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美国必须打赢这场芯片大战（图）

联邦政府已启动了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私营部门的最大涉足，决意扭转美国在世界尖端半导体生产方面的衰落地位。

这只是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采取的更大、更强有力做法的一部分。这条路上充满了希望，但也充满了风险。总的来说，政府试图改善私营部门运作的记录不佳，尤其是在像半导体这样的复杂行业，挑战是巨大的。

尽管如此，就连许多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派似乎也认识到，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完美的结果，这在人们记忆里是第一次。

芯片就排在不完美结果清单的前面。美国科学家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发明了芯片的关键器件晶体管。我们曾在半导体器件尺寸迅速变小、功能变得更强大的几十年时间里主导着半导体的设计和生产。

后来，亚洲的公司，尤其是台湾的公司进入了这个领域，美国开始输给廉价的劳动力、强大的地方政府支持，以及更好的企业管理。更糟的是，美国今天不生产任何性能最高的芯片；这种芯片中的92%在距离中国大陆只有160公里的台湾积体电路（简称台积电）生产。（其余的在韩国生产。）

这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如果中国控制了台湾，切断了我们的芯片供应的话，那会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类似于失去来自中东主要生产国的石油进口，或更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国会通过了《CHIPS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将提供520亿美元用于制造设施投资，以及更多的研发。

这项法案带来的部分结果是，全球最大的高端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已在凤凰城破土动工建设一家大型工厂，并宣布将把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到400亿美元；英特尔宣布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外投资200亿美元建工厂的计划；美光正在纽约州锡拉丘兹建设一座晶圆厂（也就是芯片工厂）；格芯正在纽约州和佛蒙特州扩张；三星正考虑在得克萨斯州建11家工厂。

虽然这些都很好，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这些新设施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台积电凤凰城工厂的产量仅占公司总产量的不到百分之十。另一方面，台积电历来坚持在台湾生产最尖端的芯片，这至少部分是为了确保美国将保护台湾不受大陆侵犯，尽管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保持战略模糊。

我们真正能与亚洲竞争的能力仍不确定。台积电在最近提交给商务部的一份文件中抱怨，凤凰城工厂的造价将远高于在台湾建设同类工厂的造价（其中部分原因是监管要求），未来的工资成本也高得多，但生产率将比在台湾的低，施工延误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且在美国要交更高的税。

在一个播客采访中，台积电现年91岁的创始人张忠谋承认，在美国建厂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他同时把美国在半导体方面的努力称为“浪费且昂贵的徒劳”。张忠谋在中国出生，他的职业生涯是在美国开始的。他指出，台积电在俄勒冈州一个较小的厂已存在25年了，该工厂生产的芯片成本比台湾高50%。

欧洲正在推出自己的一套芯片补贴政策，亚洲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本国半导体制造商提供补贴。结果是一种财政上的军备竞赛。

美国对产业政策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乔治·华盛顿为了强调国内生产的重要性，在其第一个就职典礼上穿了用美国编织的宽幅布制作的套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主张通过关税和贸易限制来鼓励国内的产业。

在那之后的230年里，我们在产业政策上既有成功的例子（比如伊利运河和州际公路等交通设施），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我们为保住制造业就业所做的几乎全部努力）。

失败的例子包括芯片。1987年，联邦政府出于对日本在半导体行业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的担忧，成立了旨在恢复美国在该领域实力的、公私合营的美国联盟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联邦政府在之后十年里花了10亿美元，在阻止美国市场份额下降、工作岗位流失上取得了暂时（研究强调的是“暂时”）的成功，但保住一个工作岗位每年的代价约为2.9万美元，与该行业当时的平均年薪2.7万美元大致相当。

我曾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手下担任汽车行业工作组的负责人，看到了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和风险。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试图保护旧的、低效的工厂，或创造没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我们坚持要求企业制定可行性计划，作为得到政府资助的条件，但把具体的经营留给了企业。

所以我相信政府可以推行产业政策，但我们需要为这种努力设置牢固的护栏。

最成功的政府干预措施通常涉及研发，例如国防部为创建互联网提供的资金，以及政府为研发新冠疫苗启动的神速行动紧急项目。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CHIPS与科学法案》将1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半导体研发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