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与俄罗斯的命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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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俄罗斯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国家地位、角色、权威因俄乌战争而被大大消耗，与西方的对立和对抗也处于彼得大帝以来最为激烈的时刻。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在俄罗斯，一切都可能转化成政治工具。俄罗斯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强的工具，最大的帝国……俄罗斯人民为了缔造俄罗斯国家作出了伟大的牺牲，洒下了多少鲜血；可是，自己在广袤无垠的国家里却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在西方和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是与俄罗斯人民格格不入的，但是，俄罗斯人民顺从地致力于建立他们对之漠然置之的帝国主义。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灵魂的秘密正在于此。——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

俄罗斯的长期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信奉后帝国思维，即视苏联加盟共和国均为主权平等的主体，而不是俄罗斯的领地。——《孤独的帝国》

俄乌战争已经改变了俄罗斯的国家命运。这场战争不但可以被视为冷战的延续，而且可能重置二战后的秩序。俄罗斯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国家地位、角色、权威因这场战争而被大大消耗，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也处于彼得大帝以来最为激烈的时刻。目前俄罗斯几乎在西方没有一个朋友和伙伴。集结起来的欧洲和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空前的制裁，这是18世纪俄罗斯介入欧洲国际体系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空前孤立状态。东斯拉夫文明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战争不仅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决裂，也对俄罗斯周边地缘政治空间造成了重大的冲击。普京上任以来20多年的战略积累和尝试被“重置”，普京主义的治国战略被证明不能让俄罗斯强大起来，回归或者重建帝国的努力恰恰为帝国敲响了丧钟，俄乌战争有可能加速俄罗斯的大转型，构建起后帝国的政治秩序。

一

一战之后，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出版了《俄罗斯的命运》，对俄罗斯的国家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他在开篇即提出：“世界大战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觉问题。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有必要、有责任揭开俄罗斯之谜，理解俄罗斯的理念，确定它在世界上的任务和地位。”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的进程已经触发了俄罗斯人重新思考“俄罗斯的命运”这一命题。俄罗斯学者特列宁认为，俄罗斯联邦1.0版可能结束了，他希望俄罗斯联邦2.0能具备这样的特征：一个更加可行和自立的经济体系，更加独立和稳固的财政，更牢固的科技基础，更公平的社会契约，对公民更加负责的政治制度，服务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精英阶层，不依靠核武器和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与全球日益崛起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紧密合作的外交政策，并最终为与西欧和北美的新关系找到令人满意的基础。当然，这是特列宁的期待，至于俄罗斯的命运如何，现在还没有清晰轮廓，但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的命运因这次战争而发生逆转，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根基发生动摇。

俄罗斯的命运和普京总统的命运因这次战争而可能分离。普京治理俄罗斯已经20多年了，虽然那句“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并非普京总统的原创，但给俄罗斯人民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普京与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契约。俄乌战争是普京实现强大的俄罗斯的尝试，但这一赌注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战争进行了快一年，俄军取胜的前景渺茫。特列宁认为，俄乌战争的影响已经超过了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和20世纪的日俄战争，而越来越接近于一战。一战对俄罗斯的命运来说是重大的转折，战败、投降、内战，沙皇帝国就此终结。

普京在过去20多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建立了斯大林之后最具个人色彩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体系最终的结果将是普京个人权力与俄罗斯国家治理的隔阂越来越大。美国媒体发表的关于普京为什么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的调查报道，揭示了普京权力体系与俄罗斯国家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在政府尤其是高层进行讨论，普京的意志和观念“绑架”了俄罗斯国家战略，对外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但普京的决策近乎儿戏，一直拒绝承认这是战争，而是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公开战争的目标，而是坚称一切尽在“计划”之中。俄乌战争本身是普京权力体系与俄罗斯国家战略之间的一次剧烈对抗和冲突，将决定普京的命运，进而会影响到俄罗斯国家的命运。

普京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在过去20多年中，普京以战术性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越来越脱离俄罗斯真实地位和真实世界的个人的封闭世界，战术性胜利的累积居然导致了战略性失败，这不能不说是普京命运的转折。不容否认，普京具有战术性的精明，这或许与他克格勃的经历有关系，能够抓住局部的战术性时机，赢得具有爆炸性效应的胜利，从打击寡头、强化能源武器一直到对外的多次用兵，普京的每次战术性胜利也造成了潜在的成本和损失，就像太阳底下的阴影一样，比如占领和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让普京的政治人气爆棚，但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回过头来看，2014年普京突然下令占领和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已经是普京战术性操作的巅峰之作，胜败之间的转换往往在一夜之间，过犹不及，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不过是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甚至导致崩盘。

普京主义的核心是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尊严，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荣耀与普京个人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基于对俄罗斯历史，尤其是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帝国扩张历史的解读，普京的战略中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因素。历史权利、历史领土，这一观念与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掺杂在一起，俄罗斯的“神圣权利”和大国地位可以通过恢复和重建历史上的领土以及影响得以实现。从2011年普京宣布再次竞选总统以来，现代化这一概念基本从普京的话语中下架了，强化军事力量，尤其是以核力量来强化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近乎成为普京的“习惯”。俄罗斯的杀手锏更加聚焦于核武器、能源。俄罗斯的国家权力处于“畸变”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俄罗斯的权力基础不是增强了，而是变得更加脆弱，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与俄罗斯脆弱的权力结构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而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在叙利亚用兵以及对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强制性政策，的确形成了对普京的“恐惧”，恐惧本身也是权力的来源。基于对普京以及俄罗斯的“恐惧感”，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也得以维持。

俄乌战争于普京而言是一个分水岭，甚至可以说，这场战争首先是普京与泽连斯基之间的意志力对决，也是二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角色与地位的转换。泽连斯基曾经是演总统的演员，他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表现甚至比任何剧本所能想象的更精彩。普京对泽连斯基的“误判”可能是最大的败笔。普京自认为对乌克兰问题颇为了解，对泽连斯基当然也是充满鄙视，在过去20年中，普京操控乌克兰政局未必称得上顺手，但也算得上成功。乌克兰的总统也难以对抗普京，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的战术突袭的成功，或许大大影响了普京对乌克兰以及泽连斯基的判断。正如有学者评估的，“很难找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贯的战略。其战略是神秘期望、历史和地缘政治焦虑、战略权利感、直觉和战术灵活性的奇特混合。普京的方式反映了更普遍意义上打造其外交政策的两个世界的矛盾影响。一方面，克里姆林宫以历史必然性来设想乌克兰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发展不断地告诫它这样的幻想脱离了真实情况。”

普京在20多年的治国历程中所形成的风格以及取得的成功，最终制造了一个以普京为唯一的权力体系。看似强大和坚硬的权力体系事实上陷入了极度僵化之中。俄乌战争的进程几乎每一步都与普京的预想截然相反，足以反映出普京体系已经远离了现实世界，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

二

谈论国家的命运需要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下，只有在更长时段中才能看出命运的转换，或者说周期性的变化。国家的兴衰成败是常态，如同潮起潮落一样。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可能如特列宁所说的那样，可以类比一战。

首先，俄乌战争的确结束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尤其是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换个角度看，俄乌战争可能是冷战的终结之战，或者可以将俄乌战争看作冷战的延长，甚至可以说，俄乌战争让冷战变成了“热战”。冷战开始于马歇尔计划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深层次原因在于苏联和美国在中欧地区划分权力边界。中欧一直处于冷战前沿，冷战以一种所谓无战后协议的方式结束。俄乌战争如果是冷战的延续和总结的话，那意味着俄罗斯在二战后获得并在冷战期间得以维持的“胜利成果”将被大大改变。二战后苏联是战胜国，而冷战这场长期对抗让俄罗斯成为失败者。二战之后以及冷战期间，苏联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大国，确立了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大国地位，而普京念念不忘的是苏联深入中欧腹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历史荣光。而在俄乌战争之后的秩序安排中，俄罗斯在二战后取得的大国地位恐怕会被重置，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以及俄罗斯在安理会中的角色。基于俄乌战争是“长冷战”的一部分的判断，俄乌战争将意味着继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衰落的通道上继续下滑。在普京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俄罗斯的衰落之势得以扭转，彼时，普京担心俄罗斯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或许要进入第二个衰落通道，战后秩序以及和平协议将在法律意义上规定俄罗斯的地位和角色，俄罗斯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将大大缩水，这从乌克兰呼吁将俄罗斯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可见一斑。

其次，俄罗斯历史性地在欧洲几乎没有朋友和伙伴，这是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从没面对过的困境。彼得一世将俄罗斯带入欧洲体系，获得了欧洲国家的身份。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俄罗斯不仅干预欧洲事务，也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在克里米亚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俄罗斯在欧洲也有盟国，冷战期间更是占据中欧大部分地区。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在欧洲不但没有了同盟国，连个帮俄罗斯说话的国家都没有了。法国、德国从一开始的犹豫，到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欧盟与北约签署协议，合力打败俄罗斯，从中可以看到，不但大西洋共同体被激活，欧盟也被赋予了反俄的重任。欧盟的范围事实上已经超过了“欧洲”的范畴，乌克兰已经申请加入欧盟，这意味着俄乌战争不但让俄乌边界变成了欧俄边界，也基本将俄罗斯从欧洲踢出去了，俄罗斯的“欧洲身份”遇到了300年来最大的挑战，如特列宁所说的，这是俄罗斯外交的“脆断”。欧洲能源市场的“去俄化”比预想的还要快，俄罗斯的能源杀手锏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反冲，而重新武装的欧盟否定了普京所认定的“西方衰落”，俄乌战争将冷战期间的西方激活并扩大，西方的“集体霸权”回归，多极化受挫，甚至逆转，即便多极化还在持续，俄罗斯是否成为理所当然的一极，也是一个问题。战事不顺，俄罗斯越来越将北约和西方作为敌人，以此进行“卫国”政治动员，这一举措的结果是让欧盟将俄乌战争当成了自己的战争，帮助乌克兰，就等于帮助自己，甚至像乌克兰人说的，乌克兰人在帮助欧洲对抗俄罗斯。

最后，俄乌战争是东斯拉夫的“内战”。俄乌之间的历史复杂，但俄罗斯一直将乌克兰视为自己的“小弟”，普京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历史的执念，视俄罗斯为东斯拉夫文明正统。俄乌战争造成的结果不仅是俄乌两个国家的对立，更是东斯拉夫文明或者基辅罗斯正统的竞争甚至是异位。经此一战，乌克兰浴火重生，一个现代乌克兰国家从废墟中成长起来。普京一直否认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合法性，但这场战争之后，被认为“不存在的”国家已经被制造出来，而且以对俄罗斯的仇恨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国家神话”是一场致命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俄罗斯面临的“千年变局”。

三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依然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灵魂被辽阔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俄罗斯被巨大的空间奴役，这是俄罗斯国家的悖论。广阔领土空间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但巨大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尤其是如同黑洞一样的西伯利亚荒原。为了控制广阔的空间，就要建立强大的国家，尤其是中央集权体制。为此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国家权力机器控制和吸纳了大量人口，俄罗斯人的宿命似乎是不断以有限的人口去“服侍”无边的领土。普京的战略中将恢复前苏联空间作为主要目标，这其实也是被俄罗斯巨大的空间所“俘获”了。所谓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引起扩张，未必是合理的解释，而是因为俄罗斯有巨大的领土空间，但又无力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系，通过扩张来遮蔽治理难题，由此导致俄罗斯的领土边界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

首先，俄罗斯的领土空间即便已经大为缩水，依然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难题没有解决。普京从第三任总统开始，国内治理让位于对外争胜。俄罗斯自视为欧洲国家，欧洲部分也是俄罗斯的财富、人口和权力中心，但是，恰恰在欧洲方向，俄罗斯遭遇了历史性挫败。向东发展已成为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然而，俄罗斯有很难实现从欧洲向亚洲的转向。与19世纪俄罗斯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快速扩张时期相比，亚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罗斯如果向东发展，将不得不改变和调整心态，融入亚洲，也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

其次，俄乌战争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逻辑，地缘空间已经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涵义。俄罗斯在领土空间上是世界大国，但在地缘经济、科技空间中，俄罗斯又是小国，俄罗斯引以为豪的军事能力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打回了原形。在多重地缘空间形成的复合世界中，俄罗斯还处于单一空间，这是俄乌战争所折射出的巨大的反差，超大领土空间的俄罗斯在其他空间中是弱者，甚至没有进入其他空间。对能源、核武器的过度依赖，不但导致俄罗斯的国家实力结构畸形，而且导致它丧失了与复合空间建立联通关系的机会。世界已经改变，但俄罗斯依然“刻舟求剑”地看待这个世界。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俄罗斯面对的欧洲和西方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远远将俄罗斯甩在了后面。

最后，俄罗斯在世界上能够、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俄乌战争之后会是重构。普京设想和痴迷的世界大国地位恐怕已经成为幻影。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对俄罗斯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他希望俄罗斯民族能够进入世界循环之中，这不仅需要打破封闭的地方主义、斯拉夫主义的自我满足，更重要的是要顺应世界的变化。俄乌战争其实也是俄罗斯掉入了自我认知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如果不能弥合这种差距，难免会陷入四面受敌的窘境。俄乌战争能否让俄罗斯重新进入“世界循环”，这是关乎俄罗斯命运的大问题。从别尔嘉耶夫到特列宁，“俄罗斯的命运”这一命题依然鲜活，无奈与期许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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