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终于落网！别再放过那些伪善的“养父母”（组图）

3月21日，广州警方证实，牵涉多起拐卖儿童案（即“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梅姨”近期已被抓获。

“梅姨”原名谢某某，目前对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已被广州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消息一出，舆论轰动。此前，“梅姨”一直是个“传说”，只存在于人贩子的口述中，其姓名、长相几乎是一片空白。

网络上甚至曾因此引发争论，有人怀疑这个角色是虚构的。直到今日被捕，这个长期游走在阴影里的嫌犯才被法律真正锁定。

那些人间罪恶，也即将迎来最终的裁决。不过，“梅姨”虽然落网，但仍有一个核心问题悬而未决。

01 申军良寻子15年：家破人亡的悲剧

2005年1月4日，在广州增城，正在上班的申军良接到妻子电话：1岁的儿子聪聪在屋内被强行抢走了！

随后，申军良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寻亲路。他走遍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张贴了几万份寻人启事。

在这期间，他的妻子因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为了找孩子，申军良变卖了老家房产，最后负债累累。

2016年，5名嫌犯被抓获；直到2020年，聪聪才被找到。此时，距离孩子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

申军良跑网约车时，会在车上贴满寻亲启事（图/“钱江晚报”公众号）

在2003年至2005年间，广州及周边地区共有9名男童先后失踪。据人贩子张维平供述，这些孩子都是通过“梅姨”贩卖的。

2017年，警方曾公布“梅姨”模拟画像。通报称其约65岁，讲粤语和客家话，长期在增城、韶关等地活动。

然而直到落网，媒体才发现“梅姨”的真实样貌与模拟画像相似度不到30%。

她极其谨慎，从不示身份证，与人同居也总是“住两天就走”，不留任何照片。

令人慰藉的是，2024年案中9个孩子已全部找到，主犯张维平、周容平也已于去年被执行死刑。

02 “灰色中介”的伪装：没有买家就没有“梅姨”

“梅姨”的角色在拐卖链条中较为特殊。她不是直接动手的人贩子，而是连接买家与卖家的中间人。

人贩子拐了孩子后通过她找买家。据供述，每交易一名儿童，“梅姨”大约从中抽取1000元作为“介绍费”。

有律师分析称，“梅姨”可能在心理上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帮家庭找孩子。

“梅姨案”中部分被拐的孩子（图/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摄）

这种“灰色中介”的存在，前提是庞大买方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往往重惩“拐卖者”，对“买家”的处罚却相对较轻。

以余华英案为例，余华英被判死刑，但中间人因年龄过大未受实质惩处。这种对比常让公众感到“意难平”。

03 买拐是否应同罪？法理与现实的博弈

关于“买拐同罪”的讨论近些年从未停止。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明确了“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的原则。但在现实中，该罪的最高刑期仅为三年。

通过对400份判决书的梳理发现，大部分买方刑罚在一年以内，且七成以上适用了缓刑。

社会认知中，买方常被宽容地称为“养父母”。甚至有寻亲成功的案例中，孩子因不愿指责养父母，反被自媒体诟病为“忘恩负义”。

罗翔教授曾指出，买卖枪支、假币皆是同罪同罚。唯独在买卖人口上，法律平衡似乎出现了断裂，这在法理逻辑上很难自洽。

图/图虫创意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认为，轻判买方有利于拆散其与拐卖者的“攻守同盟”，更有助于被拐儿童的顺利解救。

而且现实情况极其复杂。一些买方确实对孩子有“养育之恩”，这种情感羁绊让严厉追责变得困难。

04 铲除罪恶土壤：必须正视“需求端”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无论动机如何，罪恶的源头就是买方。

没有买方需求，就不会有“梅姨”这种职业中介，人口贩卖生意也就无法成立。

时隔16年，“梅姨案”被拐儿童终与亲人团圆（图/“南方日报”公众号）

法律人士解释，只要参与了拐卖链条的任何一环，均属于共同犯罪。由于“卖方”多已依法严惩，现阶段的关键转到了“买方”。

这一群体既隐蔽又庞大，是罪恶得以存在的土壤。如果不能从源头清理“需求”，抓了一个“梅姨”，恐怕还会有无数个“梅姨”出现。

“买拐同罪”不仅是法律技术的调整，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场深度正视。只有在法律与情感之间划出清晰边界，拐卖罪恶才可能彻底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