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跨国公司处于政治弱势地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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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综合实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参与、融入东道国政治与社会的能力上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直接投资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两国互有攻防。这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名义下的冲突，而是两大经济强国系统性的冲突与竞争折射。从特朗普执政开始，美国加大对中国在美跨国公司以及增量投资的审查，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不信任导致冲突向中国跨国公司蔓延。美国政府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跨国公司的政治弱势地位。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中国本土成长起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这些带有中国式“政商关系”符号与文化的企业，通过投资融入到美国政治、商业、社会体系中，但日渐庞大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带来企业在美国社会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现有业务，提高盈利能力，加强全球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学习先进技术，获取管理专业知识等。由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对东道国“政治”有一定的回避心态。中国企业家在美参与政治不积极，“外来者劣势”使中企没有过多的资源和渠道介入美国复杂的政治。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敛”使众多企业家尤其尊重东道国主权，并与东道国政府仅维持业务层面的“政商关系”。 事实上，由于认知以及实力，中企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市场开拓，实现在激烈竞争中生存。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企业会从事窃密、“工业间谍”等违反美国宪法和国家安全的活动，部分政治精英认为中国跨国公司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特洛伊木马”。《2021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是一种普通的商业行为体，自负盈亏，承受疫情带来的经营风险和市场的不确定；发展方向主要受中国母公司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并不明显。中企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盈利能力，加强风险管理，保障运营稳定性等。

事实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是年盈利低于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高于1亿美元利润的企业比值较少。作为一种跨国经济体，中国企业自然要接受美国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为应对政府政策可能的风险，中企须持续投资以应对美国法律和合规性挑战。以疫情后美国政府政策产生的风险为例，涉中企经营风险集中体现在签证方面、高额关税、贸易制裁、政府倡导的“买美国货，雇美国人”、CFIUS审查、出口管制、“外国公司担责法案”、美国政府不断指控中国企业“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等。在疫情下，中企不得不面对社会兴起的反华/反亚裔民族主义情绪，而随疫情加剧，这一趋势有扩大的迹象。

由于制度距离以及中美两国法律冲突，中国企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消极评价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企业在美经营的主要因素包含复杂的中美关系、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舆论对中资公司接受度低、美国诉讼和合规风险高、税务负担重、外汇风险高等。由于中国企业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较低的企业政治参与使中国企业大部分只能被动地接受美国政治及社会带来的风险，这导致企业经济损失或受消极影响。部分中国企业对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反应能力存在不满，但是中国企业缺少表达不满的渠道。

由于中美关系紧张，大部分中国企业都经历了联邦与州政府监管机构的调查，这些调查集中在税收、CFIUS审查、信息安全、出口管制、反洗钱、知识产权、反垄断等领域。事实上，中国公司较少参与到美国政府的立法听证、规范制定等过程，部分企业持观望态度，部分企业认为参与不会带来改变。即使参与一些社会问卷调查，中国企业的积极性都不高。在需要陈述立场的问卷中，很多企业选择中立，认为中国企业在特定事务上并不具有发言权。部分中国企业对中美关系走向持消极态度，并表现出无力感。

中国企业与美国联邦或地方政府的关系大部分表现在商业礼仪上。比如，在2015年7月，针对福耀在俄亥俄州开设新工厂，莫瑞恩市市长、联邦众议员、州议院的参议员、众议员等各界人士参加了庆祝福耀代顿工厂生产的首片汽车挡风玻璃下线并收藏于当地博物馆的庆典仪式。莫瑞恩市市政厅投票通过决议，将福耀美国工厂所在路段改为“福耀大道”，向为当地经济带来繁荣的福耀致敬。福耀的投资带来了中美经济双赢。部分实力强劲的企业，如TikTok，针对美国政府一系列的攻击和安全指控，采取了包括政治游说、政治谈判、交易、司法起诉在内的所有手段，最终依赖美国的司法判决以及拜登政府的政策放松获得了在美继续经营的资格。但总体看，像字节跳动这种财力雄厚的企业，融入美国政治并坚定维护企业权益的公司属于少数，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受到美国政府威胁之际，要不选择妥协要不选择隐忍，甚至撤离在美的投资。作为普通的经济体，政治上的弱势，使它们总体竞争力弱化，并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中国企业不同于美国企业。中国美国商会在系列年度报告中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提出建议与批评，并公开声明要监督这一过程。与美国本土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明显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与行动，更多地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体。从联邦层面看，中企较少参与政治捐款、政治游说，总体上的政治弱势地位削弱了中企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中企在受到国家安全审查之际，较少雇佣专业游说力量去影响或改变政府决策或参与到政策的博弈中。政治上的弱势决定了中国企业尽管在投资总量上不断增长，但企业的影响力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状态。

在州层面上，客观讲，各州对中国直接投资普遍持欢迎态度。中国直接投资遍布于各州众议院选区和州议会选区之中，这涉及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执政党更替带来州政党对中国投资企业态度的改变。通常，或许基于“政绩”需要，选区议员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越是重量级议员越能影响甚至左右具体投资命运。诸多案例表明，一些个体做出某种哪怕无根据的预判即可影响中国投资的走向。

中国通向全球化的道路中，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伙伴。但事实上，中国企业综合实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参与、融入东道国政治与社会的能力上，中国企业总体缺乏与美国政治精英博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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