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香港反修例乱局中的两类人（组图）

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的街头混乱已持续三个月之久，到今天仍没有落幕的迹象。客观分析，维持这场乱局的有两类人，一类是相对理性，但对港府和社会有不满情绪的普通示威者，另一类是所谓的暴力“勇武派”，他们以青年人为主，通过不断在街头制造暴力，来发泄内心的负面情绪，并以此吸引社会的关注，给港府施加压力，以达到他们所谓的政治诉求。

大多数香港人还是能够理性的面对问题。（AP）

第一类相对理性和平的游行参与者，尽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勇武派”存在和激进化的社会基础，他们的“不割席”乃至过度容忍，让那些少数的“勇武派”有恃无恐，持续诉诸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但他们在本质上与“勇武派”有明显不同。就像9月3日港澳办发言人所说的，“香港大多数市民包括许多年轻的学生，他们是参与和平游行集会，他们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诉求，他们与那些触犯法律、实施暴力犯罪、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游行示威参与者只是在行使《基本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合法权利，总体上是信奉“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支持“一国两制”，希望国家和香港好的。

他们之所以走上街头，除了历史造就的“避难者心理”、对内地的意识形态认知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多年累积的怨气、怒气使然。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主要是香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深层次矛盾重重，尤其是经济民生的结构性困局，早已是燃眉之急，常年得不到有效舒缓。为了表达不满和心中的怨气，他们才一次次走上街头，但他们内心深处是信奉法治和“一国两制”，并不认可暴力、港独。至于为何他们迟迟不肯与少数激进示威者“割席”，主要是觉得自己提出的各种诉求在既有的框架下难以看到解决的希望，故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同情“勇武派”所作所为，以及在“违法达义”和“不割席”的政治正确氛围下不愿大胆站出来。

但所谓的“勇武派”则与大多数相对理性的游行民众完全不同，他们已经深陷个人负面情绪和意识形态偏见难以自拔，加之被少数政治幕后人利用，充满情绪化，一再造成暴力升级和形势恶化。虽然他们打出的旗帜看似是为香港好，但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他们早已被幕后人操控，并陷入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之中，沦为政治和人性的牺牲品。

“勇武派”是在香港特殊的互联网生态和政治生态上产生的，他们的行动模式通常是这样的：少数人通过社交网络制造舆论，然后形成封闭排他的小范围互联网单一政治生态，在连登、TELEGRAM等互联网平台形成小圈子串联，集体约定行动，领取特定人士提供的资金和装备，先装成普通市民参加游行活动，依托游行合理化其行为并欺骗民意支持，他们在游行一开始并不积极露面而是养精蓄锐，待游行队伍散场后开始聚集，等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就进行街头暴力。

暴力分子施暴，是一种乌合之众式的集体无意识。（新华社）

以上行动模式值得分析的有三点，一是匿名的互联网特色。香港互联网发展为“勇武派”的行动提供很多便利，特别是在匿名的网上环境中。政治有心人可以匿名利用互联网裹挟舆论，引导舆论，以此挑起少数“勇武派”的不满情绪，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对抗警察和港府。“勇武派”在匿名的状态下，也更容易变得激进。这种互联网生态比较像2013年之前内地未实行实名制时的状况，那些公共意见领袖非常容易借助个人影响和网络设定议题，引导舆论，况且香港没有本土互联网社交软件，使用的都是西方互联网社交平台，更容易被各方幕后人利用。

二是这些“勇武派”容易陷入乌合之众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其内心的阴暗面容易在集体亢奋中发泄出来。观察“勇武派”的暴力特点不难发现，他们的暴力行动多是在人多势众的集体亢奋状态下产生的，通常有一个人施暴，其他人都会像饿鬼抢食一般一拥而上，但在人少的时候，他们并“不敢”为所欲为。这很符合勒庞所说的从众心理——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勇武派”很容易在集体亢奋中失去自我意识，不自觉的追随群体行为，一起施暴。特别是在蒙面的状态下，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使得追责困难，更进一步放大了他们的胆量，这就好像匿名打网络游戏一样，在和警察的对抗以及街头暴力中获得心理的发泄与满足。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目前曝出的一些“勇武派”被捕后的胆怯、懦弱、慌张甚至痛哭流涕看出，当他们是具体的个人尤其是单独面对警察时表现得很怂，不敢有太激烈的行为，但倘若有游行群众作为背景，同时又有成百上千个勇武派聚集在一起，他们就迅速变得激进暴力。

三是勇武派被乱港力量如黎智英和外部势力利用，并获得后者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任何社会混乱都少不了幕后力量的支持，香港勇武派能支持3个多月之久，其幕后自然有特定力量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黎智英控制的《苹果日报》倾向支持香港乱局，大家都看在眼里；美国驻港外交人员与香港反对派会面，也都已被媒体报道出来。如此，有互联网的便利串联，有乌合之众式的“勇武派”想要发泄情绪，再加上幕后力量的物质支持，才让暴力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