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党支持率约30%：算法会让韩森（Pauline Hanson）失去新选民吗？

社交媒体和政治的讨论，往往把焦点放在选民身上。人们常说，算法让澳洲人变得更加激进，把他们推入回音室，远离主要政党。

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数百万人已离开两大传统政党体系，其中不少人转而支持一国党。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几乎没人预料到的是，算法对政治人物本身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

信息流会向政治人物撒谎。对于那些不深入了解线上平台如何运作的人，这种误判最终可能葬送他们的政治生涯。

算法把选民中最投入、最常上线的那部分人展示给政治人物，再把他们包装成更庞大的支持基础，或更大的威胁。

一个不懂得看向屏幕之外的政治人物，很容易把屏幕当成完整民意地图。澳洲政坛如今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有人靠这套误读建立事业，也有人因此断送事业。

韩森手上握有现代以来小党获得的最大机会。图片来源：Ross Swanborough

Craig Kelly是最早的案例之一。疫情期间，他在Facebook上的互动量惊人，触达规模令绝大多数议员望尘莫及。

Kelly认定自己已经凝聚起一场政治运动；到了2022年联邦大选，选票却显示，那只是一群无法扩展成一个联邦选区的线上受众。

Gerard Rennick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他被忠实的网络追随者说服，以为自己拥有全国性的选民基础。2025年的投票结果证明并非如此。

参议员Alex Antic十分熟悉信息流的表达方式。他的政治主张围绕什么内容能在线上获得传播而调整：框架是外来的，敌人是外来的，词汇也是外来的。

这样做确实能换来互动，却从未证明他在既有支持者之外拥有广泛的选举吸引力；在南澳，这个既有基本盘本来就很小。

接下来是Jacinta Nampijinpa Price。2025年联邦大选前，她认定澳洲人正在等待一种MAGA式政治品牌。若网上提及她的内容就是全部证据，这样的判断确实说得通。

（图片来源：网络）

联盟党随后全力跟进。Peter Dutton把类似Musk式政府效率的事务组合交给Price，作为澳洲版DOGE；Price还在一次竞选记者会上站在Dutton身旁，宣布要让澳洲再次伟大。

网络上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但在现实选民中，这个品牌却令人反感——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在线发布政治观点。2025年5月，联盟党拥抱外来文化战争政治，遭到选民猛烈拒绝，创下该党历史上最差的结果之一。

同样的模式反复出现。算法让政治人物误以为，最狂热的支持者能够代表更广泛的澳洲选民。他们其实只是最响亮的一群。接下来，轮到韩森面对这个问题，而这也是迄今最关键的一次。

2025年联邦大选时，一国党取得全国6.4%的首选票。这是它原有的基础：意识形态立场坚定、文化议题保守，而且高度活跃于网络。该党的世界观，也正好贴合右翼信息流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

但如今一国党的民调支持率约为30%。这不是原有运动壮大，而是另一批选民来到党门前。当前支持者中，约五分之四在18个月前还不是一国党支持者。

（图片来源：网络）

他们来自联盟党和工党，主要分布在外郊区、地区和房贷地带，也包括那些收入十年来一直倒退的选民。这些人只是暂时把选票投给韩森，并没有真正把选票交到她手里。

研究显示，他们转向一国党的原因是生活成本、住房、低工资，以及认为政治阶层已经不再为自己这样的人服务。

线上文化战争并不是推动他们转向的因素。最初那6%支持者的意识形态执着，并非大多数新支持者的关注重点；许多人甚至几乎不知道这些议题的存在。

韩森似乎作出了相反判断：她把那6%的声音，当成了30%的共同立场。

一国党党内还有另一重风险。参议员Malcolm Roberts是全国最活跃于网络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发布什么内容，几乎完全取决于信息流会奖励什么。

在一国党内部，算法不只会扭曲党魁对支持者的判断，还在不断塑造该党的意识形态基调。

（图片来源：网络）

每一个强硬立场都会得到掌声，因为鼓掌的正是原有基本盘。于是，该党进一步靠向右翼民粹主义，持续迎合自己看得见的那群人，而不是已经聚集起来的选民。

数据已经显现出这样做的代价。除了两个群体——韩森自己的支持者，以及一部分联盟党选民——她在所有选民群体中的净满意度都在下降。

恰恰是那些带来这波支持率上升的转投者，对她的评价正在恶化。这些人原本希望看到一名关注自身物质处境的挑战者，如今越来越常看到的，却是一个只关注原有基本盘不满情绪的政治人物。

政治上限并不一定由丑闻或崩溃造成，也可能源于一个政党不断对新支持者自说自话。那些租客手上没有租约。他们已经转向过一次，也能再次转向：投给独立候选人、重建后的联盟党。

如果工党能兑现住房承诺，也可能转回工党。一国党每花一周迎合算法、而非回应房贷地带的诉求，就越可能促成这些选民离开。

（图片来源：网络）

更深层的障碍来自制度本身。澳洲选举制度对信息流驱动政治的惩罚性尤其强。强制投票会把不参与政治的中间选民带到投票站，而这些人并不生活在线上。

偏好投票也意味着，一个政党不可能只靠支持者的狂热赢得席位；它还必须让那些永远不会喜欢它的选民觉得可以接受。互动指标衡量的，恰恰是这种“可接受性”的反面：挑衅。

总体而言，选民仍有纠偏能力。无论信息流向他们推送什么，他们最终都会围绕租金、房贷、工资和服务作出选择。

困在算法中的政治人物却没有这样的锚点。对他们来说，信息流同时充当焦点小组、民调和酒吧测试，而这三者全都错了。

Kelly和Rennick已经在投票箱前发现了这一点，Price则在2025年5月发现了这一点。

韩森目前握有现代以来小党获得的最大机会，却可能成为下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她借来的选票，来自算法永远不会让她看见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