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澳洲投资暴跌“几乎归零” 投资者加速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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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淡的双边关系影响了贸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投资者正迅速弃澳大利亚而去。一份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下降近70%，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毕马威（KPMG）和悉尼大学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企业2021年在澳大利亚投资7.78亿澳元，而2020年为25亿澳元。

在2008年的巅峰时期，北京迫切需要自然资源来提振经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撒出了大约162亿美元（以2008年的汇率为191亿澳元），这是去年的24倍。

去年的交易数量几乎减半，从2020年的20宗降至11宗。与收购铁矿石和锂矿相关的四笔交易占了去年中国投资流入总额的大部分。

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一直在暴跌，但去年的结果让一直关注这一趋势的专家感到震惊。

该报告的合著者、悉尼大学中国商业和管理教授杭智科教授（Hans Hendrischke）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部（ABC News）采访时表示：“这种下降现在已经到了从中国来的投资几乎归零或很少的程度。”

尽管澳大利亚新政府取得了外交突破，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专家们表示，中国投资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为什么投资陡降？

近年来，中国投资者一直面临着双重打击，一方面是国内对资本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

2016年，出于对过度负债、不当投资和资本外逃的担忧，中国政府开始限制资本外流。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更严格的申请程序降低了潜在中国买家的兴趣。

杭智科教授表示，当前的地缘政治氛围是另一个障碍。

“美国是以非常强烈的方式，以及[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现在都在审查中国投资，寻找它们与中国对某些资产的控制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冲突，澳大利亚也是其中一员，”他说。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就是一个例子。特恩布尔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其参与5G移动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政治气氛浓厚，但悉尼大学国际商业讲师李薇表示，中国投资者仍在持有手中的澳大利亚资产。

“我还没有看到中国企业撤出在澳投资的大趋势，”李薇博士说。

传统上，中国公司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测试市场”。他们通过在澳大利亚投资获得“西方经验”，然后扩展到其他类似的经济体。

分析人士认为，来自中国的巨额外资流失意味着澳大利亚企业可能会错过未来的机会，包括进入中国国内市场。

2007年至2021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向澳大利亚投资了总计1580亿澳元，包括投资或收购矿业和能源公司、基础设施、风力涡轮机和一家乳制品加工企业。

据报道，去年苏州中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Suzhou CATH Energy Technologies）向锂矿勘探公司AVZ Minerals投资了3.18亿澳元，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的巴尔莫勒尔铁矿公司（Balmoral Iron）被中信集团（CITIC）以1.87亿澳元收购。

2017年，中国矿业集团兖煤（Yancoal）收购了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的煤炭资产Coal & Allied，包括猎人谷的索利山（Mount Thorley）和沃克沃斯（Warkworth）矿场。

过去十年中，中国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两家最大的能源公司。

2011年，澳大利亚能源公司（Energy Australia）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出售给中电集团（China Light and Power Company），而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国库部长的斯科特·莫里森批准了将Alinta Energy出售给中国公司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交易。

在基础设施方面，2015年，中国岚桥集团（Landbridge）以超过5亿澳元的价格获得了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2014年，一家中国支持的财团以17.5亿澳元成功竞标了世界最大煤炭港口纽卡斯尔港98年的租约。

然而，这两笔交易都受到了政界人士和国家安全专家的批评。

2021年关于外资拥有农业土地和水资源政府报告的内容显示，中国企业也是这些领域的大股东。

目前，澳大利亚14.1%的农业用地为外资所有，而中国是最大的外资所有者（占2.3%）。

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水资源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加拿大和美国，拥有6040亿升（占澳大利亚用水总量的1.5%）。

澳大利亚约11%的水资源为外资所有。

地缘政治紧张中的战略转变

在中国政府于本世纪初启动的“走出去”的战略之下，中国企业得到鼓励，大举赴海外投资。

这旨在确保获得自然资源和知识产权，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起初，这是非常严重倾向于资源密集型的投资。像中国对澳大利亚这样国家的很多投资都在寻求获得铁矿石和煤炭等资源之上。”

“但最近，这已远离了这些投资目标，更多地转向了技术等方面。”

杭智科教授对此表示了赞同。他说，在采矿热之后，当中国国营的企业获得足够多的资产后，他们转向了医疗保健、农业企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但最近，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白热化，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兴趣从更大的收购转向了更为安全的资产。

在过去两年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总投资针对的是商业房地产。

“从长远来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将对澳大利亚带来影响。”

该报告还发现，中国公司正在涌向欧洲和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国家。去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增长了四分之一。

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UNSW Canberra）的高级讲师皮查蒙·约范同（Pichamon Yeophantong）说：“正如我们一直在辩论如何从中国市场转向更为多元化市场之际，中国在这方面已开始从澳大利亚转向更为多元化的投资。”

尽管发生了全球新冠疫情，中国继续以稳定的速度展开海外投资进程。

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9.2%，达到2080亿澳元。

2020年，在全球投资度下降之际，中国政府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总投资支出达2205亿澳元。

经济学家却注意到官方和非官方数字间的巨大差异。这些非官方数字来自于如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机构（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伯格先生说：“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种可能性是，投资者正试图掩盖投资资金的来源。通过避税天堂，他们可以洗去其他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担忧。”

“或者这是一种中国企业和高净值个人也许试图把他们的资金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可能性。 这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将带来一个重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围绕其金融部门的担忧。”

习近平主席的“共同富裕”政策近年来也引发了对财富再分配的担忧，特别是在科技和金融领域。

伯格先生指出，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2020年第九大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来源地，而香港在整体上则排在第11位。

数字显示各国在澳投资比例和排名。(Supplied)

为什么中国被指责在贫困国家制造“债务陷阱”？

中国官方数据还显示，去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的投资增加了14%，达到286亿澳元。

该倡议旨在连接各大洲超过65个国家的贸易，其焦点关注在基础设施匮乏的发展中国家。

这也被广泛地认为是北京行使软实力的工具。

但是，中国贷款条件的不透明和贫困国家惊人的债务水平引发了对“债务陷阱外交”的猜测。

这一猜想认为，当一个国家违约或不断靠再借贷来偿还贷款时，中国政府将具有占有优势的杠杆作用，可以要求债务国作出让步，或提供其他好处以换取债务减免。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未偿还外债中的份额急剧增加，”资产管理公司英杰华投资公司（Aviva Investors）的卡门·阿尔滕基希（Carmen Altenkirch）说。

“这反映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希望获得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以及中国实体机构的贷款意愿。”

然而，阿尔滕基希女士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当局积极试图让某些国家陷入过多的债务。

中国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拒绝了关于中国正在使用“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他说债务国需要中国的贷款，因为这提供了长期的经济利益。

他曾在4月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债务问题比较复杂......应该精心找出办法来解决，缓解‘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问题，避免具有不良动机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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