所以也更自信。按理，这群青年对当下，对工作和生活，对未来，理应更积极乐观有为，而现在处于内卷状态，生出躺平情绪，就需要从社会去寻找原因。因为如果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这样，可以认为是这个别或少数人的原因，但若它得到一个群体多数的共鸣，则必然是社会出了问题。

躺平和内卷，一个为果，一个是因，故首要搞清90后和00后这两代人为什么会出现内卷。一个企业压榨年轻人，要他们实行“996”工作制，可以说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存在严重竞争，而年轻人若不喜欢“996”，但为了在企业内部获得相对于其他员工的竞争优势，甚至明知“996”也不能改善自己在公司的处境，只是为了在老板看来自己不是那个最差的员工，也只能加班加点，那么肯定表明就业市场的严峻，因为员工明白若不按企业要求去做，很可能被解雇，抛入劳动力市场。换言之，行业竞争的激烈和就业市场的饱和，让90后和00后不得不通过极度竞争来保住自己在企业的饭碗，而这种竞争只是在一个量的层面上的重复，并不能有效提升竞争者自己的职业能力，因此在竞争者看来，它是消极和无意义的。

其实，对90后和00后们来说，企业内部的竞争压力、职业上升空间的狭窄和就业难，只是他们从迈入职场和社会的那刻起，遭遇的一个方面，前面还有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他们都无法掌控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

一是高房价。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房价经历了一个让人心跳的上涨，尤其在一线城市，以年轻人的收入，要么望房兴叹，要么背负着沉重的房贷。高房价对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小城的青年尤其残酷。有统计显示，中国城市每个家庭至少平均拥有一套房产，但这对多数感觉内卷的青年没有意义，因为这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青年多来自小城，小城虽有舒适的家，可是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职业空间狭窄，而在大城市就业首先面临的就是高房价问题，他们不可能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因为那是父母的房子，即使卖掉，也买不起一线城市的房子，两地的房价天差地别。

二是高生育成本。无论是立业在先还是成家在后，或者相反，只要结婚就有一个生儿育女的问题，除非不要孩子，但丁克族在年轻人中毕竟不多，大部分丁克家庭也是因为生育成本高而不想生小孩。高生育成本虽然和高房价也有关系，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他成本特别是教育也是一笔不少的负担。在竞争激烈的时代，每个人都想给小孩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而优质教育是需要财力才支撑得起的。养育孩子也有时间成本，影响职业发展，如果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只能请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带小孩，这都是生育成本，特别是后者，有时要放弃职业发展。

三是社会对90后和00后所能提供的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职业上升空间的狭窄和就业难本身就预示着机会减少，但除此外，社会所能提供给他们的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之门也不是很多。类似他们父辈曾经借助高考从而改变自身处境的状况早已一去不返，虽然社会的开放看似给了年轻人无数机会，让他们可以过想过的生活，然而，每种机会都是有门槛的，都已经被他们的前辈占据了。后来者不能够轻易进入，不像他们的父辈处在野蛮生长的时代，虽然那时没有规则，可是只要有想法敢行动，就有机会改变命运，但现在这样的机会大大减少。

尽管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出现问题，在西方也曾出现过“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今天中国的90后和00后们遇到这些难题似乎不奇怪，然而，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代年轻人要承受这个发展代价，躺平和内卷的后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尤其中国当局必须思考的。如果说，西方“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时候，那么今天中国青年的内卷和躺平实际也是在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乃至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是否会导致社会出现危机，或者它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表现，值得探讨。

中国的高房价、高物价、高生育成本、青年就业难、低社会机会——总之一句话高生存成本，以致年轻人不得不从事高强度、无意义的竞争来确保自己的职场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40年在改革开放名义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在40年里把西方资本主义在二、三百年走过的路都走了一遍，将后者二、三百年的发展浓缩在40年内，本身就会导致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从这个角度看，它似乎是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与体制、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无关。然而中国的情况在于改革开放的前提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发展近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然发展过程，亦即不是发展自身所需，它虽然含有让百姓富起来的目的，可它的直接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执政党的统治正当性问题。

由于前30年中国经历了历史罕见的贫困、死亡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崩溃，再不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执政党的治理就岌岌可危，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这就使当局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就其本质而言）只破不立，即凡是有利于破除旧体制促进经济发展的都可以，包括道德和环境的破坏，劳工权利的牺牲，在改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规范市场应有的秩序。

以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例，在改开早中期，这一政策在刺激人们的发财欲望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先富政策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务实选择，毕竟中国人口众多，同时让所有人富裕起来做不到，然而该政策的要害在于，什么人才有“资格”先富起来。因此它落实到现实层面，必定是那些有权力、有资源或者接近权力的阶层。事实也是如此，为了解决当时臃肿的干部安置特别是官二代、红二代的出路问题，当局有意让一部分官员和红二代让出官位进入先富阶层作为补偿。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没有受过教育或所受教育不多但有“野心”敢闯的平民借助该政策而取得第一桶金，因为那时市场到处是机会，只要敢干，是能够出人头地的。这样，先富政策必以社会的两级分化作为代价——中国的贫富分化和财富分化就从改开之初开始形成，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因为掌控财富的阶层就在政府内部或者是与政府有关联的人，他们没有动力和机制去改变这种资产和财富分配的格局。

人们看到，为了做大经济蛋糕，官方一面鼓励和扶植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少文件是如此），另一面也严格限制劳工权利，不准劳工组建自己的组织（执政党不允许建立独立工会还有其他原因，在此不论）。这种政治介入导致雇佣劳动在和资本博弈时天然处于弱势，没有实力去争取包括工资在内的有利处境，从而加重了贫富分化的程度。相对劳动，资本总是稀缺的，重视资本几乎是各国的政策。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工能够以团体和组织的力量同资本博弈，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待遇。而在中国，劳工只能以个体力量出现，除非个体的劳工有特殊才能，否则在劳资谈判中只能落败，任由资方打压。这种情况于今没有本质改变。在互联网企业的“996”式工作机制中，员工只能“自愿”接受这种工作安排，这是该行业产生内卷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以独独90后和00后这两代人对贫富分化有强烈的内卷感受？这就不能不提所谓的代际矛盾。以90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和包括他们父辈在内的前代相比，在分享社会财富方面，存在着财富鸿沟的代际矛盾。90后之前的几代，从50后到80后，虽然在每个代际内部也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然而作为代际整体还是在改革开放中获益的，即使80后群体，也赶上改革开放财富盛宴的末班车，但当90后以独立的个体身份进入社会后，他们基本没有受益，相反，还是社会高成本的承担者。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前代就不要承担高房价和高物价等后果，而是这些前代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有能力对冲这个社会成本，但90后和00后没有这个财力。原因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揭示，它和当局的发展政策有关。

在释放人的致富欲望上，当局是做得比较彻底的，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在经济高速发展、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成本和代价也在快速积累和增长。问题在于，每一代都不想来承受这个代价，都想把这个代价往后移，留给下代。当局因为政绩合法性的需要，也不想刺破财富增长的泡沫，甚至为了赢得短期的政绩而进一步加码。以房价为例，高房价和货币超发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房价平均每平米5000元就觉得高得不得了，以后几年上一个台阶，从1万到2万，再到3万、4万、5万，直到刺破6万，大家以为这个财富盛宴随着经济发展会永远传递下去。官方也要刺激经济，制造一种财富幻觉让民众满足，而刺激经济需要宽松货币政策，因此，房地产作为不动产和财富的象征就充当了超发货币的蓄水池，房价也就节节攀升。

当局当然清楚击鼓传花式的房价上涨游戏不可能永远玩下去，总有尽头，但它就是不能被刺破，因为随着每轮房价的上涨，参与财富泡沫游戏的人越来越多，一旦刺破泡沫，房价剧烈下跌，不但很多人的财富将清零，风险也势必会蔓延到银行等金融部门，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官方这几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调控房价，在过去经济不景气时，甚至直接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担忧的就是房价突然破裂，社会将一地鸡毛，冲击稳定。

但房价上涨超过某个临界点带来的风险也越大，必定要有人来承受这个代价。目前正接近这个临界点，官方从2016年起就强行用行政手段将一路狂涨的房价按住，直到现在，虽然二手房价确实有所下降，可新房的价格还在缓步小涨，原因一是官方还在为经济注入货币，二是官方只想让房价不再上涨，而不是让房价大幅下跌。恰恰这几年也正是90后们大量进入职场的时候。或许这只是一个时间巧合，但也许经过精心算计，总之，90后们正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于是，90后和00后同他们的前辈就形成了一种代际矛盾和冲突。后者曾经经历生活的艰辛，但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这种内卷和躺平情绪，无法理解年轻人对资本和所谓自由市场体制的不满和仇恨。因为他们虽然也遭遇过不公，有过贫困，但至少他们那时还有希望和机会，可这些年轻人两者都没有。90后们也难以理解他们的前辈，甚至仅仅比他们大几岁，就无须努力工作，靠房租就能过上比他们舒适得多的生活。他们把这归罪于机会的不公和资本家的黑心，认为凭什么前辈得到很多，到自己就一无所有。很多90后可能并不知道这背后的制度因素或者不愿去追究，宁愿把气出在资本家的不善上。

对当局而言，90后们没有将内卷的原因指向自己，并不值得庆幸。因为过度竞争等内卷现象的出现，也反映中国就业结构的不合理，而就业结构的不合理又呈现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90后和00后的内卷现象，主要发生在科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主力军多为大学以上学历的年轻人。而在劳动密集性产业就业的年轻人，则以农民工为主。这些年来，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的蓝领工人工资提高得很快，说明蓝领工人短缺，而互联网行业盛行“996”工作制，某种程度上说明它的员工过剩，至少是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过剩。低端产业的工人短缺，高端产业的工人过剩，显示的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即低端产业占有经济结构的比例很高，就业供不应求，高端产业所占比例低，就业供过于求。这个现象说明中国这些年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不是很成功。

中国青年的内卷现象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内卷现象。根据麦肯锡公司《202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中国目前有50%的家庭可支配年收入达14万至30万元人民币，跻身较富裕家庭行列。就内卷化的90后们而言，他们多数属于这个50%的家庭，亦即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因此，这个问题也变成年轻中产阶层的内卷化。青年在任何一国都是希望。90后们再过十多年将是社会的中坚，00后们也普遍进入社会。当他们现在因残酷竞争而感到内卷并决定退出竞争以躺平方式降低生活目标时，未来对中国会发生什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对当局尤为不利的是，造成内卷的过度竞争本应通过产业转型、扩大高端产业比重来解决，因为高端产业占比高能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但中美对抗加大了中国产业的转型难度，甚至会蔓延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鉴于中国的低端产品主要供出口，而美欧是中国的出口大户，一旦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必然会波及到出口，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倒闭，从而造成这一行业的工人大量失业。届时高端和低端产业如果同时或连续出现失业潮，无疑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解决年轻人的内卷现象还可以通过创业。中国确实在前些年出现过一波年轻人的创业潮，但最后多数创业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今的创业门槛高，容易遭受已有行业龙头企业、包括平台企业的挤压。这或许也是政府去年对平台企业发动反垄断的原因之一。

在“躺平”和“内卷”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后，官方对两者采取了不同态度，有意割裂它们的内在联系，批评前者为消极的人生观，对后者则引导舆论去批评资本和资本家，让90后们把不满和怨气发泄在提倡“996”工作时间的马云们身上。资本当然有责任，但官方不敢扶持工人组建独立工会，也不愿官方工会介入劳资双方的谈判，帮助劳方争取权益，无力去纠正失衡的分配政策，因此只能把政策错误诿过于马云们。

对处于内卷状态的年轻人，当他们无法把矛头指向当局，就只能指向资本，从而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反资本、反自由市场的“性格”，将“躺平”和“内卷”视为资本和自由市场的过错，甚至用激烈的民族主义去对抗资本和市场。这无疑对中国未来自由市场体制的构建非常不利，但至少在目前，官方是乐于看到这点的。然而，官方若为短期利益把火引向资本，激发大众的民族主义之怒，而不去解决造成“躺平”和“内卷”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最终有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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