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面临肥胖危机，超重人口或将超过美国（组图）

“在中国文化中，他们喜欢小孩子长得胖乎乎的，”悉尼营养师陈莉莎（Lisa Chen）说。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饥荒和贫困，她说父母传统上用食物来宠爱孩子这种方式表现出他们对孩子有多关心。

这种情况被认为是这个超级大国的肥胖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肥胖率不断上升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发展尤为迅速，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美国人口中近70%的人超重。但很快中国可能就会赶上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园黄严忠教授说。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大学的数据，中国超重与肥胖儿童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三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预计到2030年时这个比例将超过60%。

超重的孩子往往在成年后变成超重或肥胖的人，使他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更高。

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超过一半的中国成年人已经超重，政府预算有因为医疗费用增加而吃紧的风险。

尽管中国使用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在体重分类上比澳大利亚稍微严格，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已经是全世界超重或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中国，BMI指数超过24被视为“超重”，超过28则被认为是“肥胖”。但在澳大利亚，超重与肥胖的BMI临界值分别为25和30。

曾在广东生活的陈莉莎女士表示，这种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饮食文化与锻炼文化需要大幅改善，而且动作要快。

肥胖问题的根源

黄教授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他称为“迫在眉睫的肥胖危机”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干农活的人越来越少，意味着燃烧的卡路里也越来越少，”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他表示，中国的统计数据“真的很吓人”，“在短短五六年内”，这个国家超重人口的比例就将与美国不相上下。

随着伏案工作的人口在增长，人们的收入也在增长，肉类、精制谷物和加工食品的消费明显增加。

肥胖症在中国比在其他亚洲国家更为普遍，陈莉莎强调说，中国的商业文化和社会饮食文化是一个关键因素。

她说，中国的餐馆通常为家庭经营，经常使用过量的油和调味品，导致食品热量更高一些。

快餐市场也飞速发展，在短短八年内翻了一番。

陈莉莎说，这并不奇怪，因为“996”的职场文化意味着便利和送餐已经成为饮食市场的主流。

“食用不健康食物是提高他们能量水平的一种比较快的方法，或者让他们——暂时——感觉好一点。”

黄教授赞对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导致“压力性进食”（stress eating）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并补充说，肥胖问题可能因中国后新冠时代的经济放缓而加剧，导致一些人选择廉价、不健康的饮食。

饥荒的持久影响

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从前出现饥荒的遭遇可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一项研究表明，中国过去的食物短缺实际上导致了代谢和表观遗传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后代的肥胖风险产生影响，并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高热量饮食，”黄教授说。

但是，他补充说，这个假设“很难最终证明”，需要更多的研究。

尽管如此，对前一代人来说，营养不良的经历仍然挥之不去。

“即使是现在，我看上了岁数的中国患者时，他们说自己不会考虑自己吃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从前一直在挨饿，”陈莉莎说。

“他们只是想感觉愉悦一点。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努力说服他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健康。"

她说，在澳大利亚，肥胖与较低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收入有关，而在中国，肥胖在有钱人当中更为常见，他们有钱胡吃海塞。

受到当地饮食的影响，肥胖率也有区域性的差异。

黄教授说，一般来说，中国北方人的饮食传统上以富含热量的小麦类食物为主，比如面条、包子和饺子。

他说，由于蔬菜、大米和海鲜的广泛流行，人们认为许多南方的食物更加健康。

与肥胖斗争

致力于减重的私人减肥训练营越来越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大约有1000家这样的机构。

据法新社的报道 ，这些措施通常包括严格的日常锻炼方案以及对零食的严格管控。

但这些训练营也引发了争议。去年，网红“翠花要逆袭”在参加某减肥训练营的活动时死亡。参加减肥训练营的活动是其减肥100多公斤计划的部分内容。

黄教授说，许多训练营在没有适当的监管或合格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运作，可能会造成更多伤害。

他说，随着胰妥赞（Ozempic）这样的糖尿病治疗药物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民众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药物途径减重。

这种药去年在中国的销量翻了一番，目前占全球总销量的5%。

“尽管使用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也应该得到考虑，”教授补充道。

政府管控

今年六月，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运动，在学校食堂中推荐较为健康的食物，并鼓励雇主支持员工进行健身。

中小学生每天必须从事两个小时的体育活动。

官媒援引专家的话称，“年轻人是时候对糖果、蛋糕和烧烤的诱惑说不了啦”。

但这么做会改变现状吗？

“执行是关键，”黄教授说。

“与此同时，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考虑征收糖税，严格控制学校内的垃圾食品，以及培训更多的肥胖管理专业人士。”

鉴于不健康包装食品的盛行，陈莉莎建议有关部门实施升糖指数（GI）标签标示法和澳大利亚那样的健康星级评定系统。

她支持呼吁提供更多受过正规培训的专业人士的做法。她指出，在她的家乡汕头，这座550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营养师。

“即使在医院里也没有营养师，”她说。

陈莉莎女士强调，鉴于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二型糖尿病遗传风险更高，糖尿病指导尤为重要。

她说，在中国通常很少见的一对一的营养师咨询，可以极大地纠正健康方面的错误信息。

“互联网和微信上有太多误导性的信息，”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